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伟大的王朝。唐朝王玄策一怒灭人国的故事还在流传。但与唐朝相比，汉朝的武功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朝真正掌控了西域，成为当时的霸权国家，这是唐朝没有达到的高度。唐朝后期也经历屈辱时代，而汉朝则是以强亡，它的威名至今犹存。
但西汉末年出的几个皇帝则足够奇葩。汉成帝宠幸赵飞燕，上演无数风流，即使被戴了绿帽子，也能泰然处之。更令人诧异的是，汉成帝能为了女色置江山社稷、伦理道德于不顾，谋杀了自己在襁褓中的孩子。最后把皇帝位传给了自己的侄子。在汉成帝在位时期，外戚王氏势力处于极盛，为王莽篡汉准备了条件。继承大统的汉哀帝也令人唏嘘不已。他和董贤的断袖之谊令人啼笑皆非。他把自己宠爱的男色抬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甚至想要把皇帝位禅让给他，也算是古今一大奇观了。
汉宣帝在使得汉朝中兴以后，他的接班人则迅速终结了复兴历程。试着观察前后政策的变化，能够看出汉武帝、汉宣帝政策的实质是法家，用严刑峻法对付豪族，让天下处于一种平衡之中。后世的政策是儒术，而且是变了质的儒术。空谈误国的风气那时候便普遍存在。
更严重的问题是皇帝失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汉武帝、汉宣帝以及后世伟大的皇帝们，普遍都有向天再借五百年的心态。他们求丹问药不绝于耳，但他们不会让术士掌控大局，总会抱持怀疑态度，一旦情况有变，则会痛下杀手。他们的子孙们知道长生不老难行，价值观就变异了，他们开始及时行乐。儒家给了一整套的法则，所以从皇帝开始的统治阶层开始注重享受。分封赏赐都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后宫嫔妃的用度也达到了天文数字。整个统治阶层迅速腐化。
钱穆先生做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我看来，汉朝的问题不在于形而下，而在于形而上。西汉后期的问题主要是皇帝权力过大，没有制度规则约束最高权力，一旦最高权力变质，则会祸乱丛生。东汉时期用谶纬学说来讽谏最高统治者，但由于其过于玄学化，则使得政治陷于僵局之中，最后酿成党锢之祸。
西汉的故事也让我想到陈寅恪先生提到的五斗米道问题，这一问题深刻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依此看，或许萌芽就发于西汉时期。开始求仙问道的术士多来自于海上，齐地琅琊地区。后来宫闱中那些淫秽的事情，或许反映了术士求道的变通。中国的求仙之路开始变得美妙，不必遵守繁琐的礼仪，而要达至天道自然。因而不会在男女之事上做过多限制。这也会让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饮食男女喜欢。再混杂诸如公平正义、求仙问道等不同内容，演绎出不同的宗教门类，深刻改变了中国道路。
翦伯赞先生也探讨了西汉时期官私婢问题，以此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汉武帝时期，将盐铁收归国家所有，设置均输观。用国家宏观调控的办法管理国家经济。后世的皇帝罢黜了均输官，提高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实际上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国家的经济体量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下降了。土地兼并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大量的平民沦为奴隶。这进而破坏了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农业基础设施包括水利设施的崩坏，这与汉末天灾频仍形成了一个闭合的恶性循环圈，导致了西汉末年实行急转直下，最终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一方面，则有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定律。实行自由兼并的土地政策，再加之儒家的意识形态，这就使得皇帝的子民不复归皇帝所有。这即是那时的政令不出未央宫的怪圈。最后变成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无奈结局。因为占领了基层的豪门大族们总会让升斗小民承担政策的恶果。所以，无论政策是好是坏，都无所谓了，都是有利于那些豪族的。
豪族们结成了新的政治经济联盟，依靠的手段就是联姻，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儒家的规则放大了这种效应，所以惩罚也是残酷的，灭其九族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处理方式。这种联盟最后会决定最高权力的归属。汉哀帝恣意妄为，凭心意废黜大家，最后被豪族们联合起来谋杀了。
王莽篡汉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没有多大阻力。豪门大家们累世通婚已经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他们可不在乎谁当他们的主子。中国有为的皇帝必须足够霸道，就是因为如若不然，经过几代形势就不可逆转了。所以中国的皇帝必须讲权谋，让手底下的人去斗，也在于皇帝本就是孤家寡人，臣下不斗皇帝就处在危险当中。
另一种手段就是对外战争的方法，这是皇帝拿回权柄的好方法。在宋朝就不好实行了，士大夫拥有足够的力量，他们形成的主和派会结成大网，吞噬中国人的雄心，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极端。
西汉时期豪门大族的崛起，改变了王朝的意识形态走向。皇帝也走向了奢侈之路，开始把自己当成天下的过客，从而过着竭泽而渔的生活，整个国家政治堕落到极端自私自利的地步。当国家精英们耽于享乐之时，精英也会变成蠢材，接受氓隶之民的反批判，最终促成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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