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属地管辖骗局，探索三农问题出路
——谨以此文推动将毛主席诞辰定为“人民节”
这是一篇上报中央的政论文章，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揭露接班人问题属地管辖的骗局。第二，从否定文革到否定毛主席所倡导的人民公社运动，才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症结。
表面看起来这是两个不相关联的问题，实质上两个问题都反映了否定文化革命和取消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颠覆性后果。
因为，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在各大网站发表转载，必然能够推动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左派所期盼的“伟大的时代转折”。那时候，中央就能够动议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将毛主席诞辰定为“人民节”，故本文以此作为副题。
一，揭露接班人问题属地管辖的骗局。
五中全会前夕，网络关于五中全会即将作出重大人事变动的话题，随着属地主办人的短信承诺：“弟当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待机而动，主动作为”，和平煤副总刘银志于10月27日莅矿落空，变成了严肃评论者笔下“重要会议以来，····旧瓶旧酒依然不顾倒人民胃口的节奏弹唱着老猫叫春的故事。两个继续伤透了亿万人民的心，时代转折的美好梦想化成了人民总也擦不干的泪。”我想，这样的感叹绝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感情和利益。不信，就在全党全国发扬一下民主试试。
回顾接班人问题属地管辖以来所出现的乌龙事件，最后竟然都逃不脱孔子所云：“中人以上者，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者，不可语上也。” 也就是说，智商达不到中等以上水平的人，不可以和他讨论高深道理。接班人问题本身就属于高层政治，其中当然包括高深道理，为什么要交给处于中等之下水平的干部管理?可见，所谓的属地管辖，难道不是一个预设的陷阱吗?
什么“属地管辖”?当初胡 耀 邦亲信高杨文借故撤职属地书记职务，怎么没人强调属地管辖?十四大前朱 镕 基到属地领导机构同各界领导人会面，恩威并施、敲山震虎，并调离前煤炭部门负责人切断问题解决的组织渠道，让主办人深感压力巨大，怎么没人强调属地管辖?十五大前曾 庆 红指使平煤保卫处专人紧盯属地单位，派人到固始老家把当事人接到局属疯人院控制起来，怎么没人强调属地管辖?再说，1967—1971年间，当事人不顾杀头的危险，上书毛主席党中央抨击林彪极左思潮、为革命老干部主持公道的时候，我的属地在哪里?当事人借鉴乌干达军事政变后中国援助4亿人民币变成了阿明上台镇压革命的本钱，从而提出改变对外援助政策的时候，我的属地了解吗?在林彪事件后第一时间致信毛主席党中央表示祝贺，称毒瘤用这种方式爆裂，对党的肌体有利而无害，也无损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我的属地了解吗?当事人在毛主席身前提出将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探索的积极意义辩证结合，构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合理内涵，用以指导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有人向属地组织沟通吗?
面对上述高层而背景复杂的接班人问题，不了解内幕，即使是中人以上智商尚且难以理解，又何谈受命解决?
然而，更加诡谲的是，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中人以上智商，或者有决策胆略的人，他们就会很快被调离，或者被告知不让管了。比如，曹国林，比如，尹光彩;比如，市信访局的关少英，平煤信访办主任李兆平。而颟顸如李松林、冯万军，却能多次失误仍不换人。特别是属地书记宋伟毅，接任不久便莫名其妙的调走对本案有所了解的组织部门主办人，让因颟顸糊涂已有失误前科的冯万军再次接手。在2012年7月7日上级领导来矿无故失误后，竟允许他为逃避追问而随即外出，而且一走就是一月多。再次失误后，冯说有人告诉他“接班人问题不是平煤集团领导这个级别所能过问的。”尽管冯万军颟顸糊涂，难辞其咎。但这个人有意误导，其心可诛。这个人是谁?谁能让冯万军信任他超过信任组织?谁有破坏接班人问题解决的故意?这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属地书记的父亲——一个曾因挪用六矿采煤战线切块工资被免职、后和腐败分子勾结、挑动附近农民闹事而挤走有口皆碑的党的忠诚干部张海洲，当上后勤副矿长后仍继续胡作非为的——宋德祯。至于宋父为什么那么害怕接班人问题解决，还应该归咎于他排斥压制作为张海洲得力干员的本案当事人的手段过于邪恶，因而害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无独有偶，8月26日，就在上级领导莅矿，冯万军没有理由继续不安排主办人到场的情况下，属地书记竟然要求主办人陪同宋父外出参观什么“孝贤文化建设”，这就露出了宋伟毅偕同冯万军二年内置上级领导十多次莅矿不做解决安排的马脚!除此以外，宋伟毅能够给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吗?
