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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萧军、梁漱溟到汪文轼——“国师”之路

老衲先生 · 2019-01-2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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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梁漱溟“国师”之路的失败,归纳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自谓“王者”,其学其识不但不被其他文人、学者所认同,而且遭到大多数的反对;二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情况下,都企图通过毛泽东来实现改造世界的抱负,却根本不读毛泽东的文化;三是没有外部势力的强大支持。

从萧军、梁漱溟到汪文轼——“国师”之路

一、萧军的“国师”之路

  鲁迅死后,自视为鲁迅弟子的萧军,便认为自己“始终是文学中的‘王’”。叵耐自认为“王”的萧军,连萧红也“王”不了,在国统区难以厮混下去,于1938年3月前来延安。来延安的目的,不是跟其他青年或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认为延安是民族的希望之地便前来融入,而是站在中国之上,乃至站在人类的精神之上,以“王”者的姿态,来验证以往听到的关于毛泽东、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的生态状况。

  鲁迅生前,也不会自诩为文学之“王”,但却以文学奠定了现代文学的“王”者地位。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萧军都与鲁迅相差甚远,自称鲁迅弟子,也没有学了多少鲁迅的深邃与睿智,却挥舞着鲁迅的光环,平添了“王者”的气概。

  鲁迅倍受毛泽东推崇,是鲁迅对国民性的认知,尤其是对黑暗世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因此,毛泽东文化下的鲁迅,世人皆知的是其“硬骨头精神”。鲁迅的缺陷,在于其对“国民”责备过多,把民众逆来顺受、落后与麻木等缘由,主要推在国民身上,因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毛泽东文化则把鲁迅责备于民众的事情,完全责于造成这种国民性的统治阶级。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谓云泥。因此,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根除造成这种国民性的统治基础,鲁迅则一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也因此,毛泽东以其无与伦比的文化,重塑了国民性;鲁迅终其一生,也没唤醒多少人,甚至,连到处自称弟子的萧军也没唤醒。

  鲁迅都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萧军却以文学的“王”者也即精神的“王”者,既睥睨国统区,也睥睨毛泽东的延安。萧军第二次来延安,才打算居住下来,但“王”者的自我定位更加强烈,仍然没有想着要把毛泽东以降的中共要人及其领导下的人们“引为同志”,而是想以自我的“王”者精神来影响毛泽东,再由毛泽东改造整个共产党及其队伍。

  萧军并非讨厌朋友而“独来独往”,而是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则是因为自诩“王”者对包括其他更有名的文学工作者的一概睥睨。当然,除了萧军自命不凡外,来到延安后,与“文学场”的同行们的交往而失望便更加独尊,更是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交往后的失望便更加独尊。也因此,整个延安,乃至整个共产党的队伍,能入得萧军法眼的,也就毛泽东一个人。然而,萧军眼里,毛泽东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哲人,只是纯粹的政治家。

  写了一本《八月乡村》的萧军,显然既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学者,也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哲人,更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政治家。自诩精神“王”者,却“王”到这种只能关起门来独尊的地步,不但不感到悲哀,反而却更增强了斗志,正是萧军的悲哀所在:不但影响不了任何一位有思想的人,而且还把这些人都影响得远离自己,却还抱着“王”者的梦幻不放,尤其是还企图影响真正的人类精神“王”者毛泽东,并通过毛泽东来影响、改变整个共产党队伍。萧军不是把自己当成“国师”,而是把自己当成“红衣主教”,实在是有不少的 虚浮和愚昧。

  毛泽东对萧军婉转的教育了几次,使萧军多少有些反省,心里也逐渐把毛泽东当成“大哥”。跟行业里的其他人都不昧,对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都看不上,跟毛泽东的交往,既成了萧军的一种精神寄托,更成了萧军在延安地位特殊的依仗。如此一段时间,毛泽东看到萧军实在不长进,也就放在一边了。这对萧军而言,的确很有益处:没有了人前特殊地位的萧军,被迫感受“国民”的真实生活,才多少去掉了浓厚的虚浮。尤其是,接触到社会真正底层的“国民”,感受到“国民”在毛泽东文化下的蒸蒸日上和兴高采烈,萧军肯定产生了一种自惭形秽,很清醒的知道自己根本不配称毛泽东“大哥”。由此,毛泽东在萧军心里,由“大哥”变成了“大星”。

