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诚品书店董事长吴旻洁2018年底接受《中央社》专访，当被问到最想在哪里开店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在美国纽约最黄金地段的地方，譬如说像第五大道，像苹果旗舰店的地方，旁边开一家大诚品。”这样的构想萌发于商业以外的动机，跟她在西方的生活经验有关。
“她和一位美国朋友讨论911事件时，引用美国哲学家杭士基(Noam Chomsky)的想法，‘美国多年来持续在其他国家发动战爭，为什么发生在你家就叫恐怖攻击，可是你施加给别人就叫正义呢?但朋友完全不接受这观点，认为吴旻洁‘妳就是个恐怖分子’。”
受此刺激，“喝星巴克，也吃麦当劳，穿Levis”的她很想在一个西方主流价值文化代表的地方，提出另外一种声音和可能性，“我会在那家店里摆上一定量体的中文书，把不同的语汇和符号摆在他们眼前。”
吴董事长所遭遇的挑衅并非什么西方价值，而是基督教文明的某种本质。曾在美国读书生活多年的已故台大外文系教授顔元叔也有类似的经验，试看他与北密西根大学同事妄议美国时政所引来的反唇：
“当时正是越战期间，茶余饭后，大家总是谈政治、谈越战。这几位年轻讲师正如同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一样，都属自由派，一开口总是把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特别是约翰逊)批评得体无完肤!起初，我只是听，不插嘴;有一次，我刚刚在《时代周刊》读到一篇报导，说西雅图的飞机工业，高达百分之九十的订单都来自美国国防部，这就显示美国的飞机工业仰赖军事，而军事仰赖战争。于是，该文悄悄指出，战争産生消耗，这对美国的经济有利。报导中还引用了艾森豪威尔总统退休演说，警告美国人这种‘经济依赖战争，战争又依赖经济’的恶性循环(这其实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邪恶面之一)。好了，我就跟这几位自由派的讲师照搬《时代周刊》的内容，以爲会取悦他们，给他们批评自己的政府增添一些火力。熟知——他们当时五个人，我们经常是驾两部车到外面混——他们五人几乎是立即的，像橡皮捶敲膝盖那样，齐声说，怎麽会这样!怎麽会这样!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时代周刊》这麽说的，他们说《时代周刊》瞎说。我说，艾森豪威尔也这麽说;他们中之一说：‘啊，艾森豪威尔只知道打高尔夫，他是个白痴!’”
《时代周刊》瞎说与艾森豪白痴的脱口而出，让顔元叔感嘆：“骂美国，他们自己可以骂;你外国人要骂——甚至只是批评，甚至只是援引他们自己的数据批评——他们绝不接受。”下面的场景会让人更深刻地认识白种人的真实内心世界：
“有一次，我跟他们一道去看当时哄动全球的《广岛之恋》。该影片一开始，一两分钟之久，画面是一个日本男人抱着一个法国白女人做爱。我的这几位美国朋友(都是白人)，虽然不是偷窥狂，却也按月研读《花花公子》;但是看见这种‘黄骑白’的做爱场面，起始是一语不发，终于有一位忍不住了，迸出来一句：‘Disgusting! (恶心)’其他几个于是此起彼落地或说‘恶心’或类似的话。通常，我们看完一场电影都去喝点咖啡或啤酒，那天晚上出了电影院，大家表情凝重地各自回家。”
原来，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开放竟如此“凝重”不堪，美丽热烈的爱情，只因黄男骑白女就让五个男生“恶心”至极，散场后连喝点咖啡或啤酒的心情都没了，普世云乎哉?居山巅之城者太闭塞、太不全球化了!他们应向以女人外嫁爲荣的中国社会看齐，大胆改革开放一番。相对，让顔教授心寒鄙夷的是，“罗西尼的《蝴蝶夫人》，日本女人爲美国男人死爱到底，他们说这是了不起的爱情，伟大的艺术。”
近年不断以切身之痛揭露西方丑陋实质的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建宏博士也有相近的揭露：
“我刚来西方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几个西方人主动热情地帮助我，令我感激不已。后来，当我的状况逐渐好转，以至有能力报答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却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不知何故，一向爱心满满的他们却突然变得尖酸刻薄。这样的转变实在是令我措手不及，更让我百思不解。经过对西方社会十多年的观察体验和冥思苦想之后，我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爲了填补异常空虚的内心世界，一些西方人不辞劳苦地四处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以从居高临下的施舍者身份中获得巨大的心理快感。