几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每份菜的分量都超级大，以至于我一个人吃饭根本不敢点主菜，一份前菜加上餐厅免费的面包就能把我撑个够呛。然而刚从餐厅出来，在寒风中我就看见几个流浪汉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瞬间让我想起一个数据：波士顿的传教山社区(有麻省综合和布莱根这样全球顶尖大医院的社区)，结核病患者比例和婴幼儿死亡率都高于古巴。我跟一个美国的同事说，你们国家只要把每盘菜的分量减掉1/3，把省下来的成本捐给穷人，就能同时解决肥胖和贫穷两大社会问题。正饱受肥胖之苦的同事无奈地耸耸肩。
不是没钱，只是有钱不给穷人花，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诚如杜工部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技术的飞速发展，把社会整体生产率提得再高，也无非是再多生产一些注定要臭掉的酒肉，该冻死的照样冻死。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仍然随处可见的贫穷，显然不是一个生产问题，而是一个分配问题。
The War On Normal People 图片来源：MPD
在Andrew Yang的新书《The War On Normal People》中，他首先用大量数据，向读者揭示了美国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仅举一个数据：59%的美国人没有超过500美元的存款。也就是说，日常收入的一次重大变动，就可以让超过一半的美国人陷入朝不保夕的贫穷状态。这时，科技、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完美的“重大变动”。制造业的工人和卡车司机首当其冲地成了“被下岗”的对象，自动化的机器已经取代了超过500万产业工人的工作，近在眼前的自动驾驶技术预期还将取代350万卡车司机的工作。这些人中的很大部分无法实现再就业，只能靠失业救济和残疾补助为生。
Yang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350万人，其中94%是男性，平均年龄49岁，绝大部分只有高中学历，这样一批人如果失业在家，从前中产的生活突然变成赤贫，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将是巨大的威胁。他从这个出发点向富人们喊话：分配问题需要解决了，不然你们的好日子怕也过不长。
对这个分配问题，Yang提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所有美国公民，不管性别、肤色、年龄、收入水平，由政府出钱，每人每月发2千美金。随后他详细解释了这个办法背后的逻辑。
从经济的角度，这个办法的逻辑令人感到出人意料的巧妙：首先，它避免了失业救济的负向激励，因为无论如何都能拿到这2千美金，所以穷人不会因此失去就业的动力;其次，它能帮助穷人度过短期现金流的难关，从而使他们更可能选择有长期可持续性的职业，或是接受再教育;另外，它的金额不够大，中产阶级的工作热情不会因此受到损害;最重要的是，它实施起来很容易，不会因为发放这笔钱而增加大量政府工作人员，所以不会制造出一个“大政府”或者“福利国家”——美国人民最怕听这两个词了。
总而言之，Yang提出的这个“全员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计划，能以不大的代价显著提升社会整体福祉，其经济角度的逻辑是相当严密可靠的。
Andrew Yang 图片来源：Brooklyn Book Festival
但对于规模性、结构性失业之后大量劳动者应该干什么(即使有每月2千美元的基本收入领着)这个问题，Yang的回答有些语焉不详。他认为人们可以更多地回归到信息时代之前的社区互助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可以有更多不借助现代自动化技术进行的劳动，邻里之间可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在这样的劳动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完善自我。这个与马克思所说“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遥相呼应的愿景，至少Yang在论述它时，是缺乏坚实有力的论据支撑的。
Yang早年间曾致力于孵化初创企业。但后来他发现，大众创业消化不了结构性失业甩出来的劳动人口，万众创新更是没有那么多的新可以创，只是让原来有组织、有保障的劳动者打更多收入低、没有保障、劳动环境恶劣的零工而已。这也是促使他转变思想、倡议全民基本收入的原因。据说Yang可能在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中参选。一位以“每月发你2千元”为口号的候选人能否赢得工业州的支持，还真是令人期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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