  毛泽东逝世后,萧军深情赋诗:

  万众同悲陨大星,古今中外拟何从?一生赍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

  八亿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风。谆谆遗教篇章在,涕泪抛将读大经。

  而且,萧军还十分担忧毛泽东的大道被中断:

  狼蛇狐鼠一时狂,鬼雾妖氛夜未央。霹雳一声天地震,万山红叶艳经霜。

  生民额手欢同庆,白璧青蝇玷莫伤。大道何能终若发,羊肠九坂事寻常。

  后世一些人为了钻营,把萧军的悼诗渲染成“制诗”。可见,不少人的浅薄与无耻,正是萧军一开始表现出“狂妄”的基础。

二、梁漱溟的“国师”之路

  梁漱溟的“国师”之路尽管晚于萧军,但其虚狂的心态,却丝毫不亚于最初的萧军。

  梁漱溟在民国政府时期,极其注重乡村建设,并搞乡村建设实验。这在诸多的自命不凡的“教授”“学者”“文人”中,把眼光放到农村和农民身上,无疑是独特的。毛泽东对其十分高看,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延安时期,毛泽东与梁漱溟多次竟夜长谈,也与此不无关系。

  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毛泽东的社会观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梁漱溟是以“导师”乃至“救星”的心态,去搞乡村建设。毛泽东文化下的乡村建设,则是鼓励起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创造性,然后在农民的创造性中,汲取精华,加以引导,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换句话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本质上是以梁漱溟为主;毛泽东的乡村文化,则是以农民为主。

  很显然,梁漱溟企图通过毛泽东,来实施其已经被多次证明失败了的“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则无疑想改变梁漱溟的这种理论,使其提高认识,“旧瓶装新酒”。毛泽东跟梁漱溟的谈话,自然跟萧军一样:让自以为掌握了人类精神并自诩“王者”却从不真正接触劳苦大众、虚浮在自我世界里的人们,理解中国社会,理解劳苦大众,其结果必然是毫无结果。

  梁漱溟去延安,也是一种验证心理。不满意民国政府,共产党政府又如何呢?从其后来在民国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中帮助民国政府出尔反尔致使周恩来大哭的事件看,梁漱溟不满民国政府的同时,对共产党也不见得有多好感。

  在民国政府里,梁漱溟挂不上号;在蒋介石哪里,梁漱溟更是挂不上号。在毛泽东处,不但是朋友,而且是“上宾”;共产党的其他大人物,自然也很高看梁漱溟。这种云泥之别,或者这种“九天之上”“九天之下”的云泥之别,无疑是梁漱溟留在大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因此,导致梁漱溟在民国政府时期从未有过的高昂心态,在共产党政府里却油然而生。

  换句话说,一时间的意外“荣宠”,极大的刺激了梁漱溟,不由自主的漂浮起来。

  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但对梁漱溟一如既往的热情并看作朋友,亲自邀请其参加中央政府工作。梁漱溟当场拒绝,这种拒绝,来自于梁漱溟为自己的定位:担当共产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毛泽东不以为意,知道这些人有个通病:读了一些旧书,便自以为“半部论语可以知天下”了,跟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别无二致;唯一改变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劳苦大众中切身感受,自己改变自己。因而,毛泽东提议梁漱溟去起曾经搞过乡村建设的河南、山东乃至东北老解放区“看看”,做个比较,再做决定。

  梁漱溟很清楚毛泽东让他“看”什么,但以梁漱溟的一贯性,自然不会真正深入到乡村、农民中去感受研究共产党的“乡村建设”,而是大有“钦命”考察的架势,一路走来,多是与当地的最高领导人斡旋。当地的领导人自然也因为“钦命”的缘故,把梁漱溟敬若上宾。

  “考察”回北京后,毛泽东希望梁漱溟再去南方“看看”,被梁漱溟拒绝。九个月后,梁漱溟大约“省悟”了毛泽东要他去南方“看看”的深意,便随团去四川考察。梁漱溟在毛泽东逝世、邓小平上台后,回忆起这次考察回来后与毛泽东的交谈,除了提出四川土改中一些地方存在违反地主政策外,更多是称颂邓小平“能干”,尽管其发现的违背政策对地主过火的事情,就发生在邓小平治下。

