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广大关心中共和中国命运前途的人们一直悬着的心终于稍感释怀了!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热议中，许多人都认为，在公报那些常规性的语言表述和很有伸缩性的抽象原则之外，也展现了两个“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项重要决定。这两项强化党对改革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神器”建设，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以上就是全会之“最”，我倒认为，还有个“最最”则是，中共指导思想理论这个“大道”之端，在一段时间的错乱迷失和前一阵子的艰难博弈之后，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初步确立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价值回归——这就是全会公报所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如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融为一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体性”的指导思想体系也不仅只是“邓三科”，而是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而不再是被虚无化地束之高阁了)，并是对十八大前一度形成实用主义片面论的指导思想和十八大报告“模糊折中”提法的重要思想突破。
为什么要说以上指导思想理论的新提法是“经过一段艰难博弈之后”的结果呢?
大家须注意的正是，这样的提法并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才第一次出现，而是今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并部署时，就由习近平首次提出并见于新华社讯：“……会议强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但在后来的大半年时间里，这样的提法却突然销声匿迹了，甚至在习近平后来的一系列讲话中也没再出现，而是又全然地回到此前“中国特色理论就是‘邓三科’”的“标准说法”，即使因历史叙述要提到“马列毛”和“邓三科”时，也要对后者很着重地加上一个“特别是”。以至一些对此表示不满的同志干脆讥之为“特别是”理论。
为什么习近平在4月19日的政治局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十分重要也更加全面正确的思想议题后，却突然又缄默并改口了呢?
人们完全可以感知，以上的“新提法”必定是遇到什么来自党内高层的阻力或质疑了。而且从现行党的组织体系和既定思想规制来看，质疑者也似乎是“法理”有据并“道统”有规的。这个“法理道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到十四大最终完成“邓二代”和“江三代”的交替时，邓小平理论也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确立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了。如此，一些党内的权威专家还广泛地宣传和解读说，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两个思想理论体系。这种指导思想二元论和历史分割论的说法所对应的正是，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未来发展中，把“马列毛”虚无化地束之高阁，并重新确立起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邓三科”的新主体地位。
但实践却证明，正是“马列毛”被虚无化后的价值缺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为一种价值模糊论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甚至邓小平一些本身还算正确的思想(如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作用，确立市场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向，以及在邓论中真正算得上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也终是浅尝即止，并在遇到实际问题和矛盾时，很快就被其“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先搞一段资本主义”等完全是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口号给淹没或扭曲了。后来的“三”和“科”，即使想做一些补救，却因跳不出邓小平实用主义的思想框架，终是流于形式口号而难以建树，甚至还成了口惠实不至。总之，我们的整个改革开放，最终形成的却是价值缺失的高速发展和矛盾空前的危机社会!