不幸的是，我这个被他们拣选来帮助的弱者，有一天不仅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反而比他们生活得还好，甚至还可以反过来帮助他们。这样一来，在我面前他们就从高贵的救世主，变成了卑微的可怜虫。这些极其扭曲变态的脆弱灵魂，实在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他们倒是巴不得我一辈子过苦日子，好让他们对我提供永久性的帮助。而我在出乎意料地破坏了他们的长期助人计划之后，竟然还不知趣地反过来想要帮助他们，这更是让他们的畸形自尊在妒恨的苦毒中备受煎熬。他们因此对我恶语相向，也就不足爲奇了。”
以上三位炎黄子孙所遭遇的不愉快可以让人一窥西方世界被刻意隐蔽的某些真相。自古以文化立国的華夏正如毛主席所言：“沒有象其他國家那樣的宗教戰争，一打就是幾百年。”所以我们对基督教文明一路走来达千年之久的宗教迫害殆缺体认，例如西元一五三六年比利时宗教裁判所把擅自英译圣经第一人廷德尔，以邪说惑众之名判处绞刑并火焚其尸体及圣经印本;一六零零年梵蒂冈宗教裁判所判决火焚义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因其发表“神颂扬自身的荣耀,展现宏大的力量,这种情况不仅在一个太阳上是如此,在无数个太阳上也是如此;不仅在一个地球上是如此,在无穷无尽的世界上也是如此。”的观点“不仅是异端邪说，而且不合道理”;一六三三年伽利略也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理由是：“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严重涉有传播异端邪说之嫌……”，七十老翁还被迫跪在法庭前声明：“我以真诚的心，毫无虚假的信仰，对于我以前说过违背神圣教会的谬言、邪说及其他种种的错误与学理主张在此表示放弃、诅咒及憎恶……。”实体火刑架对异教徒的残忍剃除，最终打造了整体社会的精神同一性，对宗教的忠诚，对教士的服从，经千年教化已然浸透他们的文明基因中，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西方人身上多少都有点传教士的影子，从李建宏对西方社会经十多年体察苦思后的恍然大悟：“一些西方人不辞劳苦地四处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以从居高临下的施舍者身份中获得巨大的心理快感。”就隐约可见彼辈的慈善身段是由传教士化身而来，想想他们现今对一度徬徨无助的李建宏所为施舍跟当年其先祖飘洋过海来让黑暗中的国人分享上帝的仁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当我的状况逐渐好转，以至有能力报答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却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原罪在身的迷途羔羊竟然想反串传教士，必然换得“一向爱心满满的他们却突然变得尖酸刻薄。”
传教士要圈养信徒拯救其灵魂，其信仰必然不容质疑，而华夏子民行之千年的风俗信仰却被认作是迷信骗术，利玛窦(1552-1610)就说：“中国人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我们这些不识上帝的异教徒被诱导成自身文化的牺牲品也就不让人意外，看看这段无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内涵的话：“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要以及皇上本人都不能列外。”我们能不怵目惊心吗?前述廷德尔、布鲁诺及伽利略的悲惨下场又是受谁的害呢?基督教自身如此黑暗残忍，其福音恐怕是我们中国人消受不起的。
显然，沾满血腥的圣经在握者自认掌控了天堂之门，则读四书五经的我们在其眼中不过是异教罪人也就不足为怪，用现代语言来说，他们才是文明人，我们不过是有待教化改造的野蛮人; 他们终极真理在握，我们却邪秽满身;黑暗的东方必须顺服于光明的西方，如此才是救赎之道。所以质疑西方对外侵略的吴旻洁就成了恐怖分子;敢引《时代周刊》或艾森豪之言贬损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顔元叔惹上瞎说与白痴的自讨没趣;见日本男人骑在白女身上马上众口一声恶心;知恩图报的李建宏换来尖酸刻薄的恶言相向。
所以，你还相信电影中的西方人形象吗?你还迷信用华而不实的“自由民主”包装的西方社会是人间乐土吗?
