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现在说什么，晚年的毛泽东，已经没有了“会当水击三千里”的高歌、失去了“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剩下的只有寂寞、孤独、无奈、悲凉。事实是这样吗?
正如毛主席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尽管这时毛泽东年事已高，但他的谈话仍然给这两位在西方爵士乐中长大的年轻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一天他关于“斗争”的谈话。毛泽东说：“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尼克松女儿朱莉回忆道，眼前这位巨人虽然经历了几十年艰苦斗争的岁月，从生理的角度看已经衰老了，然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和意志，却比年轻人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她的丈夫戴维则认为：“十里之外，就可呼吸到他的个性。”
其实，毛泽东对于生死，从来抱着一种豁达、乐观的态度。他曾经对身边的护士吴旭君说：“你是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文革期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的这种乐观主义不是自我陶醉，也不是自得其乐，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之上，是科学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他相信新生事物必然代替旧的事物，新一代必然胜过老一代。毛泽东说过：
“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遇的任何巨大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有人说，毛泽东晚年曾为寻找接班人而举棋不定、紧张焦虑，伤透了脑筋。还有传说，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的政治局常委说：“这笔遗产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又会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其实，关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段话，分明是对毛泽东的话引述不全、有所断章取义，使人理解时容易产生歧义。实际上，对于身后的接班人会是什么样子，毛泽东早有两种心理准备。1966年6月，他在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谈话时就说过：
“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要有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光看现在都喊万岁。”
其实，在毛主席逝世后由谁来担任毛主席曾经担任过的领导职务，这只是从狭义上来讲的“接班人问题”。从广义上来讲，继承毛泽东遗志、延续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班”。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同中国留学生谈话时，对青年一代给予了无限希望，并再次谈及生死问题。他说：
“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如果再活十五年就心满意足了，超额完成当然要好，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要是孔夫子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还不死，那还成什么世界?所以，我刚才和你们说了，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1965年1月，毛泽东与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时，斯诺询问今后中国的下一代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道：
“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毛泽东自始至终是充满信心的。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之后的毛泽东到达南昌，欣然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可见，毛泽东对于身后的事情，从来是坦然面对、相信人民的，而且充分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
还是在1965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说：“我是孤独的……我孤独地和群众在一起，等待着。”
是的，毛泽东带领人民从事的第二件大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内高层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毛泽东略有“孤独”，但是他“孤独地和群众在一起，等待着”……
今天的我们，理当自省自强，不再蹉跎、勇于自立，下定决心和群众在一起，决不辜负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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