这种价值缺失的偏废自立和扭曲发展，以及在长期形成缺乏思想政治民主的体制障碍下，还使党内思想和社会生活都陷入了极大的矛盾和混乱。邓小平后的情形更是，全党都在邓小平新权威体系和“价值模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实际上却“一旗三幡”地形成了“体制坚守派”、“西化改革派”和“理想复兴派”，从不同角度进行各自理论解读的三种思想版本和尖锐价值冲突，进而又形成了对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别地进行不同价值皈依(或价值重建)的三种思想理论和发展道路之争(这一切的简而言之就是，“体制坚守派”的“新国家主义”和传统改革路线坚持;“西化改革派”的“新自由主义”和全面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的西方文明皈依;“理想复兴派”的“新民主主义”和实现共富发展的社会市场经济改革)。以上思想理论和发展道路之争，归根结底则是，我们的改革究竟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一切矛盾斗争还表现为：体制内外的一些人在自身价值错乱的情况下，却要“重新评价”或“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发起了要对中共执政前期(前三十年)“左”的错误思想进行认真清理、彻底切割的政治思考和舆论造势(如此的辐射效应则是，更广泛的自由派联盟频频发起了要对共产党及其领导革命的全部历史进行泼污式全面批判和清算)，但这一切却因现实的诸多社会矛盾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并形成广大民众对毛泽东热情怀念的强烈政治反弹;在面对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矛盾问题的原因责任和解决应对时，体制内外的“西化改革派”则提出是政治改革滞后和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而所致，并发出要实行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思想宗旨的政治改革呼吁，还有一些人则直接提出中共应“改旗易帜”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并实行西方式宪政民主、多党政治和军队国家化的政治主张;社会主义“理想复兴派”则坚持要把毛泽东思想及其为人民服务宗旨和改革开放相统一，并在局部上形成了“重庆实验”的坚持“唱红打黑”和实行“共富发展”的一系列实践主张……
但这一切的价值冲突和路线纷争，最终却是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以突然发生并充满诡云谲的所谓“重庆三案”的刑案定谳戛然而止了。“重庆实验”也被在中央高层一直宣扬“普世价值”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理温家宝斥为“复辟文革”而终止了。
对以上本是惊心动魄并波诡云谲的思想博弈和路线斗争，中共十八大报告作出的回应是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正是在这样一种既成利益集团和高层政治权力取得暂时平衡的格局之下，习近平作为早就安排既定的接班人，在十八大的新老交替中成为了新一代的中共总书记。
很多人都认为，正是在广大民情舆论的强大社会作用力下，中共十八大的情形比人们预期的要好很多。这是因为，十八大前的一段时间，无风不起浪地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将“不再写入”的舆论风声和社会传闻，以及在党内党外一度甚嚣尘上的“改旗易帜”风波……最终都成为乌龙子虚了。
但问题是，十八大报告对指导思想理论的表述，仍旧是“模糊折中”地延续了“两个思想理论体系”的二元论形式，并继续采取了对“马列毛”虚无化和对“邓三科”实体化的处理，以突出后者实际的主导思想地位。对于此，我们不妨具体研读如下：
关于“邓三科”——《十八大报告》开宗明义地以整个报告中唯一的一段黑体字表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之后，又用了一段专门的文字明确地界定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关于“马列毛”——《十八大报告》中虽三处提及，却都显偏颇：第一次就是以上在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邓三科’” 时，附带地说了一句“邓三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第二次是专门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理论地位时这样说道：“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第三处则是在关于党建学习一段中这样提及：“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三科”被俨然地确立为了全党指导思想理论的真正主体。如此，习近平十八大接班的“法理道统”也主要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邓三科”了。
但十八大后的中国共产党却无可退避地将面临的是，要么在对以上“两个三十年”进行深刻反思、系统总结的继往开来和重新凝聚中跨入一个更伟大的历史辉煌，要么将在自我迷失的强打精神、似是而非、异化腐败和难以掩盖的各种矛盾混乱中，万劫不复地走向灾难性结局的未来发展时期!
因此，习近平接班不久就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对此的正确解读正应是，对“两个三十年”都必须进行全面总结、深刻反思和科学梳理的批判性继承，然后我们的党才可能真正地继往开来，鼎故革新，走向未来!
