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是有组织的工人们为我们带来了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精英。
1964年3月5日，智利圣地亚哥的民众游行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
关于民主国家的讨论突然流行了起来。而且不难看出个中缘由:巴西的博索纳罗(Bolsonaro),美国的特朗普,土耳其的埃尔多安(Erdoğan),匈牙利的欧尔班(Orbán)都朝向着复兴权威主义和削弱民主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不先了解大众民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如今的衰落。
在1992年首次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书中，三位学者——艾芙琳· 胡贝尔 (Evelyn Huber)、约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和迪特里希·瑞彻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对20世纪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三个地区民主的兴起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认知。他们认为之所以资本主义对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与民选政府的自然共生关系，而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制造出了一个更大、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他们写道, “尽管资本主义创造出的工人阶级推动了民主的形成。但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形成民主的原因。”
胡贝尔和她的合著者特别关注国内外权力分配是如何影响民主斗争的。例如，处于全球政治秩序边缘的国家的国内改革运动可能会被强大的外部势力(如美国)的行动所破坏。如果一个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只有一小部分工人阶级，那么它最终充其量只能形成有限的民主制度。换句话说，那些民主制度薄弱的国家过去不曾是(现在也不是)因为文化缺陷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而是“权力关系网”削弱了“底层群体”(比如工人和少数族裔)参与政治进程的能力。
这本书有力地反驳了人们对民主的历史和民主的意义的误解。这三位学者以深邃的洞察力观察到“工人阶级是最坚定的支持民主的力量。”
北卡罗莱纳大学杰出的政治学教授胡贝尔(Huber)最近和雅各宾副主编肖恩·古德(Shawn Gude)一起谈论了这本书，以及它告诉我们的关于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肖恩:人们经常提到“民主”这个词，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你和你的合著者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的序中写道:“民主首先是一个权力问题，这是我们讨论民主最重要的前提。”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它是如何影响你研究民主的方式的?”
胡贝尔：相对于专制而言，民主意味着政治权力更大程度的分散，是一种降低政治不平等的制度，并向着一人一票的情况发展。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民众选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独裁的精英们不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政治权力——只有在那些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人的推动下，他们才会被迫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民主的建立及生存的可能性，就必须了解“权力关系网”。正如我们所看到，权力关系网是在公民社会中，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以及在国际经济与国家制度中的权力关系。
公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平衡取决于底层民众(如工人)所组织起来的力量。国家在国际体系(包括国际经济和政治)中的权力，决定了国内的阶级结构，以及该国面对的来自外国的压力。
拿拉丁美洲为例。拉丁美洲在国际经济中原材料出口地的地位限制了其工业化程度，从而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力量。
此外，在整个二十世纪，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民主都施加了负面影响。拉丁美洲任何严肃的社会经济改革都被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而反对改革派的集团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我们要从1954年危地马拉的政变说起。这是一场反对雅克布·阿尔本斯(Jacobo Árbenz)的政变。阿尔本斯是危地马拉历史上第二位民选总统，他那时正在实施一项让美国联合水果公司(the United Fruit Company)感到不安的土地改革。在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声称他是共产主义者，这事实上毫无根据。然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组织并资助了一支由卡斯蒂略·阿马斯(Castillo Armas)领导的侵略性的武装力量，阿马斯成为了危地马拉的第一个独裁者。
而同类型的行动也随之而来: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预，1973年智利的政变，以及1980年代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战争。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完全地、有系统地干预，暗中破坏或是推翻(在最坏的情况下)进步的、改革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肖恩:如今，工人常常被描述成为民主的威胁，受过更好教育和更富裕的人们被描述为民主规范的捍卫者。但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你能给我们讲讲那段历史吗?哪些社会团体曾是民主最热心的支持者?