走笔至此，不由让人想起曾旅法近二十年并任戛纳电影节评委，“以最快的速度与客文化靠拢，直到贴近‘心脏’ ”，却“痛楚而真切地撞上那道界”的女作家边芹对西方世界的深刻剖析：
“精神捆绑是西方文明的本质，西方文明在十几个世纪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经》，于今也只不过是换了一本‘圣经’而已。”
“这个社会在表面宽容、自由的外壳下，内核非常严苛偏执，其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压抑远非中国社会可比。西欧从南到北精神压抑的水平线恰与‘民主’、‘自由’的水平线成正比，除了气候纬度的地理因素，精神压抑很大一部分来自内心与外表的反差，反差越大的社会，外表越显得宽容自由，所以中国人眼中的‘天堂’北欧自杀率远远超过带有‘专制余孽’的南欧。”
“内在精神集体主义促使人强烈地追求外在行爲的个性化，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只有他们自己一眼能识破的反向的做作，这‘反向的做作’就是我们信以爲真的‘阳光个性’。呈现在相对含蓄、拘谨、内掩的中国人面前的‘开朗、明快、直爽、洒脱’，是内心不知几多压抑、克制甚至深深扭曲而释放出来的‘反向做作’，时常外面有多‘直’，里面就有多‘弯’。西方大衆电影，尤其好莱坞娱乐片，是制造此一性格神话的宣传机器，无论是警匪片还是喜剧片，主人公都是特立独行的，喜剧主角就更是潇洒无羁，令外在表现拘谨的中国人自惭形秽。谁能想到‘彰显个性’是一种刻意爲之的外在表现，是精神被无孔不入的集体主义牢牢束缚的西人舒缓压力的出气口。”
吴董事长质疑洋基佬双重标准被贴恐怖分子标籤、自由派讲师观黄男骑白女而口吐恶心、善心人见受助者翻身而尖酸刻薄，从上述角度来看，显然都是精神被捆绑者的畸形自尊于妒恨煎熬后的变态宣洩，不正暴露以开放宽容招徕者“严苛偏执”的内核?萤幕上“开朗、明快、直爽、洒脱”是别有内情的“反向做作”。点破“只有在精神心理疾病泛滥成灾的西方国家，才会産生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学大师”的李建宏论道：
“西方各国以及与西方有文化渊源的国家，都被极其严重而又普遍的心理问题所困扰。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涉及全球二十六个国家的调查中发现，美国、哥伦比亚、荷兰和乌克兰等以白人爲主体的欧美文化圈国家，具有全世界最高的精神病发病率，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发病率爲全球最低。 据英国《卫报》报道，三分之二的英国人有精神病。美国全国合并症调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提供的数字则显示，高达48%的美国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段得过精神病。美国人精神状况以及心理问题之严重，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且大有越演越烈之趋势，曾任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负责人的Thomas Insel将其称之爲“难以忽视的真相”(the inconvenient truth)。”
擅于妆扮外壳的西方总是在嘴巴上把自由平等、普世博爱喊得震天价响，可是内心世界却尽是不容他人的狭隘，巨大的虚僞反差必然导致精神抑郁，怪不得李建宏会做出这样的论定：
“西方文化造就了爲数衆多的扭曲变态人格，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爲病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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