正是为了尽快地解决已导致我们各项工作陷于矛盾混乱的指导思想理论片面论的发展，以及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价值虚无、甚至是价值迷失错乱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在4月19日的政治局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十分重要也更加全面正确的思想议题。但很快又在可以想见的质疑和压力之下，不得不暂时地收回了。这是因为，4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个高层的工作会议，似乎还不能超越既定威权思想政治体系的最高“法理道统”，或是不经全会这样的法定组织程序就改变我们这部党机器现已既成的最高思想理论提法和既定政治思想路线之类的重大敏感议题。另外，作为新任总书记的习近平似乎也没有“强行突破”的实力。所以只能先退一步地继续做好更加充分的各种铺垫准备工作。于是人们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又先后发表了“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等等的重要讲话。
但习的这些讲话同样遭到党内外一些人，或是公开反对，或是冷嘲热讽，有的主流媒体则对“两个互不否定”进行了习惯性和误导性的解读。对“前三十年”采取偏离基本价值判断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然后是一一数落，俱事批判，让人看了简直就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直至一无是处地形成了全局性的“极左”错误。对“后三十年”则采取不许反思和全面肯定的“新凡是论”表述，对存在的问题也一概说成是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定下调子说是“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失误”，而是一个辉煌接着一个辉煌。相对应的则是，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举世瞩目的“世纪大审判”。另一方面则是，有人公开邀请美国和某些国际组织来参与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某些智囊人团(如50人论坛)的精英更在三中全会之前抢先发出了一个完全是“前朝遗命”，带有“西方客卿”色彩的所谓“383顶层设计”，并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惶惑和争议，也造成了人们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阵思想混乱和深深疑虑。
如今大家终于知道，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早在今年4月，就成立了一个以习近平为组长，刘云山、张高丽为副组长的起草领导小组，而根本就不是那个吃里扒外、琵琶别弹的“383”智囊团在主导。但问题是，国务院发研中心的智囊人团为什么要先声夺人地进行舆论造势呢?他们又为什么敢于喧宾夺主地来对中央下出如此狂野的指导棋呢?
其实，这不过是长期以来整个高层政治博弈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这一切的博弈，终于在这一次的三中全会上初见分晓了。
如今，我们也大致地看到，新一代总书记习近平在领航中国这个一度迷失了航向的超级巨轮又一步步回归正途的过程中，既要坚定明确毫不动摇，又要审慎操作避免触礁，的确是需要很高的思想智慧和柔韧的政治技巧。这一切，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叙述交代亦可见一斑。公报把十八大后一、二中全会以来的一年确定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过渡期，三中全会则将开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发展时期，并以各个时期具体任务目标的不同而必然要形成相应指导思想理论的价值定位问题，作了分别的概括和交代如下：
——关于一、二中全会以来的“过渡期”。公报说道：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在“改革发展稳定”的过渡期，依旧是“邓三科”——无可挑剔!)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发展时期。公报说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如此，习中央就以全会的组织形式法理性地重新确立了全党最重要指导思想理论的正确价值定位，并由此将开启一个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发展时期!如果这个“全面深化改革”全新发展时期的目标就是，最迟要在建国一百周年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话，那么相对于建国以来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今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则构成了一个“新三十年”的伟大发展时期!
对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深度解读，正可谓：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更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真正代表着人类现代文明前途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艺复兴”(或“新文化革命”)!
习近平的十八大接班，正是中共在一个面临生死存亡的非常历史时刻，仍可能逆转性地最终实现以上“三大复兴”的一次十分幸运也十分重要的历史选择!当然，这也不是习一个人的战斗。十八大前，少数人要“改旗易帜”和“非毛”的图谋没能得逞，也正是党内积极力量和广大中国人民舆情奋争的努力结果。这其间，“重庆实验”的积极努力和共富发展，则实际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建立对共产党的信任和重新燃起对社会主义信心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实践启蒙。
在习中央高屋建瓴的主导下，很快就把“马列毛”又重新摆到了全党指导思想理论的正位之上，对于实现党的“三大复兴”和以上的具体工作目标都将是十分重要的。这也首先就体现在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上——如，《决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明确表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这样的提法也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此前一些同志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问题时，也曾深切地认为，必须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上述思想为基础和底线，而绝不能搞什么全面私有化。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就要弄清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市场的价值调节，即价值规律作用的一般形式没有什么特定属性的分别，但经济所有权这个市场关系的主体，却是有着“社”或“资”的分别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模糊论，正是给少数人打着改革旗号大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并给少数人靠侵吞社会公产的一夜暴富提供了机会和掩护——这难道不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吗?