  经过两次考察,梁漱溟并没有改变“调停人”的自我定位,因而其交往最多的领导人也还是毛泽东。自谓“调停人”却浮于最上层,自然无可“调停”,其心之难耐,可想而知。1953年9月,梁漱溟听一个同样“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民主人士”说工人与农民的生活相差“九天九地”,便如获至宝:“调停”的机会终于来了。

  9月11日周恩来主持的政协大会上,梁漱溟渲染“九天九地”,认为忽略乃至遗漏了最广大的人民农民,“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

  梁漱溟的发言,多是批评国务院工作。周恩来因为梁漱溟等佐助民国政府曾经“大哭”过,对梁漱溟并不感冒,只是碍于毛泽东面子,才对其恭敬。这跟萧军延安时的状况一样:绝大多数人对其不满,但却碍于毛泽东的面子,才隐忍不发。周恩来当晚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梁漱溟的发言。

  实在的说,经过几年对梁漱溟的善意提醒和帮助但却改变不了梁漱溟自谓“调停人”的心态,更无法改变其旧文人浮于上层“闻风言事”的恶劣习气,自然也难以促使梁漱溟融入人民政府并以其“学识”发挥建设性才能,毛泽东业已感到梁漱溟“改也难”了。

  周恩来是怎么汇报的,无从知晓,但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决定对梁漱溟进行批评,却是事实。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反对“总路线”,挑动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破坏工农联盟基础;周恩来则深刻揭露梁漱溟历史上的“反动罪行”(尤其“大哭”之事),批评其建国后的种种错误。自居共产党与工农之间“调停人”的梁漱溟自然不服,当场要伸量一下毛泽东的“雅量”。毛泽东自然是雅量无边,鉴于此次会议已经没有这个时间,让其在另外的会议上畅所欲言。但梁漱溟非要立马畅所欲言,不然,就是毛泽东没有雅量。毛泽东只好让参会者集体表决,表决的结果,自然是不让梁漱溟霸占会议。

  事实上,与梁漱溟心态相同者,为数不少,但却无处表现(梁漱溟则听一个人说了“九天九地”,便以为“调停”的机会来了)。对这个现象,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十分清楚。尤其是,经过几年的善意帮助、提醒、督促后,根本无法改变这些人的心态。首先跳出来的梁漱溟,也就成了“敲山震虎”的靶子:长期的提醒、帮助等都无济于事,就只剩下批评一途了。但这批评无疑也是善意的:对梁漱溟如此,对抱有高居于社会之上心态者,尤其善意。

  被批评的梁漱溟,当然很不服气,但在其儿子的拆解下,逐渐一定程度的认识到了“调停人”心理的幼稚。毛泽东逝世后,梁漱溟自觉不自觉的充当了“政治用品”,但梁漱溟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直言毛泽东最伟大,也便被晾在了一边。

三、汪文轼

  萧军、梁漱溟“国师”之路的失败,归纳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自谓“王者”,其学其识不但不被其他文人、学者所认同,而且遭到大多数的反对;二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情况下,都企图通过毛泽东来实现改造世界的抱负,却根本不读毛泽东的文化;三是没有外部势力的强大支持。

  外部势力的强大支持,在毛泽东文化下,只能更加破灭。张东荪有美国这个“外部势力”,企图通过美国压制毛泽东共产党,以实现其抱负,结果,如果不是毛泽东制止,张东荪早被其他领导人当“特务”法办了。一些高官争取到苏联的支持,也轰然倒塌。

  萧军、梁漱溟不争取外部势力的支持,是其自身精神决定的。也即,萧军、梁漱溟同样厌恶外部势力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想通过毛泽东改变社会、实现抱负,却不读毛泽东的著作以了解毛泽东文化,心浮气躁的自认为掌握着人类精神或社会规律,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心态严重,而且,毛泽东愈是对其待为上宾,其高于社会之上的心态愈是浓厚。

  汪文轼就不同了。首先有“显赫的家势”(比陈寅恪的“家势”强多了),乃父汪精卫不但是反清壮士,还在孙中山死后当了几年的民国党政领袖,尽管后来去“曲线救国”了。其次,汪文轼有着美国这个强大的外部势力的支持,这是最根本的因素。

  因此,论文论学论才都不足以给萧军、梁漱溟提鞋的汪文轼,却真正实现了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无可撼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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