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工罢市、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等等。
它一方面表达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一方面表现为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关于山东的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可见，偏重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和谋求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构成“五四”时代的两大主题。
“五四”既可被理解为以“科学”与“民主”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亦可被看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但两者毕竟在社会关怀的取向上和价值意义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因为“五四”自身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历史价值，使得后来的人们在阐释“五四精神”时，不免会歧义互见、各执己说。尤其在某种具体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出于对文化理想的追寻、还是对政治前程的期望，对“五四”这一历史文本的解读，往往要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影响，结论也会呈现出某种语境下的特殊色彩。
在毛泽东对“五四”评论的整体性结构中，“五四”是被置于革命语境中谈论着。毛泽东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史分期上的一个分界线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涯的发端，因而他十分关注“五四”的性质、“五四”的领导者和“五四”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他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一宏阔背景下来考察“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长达100年的“五四”研究史中，能够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争夺“五四”解释权的，当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其典型代表就是胡适。胡适早年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诺言，他几乎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倾注在新文化运动之上。因此，他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化倾向表示忧虑，认为1919年发生的“五四”学生运动和工商界罢工罢市运动，是对前期旨在思想文化革新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不幸的政治干扰。他以1923年为界，划分出两个时代：“(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体主义(Collections)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其沦为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他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将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对立起来，认为“五四”政治运动是对前期“五四”文化革新运动在精神和方向上的背叛。与此相适应，他更切断“五四运动”与“五四”后的国民大革命运动内在的精神联系，以淡化“五四”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前者是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的文艺革新运动，后者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运动。
区别于自由主义者胡适，同为“五四”当事人的毛泽东，对“五四”的诠释则大异其趣。他把“五四运动”界定为反对卖国政府的爱国革命运动，倡导“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他将被胡适割裂开来的“五四”前后两个阶段在政治意义上联系起来，并以“五四”政治运动统括其文化运动。
1939年5月初，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五四运动》一文，文章开篇即写道：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中，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的革命认知系统中，“五四”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
“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
显然，毛泽东是突出了“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民族救亡意识，把“五四运动”看作是由政治统帅的一体多面的革命运动。这一解释对以后史学界的“五四”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毛泽东在1939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初解释中，还曾说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一个统一战线。关于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他列举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后来他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补充了更多的阶级特征：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在政治运动的意义上将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并将这一划分一直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他说：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
“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毛泽东认为，“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他还以充满激情的语言从新青年阵营中选取鲁迅先生作为唯一的赞美对象，认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毛泽东的“五四观”中，“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的“彻底性”集中表现在它不仅坚决地、勇敢地、全面地批判了帝国主义的政治，而且也坚决地、勇敢地、全面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文化;不仅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中国传统的以孔儒文化为正宗的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文化，而且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也作了深刻的、切入骨髓的反省。他不仅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同时也意识到它的后期发展已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早在李大钊、陈独秀要求“五四”青年“奔向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运动”的呐喊里，已显出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运动”看作“革命运动”的萌芽，这一萌芽在稍后的瞿秋白那里破土而出。毛泽东在1939年至1940年间，以革命语言系统诠释“五四”，形成了以论证“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心的“五四观”，这显然和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的“五四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赋予“五四”以如此明确的革命性质，却首先是由毛泽东作了理论论证的。
毛泽东以“革命运动”来包容“五四政治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无疑是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马克思主义“五四观”的某种总结，也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五四观”的批判和纠正。在革命车轮滚滚向前的年代，这种“五四观”体现着时代的最强音。
作为直接受《新青年》影响、并在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文化斗士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创型领袖，毛泽东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既重视新文化因素、又弘扬革命性因素的“五四情结”。他对“五四”的解读模式，既是合乎历史的、又是辩证的，其价值指向均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五四观”的提出，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五四”解释权的把握，也预示着对“五四”评论与研究方向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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