胡贝尔:在欧洲和北美民主发展的历史中，关键的参与者是有组织的工人，他们与小农或部分中产阶级结成联盟，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在拉丁美洲，领导运动的是中产阶级。但只有在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存在的地方才能实现充分的民主。
在最近一波，也是拉丁美洲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有组织的劳工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工会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压制。“结构调整”政策限制了工业化发展，使得公共部门缩减，工会的力量因此被严重削弱。民主浪潮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专制政权的自我毁灭(例如阿根廷)，另一方面是由于来自各种团体的压力，包括穷人和少数民族的社会运动，以及中产阶级团体的压力。
亚洲的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都与此类似。经济发展、工会化和工会抗议(尤其是在韩国)导致了民主化。在韩国，有一个维护民主政治制度的相当强大的公民社会。
再来看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吧。当地如今的问题仍然是发展水平过低，因此公民社会的组织程度相对而言也较低。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国家存在基于种族的社会分裂，党派和动员活动都是代表着不同种族的利益，这对民主政治来说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
肖恩:虽然工人们已经做好了支持民主斗争的准备，但他们集体支持民主从来都不是必然的。工会、政党和其他“下属阶级”组织在推进民主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胡贝尔:这里的关键是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仅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享有同样的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感知到共同的利益，并组织起来捍卫这些利益。从历史上看，重要的是动员工人阶级的角色。
历史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派和与这些党派有联系的工会中的工人们会为民主而斗争。这是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而无政府主义的工会领袖并没有加入那次的民主斗争中。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例如阿根廷的胡安•贝隆(Juan Peron))不一定是民主的，但他们有兴趣通过改善工人状况建立权力基础，之后甚至以非民主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权力。
肖恩:您和您的合著者将民主的崛起与资本主义的崛起联系起来。但是，通常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本身等同起来的主流观念，在经验层面上却错了。历史上，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
胡贝尔:这种联系在于，资本主义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两者共同促进了底层民众组织的发展。组织是力量的源泉——事实上，它是那些没有经济实力的人的力量源泉。
众所周知，农村人口，尤其是那些依靠大地主的人，很难组织起来。在工厂、矿山或铁路里一起工作的人更容易接受，并且更容易传播这样的思想——能够提高他们对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认识，并指出改善这种地位的可能途径。
因此，从政治上来看，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另一个结果是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削弱了大地主的经济实力。历史上，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大地主一直是民主的死对头，原因显而易见。工业化以向城市迁移的形式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可替代的选择。
城市化也促进了行业协会和文化组织中的中产阶级的组织性。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重要的是谁来进行组织和政治动员。
与此同时，资本积累中心从农业向工业、商业和金融的转移，创造了新的，与大地主争夺政治权力的新的资产阶级。当然，上层阶级之间的竞争和联合的发展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在许多国家，新老权贵阶层联合了起来。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从大地主阶级维持财富和地位的角度来说，对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的控制已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因此，民主的一个关键障碍的重要性降低了。
肖恩:如今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正在世界各地崛起，许多地方的民主正在遭受侵蚀。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巨大的变化?
胡贝尔:它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和向社会知识经济(译者注：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转变过程中“赢家”和“输家”的分化加剧，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的组织的衰落。这使得“输家”容易受到右翼民粹主义诉求的影响。
工会，特别是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工会，历来是民主的主要推动者和支持者。在所有后工业化社会中(包括经济开放后的拉丁美洲)，去工业化导致了工会成员的减少，因此工会的力量开始减少。
因此，如今工会不能有效地为广大工人阶级传递团结的信息。相反，知识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能够动员非熟练工人。民粹主义者创造了一种认同感和“我们反对他们”的虚假的团结。这些民粹主义者承诺回归更好的过去。
肖恩: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最多只是存在微弱的民主，其他国家也在向专制的方向倒退。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阶级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对民主的未来抱有多大的希望?
胡贝尔:在后工业社会，工人阶级更加分散。即使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也在增长，从而产生了难以组织的更大群体。工会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在世界各地都有所下降。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后工业化社会失去了投票权。
其他社会运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工会的衰落。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和承诺民主公平的政党，以保持民主的光明前景。
译者：Jimmy Jazz
来源：《雅各宾》[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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