总之，以上无论是全会《公报》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也都是艰难博弈之后的结果，在一些错综复杂关系的问题上，甚至也仍然表现出了某种妥协的痕迹(如关于市场地位作用和关系的表述)。所以，这样的博弈还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和新形式下不断展开和深入，而绝非是从此就万事大吉了!
习近平任总书记的未来十年，中国社会无疑将可维持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了。习的敢作敢为和所作所为，也使其在人们按传统观念的比较衡量中，算得上是一代“明君”了。但“明君”亦是转头空!而习之后的中国又将会是怎样呢?难道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人亡政息”，或是发生资本主义又卷土重来的社会逆转吗?
正所谓：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所以习的一任总书记，就不能仅只是谋其十年，而是必须要为中国的“三大复兴”谋划出一个百代万世的坚实基业来!更不枉命运之神已把千载难逢地成就为一代伟人的历史机遇给予了斯人耶!
十八大以来和三中全会前后，在我们体制内外仍在鼓吹资本主义的“西化改革派”的精英们，似乎也意识到，就他们现有的力量还暂时无法把现实的中共政治体系一举摧毁，而是还要继续地蓄积力量和发展基础。如自由派理论家吴稼祥就表示，“大家要有耐心、有信心”，“只要能再搞一段的‘开左灯，向右走’，自由派就必定会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不可逆转地赢得宪政民主的最终胜利”。贺卫方也表示过同样的“期待”，甚至公开宣称“要有信心，在体制内外，里应外合，改变中共”。自由派学者张曙光也撰文称：“无需理会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最后的一切还是要由市场说了算，市场上，资本永远都是强势的主导性力量，所以最终还是要资本说了算”。他们还表示“现在大家还不要急于提什么‘一人一票’的民主，因为那只能是让民粹主义占得优势，对自由派反而不利，所以只能先搞好‘顶层设计’，把经济基础改变过来，实现自由民主，也不要在乎是初一还是十五，而是要有一个较长期的准备，以待水到渠成……”他们的“力量蓄积”就是要不断地攫取高层政治权力和不断地增强资本的社会实力，“发展基础”就是要在经济领域继续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所谓改革——而更准确、更直白地讲就是，要继续在“改革”的名义下来达到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资本主义化的目的。
所以，未来进行博弈和实现以上“三大复兴”的决定要素乃是，中共党人必须要不辱使命地首先完成好“两个重建”的重要基础建设——即：通过严肃、认真、系统、科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批判，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真正是代表着人类现代文明前途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新文艺复兴”(或“新文化革命”)中，首先完成这一新文化体系真理价值核心的共产主义理想精神重建(即意识形态重建)和这一新文化体系真理现实性基础的全面社会关系重构(即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共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市场机制的重建，以匡正既往那种在所谓自觉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引入资本国际统一游戏规则的自我迷失和数典忘祖中，实际上建立了一套完全是由资本或资本人格化的精英利益集团来主导社会发展，或马克思说是“少数人靠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垄断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导机制)，以切实解决好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并在真正奠定了人民民主政治基础之后的自我升华中，最终地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和中华民族复兴!
“全面深化改革”当然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正是确立起了正确价值体系的这个意识形态根本，所以我们在“新三十年”的未来发展中，也理所当然地应当以“筹划百年”的博大胸襟而真正地表现出更大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做到发扬民主、开放言论，以保护少数人的思想言论自由而真正确立社会广泛的思想政治自由;平冤除恶，扶正祛邪，开创一个能够公开正面地解决思想异见和路线分歧的理性斗争方式和政治文明形式，以消除我们传统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宫闱政治、阴谋政治和权术政治的阴暗面;“开诚信，布公道”地用积极扩大群众路线和让广大人民广泛参与而动员起来的伟大社会力量，来克服和消除我们体制障碍的官僚主义和各种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消极社会因素;并按照既定的目标，最迟在建国一百周年时，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人民民主制度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林韬：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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