其手段尽管有些无耻，但目的总算达到了，尽管“从严治党”、“三严三实”的高调继续忽悠，而神秘面纱背后的真容终于揭开了：那就是特色路线不变，特权体制不改，宋父得以在恶行败露前苟安于一时。大家都从扼杀接班人问题的共犯结构中，获得真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家族的腐败弊案不被揭穿，个人的政治地位得以保全，管他什么应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跌入低谷?管他什么本该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备受剥削压迫?只要本该接受教育、改造的新生资产阶级及其团队，仍然能够高居中国各领域的庙堂，哪怕中国大陆加速走向混乱，哪怕台湾人民因恶心大陆政治而不惜加速走向分裂、乃至于爆发战争!
其实，三中全会搞出了国企混改和试行官邸制，就已经说明为什么宋伟毅联手冯万军胆敢置上级领导十多次莅矿于不顾，说明国信局为什么胆敢对本属于中办管辖的接班人问题，授意属地出手控制其人身自由的背后，肯定有一只巨大的黑手在操纵。
再说，四中全会不是在强调依宪治国吗?五中全会后为什么却在高调重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在继续高调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了依法治国，可是，在国有企业搞混改，在农村搞土地流转等背离社会主义的做法，符合宪法规定吗?违背宪法规定的做法，在宣布搞依宪治国以后为什么不予纠正?
请问，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本质如何保证?共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宗旨如何体现?请问，高调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如何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如何贯彻?如此，何谈社会主义方向?何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何谈市场经济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目的?何谈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何谈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又何谈人民民主专政?
如此下去，人们不禁要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要由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吗?那么，社会主义的主体是什么?当然是人民。不以人民的需要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如何体现社会主义?都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看看大量剩余的房屋，大量过剩的钢铁、煤炭、医药、和各种轻工业产能，而另一方面却存在广大底层民众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各种所需家电，等等，无不突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征兆，你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我们强调人民需要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不是要取消市场经济，而是要资本要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单纯服务于利润。要倡导资本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让资本在服务于人民需要的过程中获得利润，弘扬爱心，温暖社会。坚决打击唯利是图、危害社会的资本投机。因而，市场作用的范围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教育、医疗和其它公共服务领域，对于精神文化领域，一定要限制市场的作用。
毋庸讳言，五中全会前，网上是在疯传美国中情局在推动中国高层换马，理由是习近平的外交战略损害了美国利益。
什么话?大国博弈，此长彼消，天经地义。中国有近14亿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各方面条件都相当，人均产值也相当，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应该是美国的4倍多，而现在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凭什么中国要永远落后于美国?凭什么接近美国就是损害了美国利益?凭什么损害了美国利益就要换马?
在我看来，如果习近平同志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是邓小平真正要找的第三代，就没有空子让人钻。美国要换马，网络疯传五中全会要有重大人事变动，无非是习近平同志执政3年来在各种要害问题上的作为，让美国人看到了他的政治软肋，让网络写手知道了高层要求撤出本人《检讨改革路径，发动全党整风》做出了某种承诺。再说，习近平同志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中的伟大但书，已经让左派学者和网友相当不爽，可是到了纪念胡耀邦100周年诞辰时，胡耀邦却变成了伟大和完美。这就更没有原则了嘛!
我们可以原谅否定文化革命的那个《决议》出台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但经过了中国的八九动乱和苏东剧变，经过私化西化35年改开的严重后果的验证，依然认为毛主席晚年为避免这一切所做出的决策犯有严重错误，那就不能称为“与时俱进”，更不谈不上理论创新了。
至于胡 耀 邦是不是那么伟大和完美，世人心中有数，左派网站也有海量文章予以评说。问题的要害是，既然胡 耀 邦那么正确，赵 紫 阳怎么评价?如果二者都正确，八六学潮、八九动乱怎么定论?如果这些都要重新定论，那就是邓小平同志在这两件事上错了。而后来揭示出来的大量事实，却都认定邓小平同志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必要的。而急于否定文化革命，清理“三种人”搞“一刀切”，为“黑五类”分子搞“一风吹”统统摘帽，把“黑五类”分子捧到天上，把文革势力打入地狱，让宋德帧式的官僚特权分子失去了群众大字报的震慑而更加胆大妄为，从而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是造成八六学潮、八九动乱的社会基础;在农村推行分田单干，鼓励私企大干快上的具体操盘手，也恰恰是胡 耀 邦。如此等等，你把胡 耀 邦评价的如此完美的另一方面，不就是要邓小平为他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痛下杀手的黑锅吗?
评价毛主席晚年犯有严重错误，无非是让如此伟大完美的政治精英领袖人物胡 耀 邦下架到黄湖农场去放牛;把胡 耀 邦评价的如此伟大完美，无非是说邓小平把他赶下台也是错误的。如此一来，难道党中央要为胡 耀 邦掀起的八六学潮、赵 紫 阳推动的八九动乱重新定论吗?
土鸡不能因为自己飞不高，就批评雄鹰飞得高是错误;也不能因为山鸡和自己是同类，就赞扬山鸡比凤凰更美丽。
诚然，网传美国中情局在五中全会前推动中国高层换马，并没有直呼其名由谁出马。但绝不排斥，美国中情局早已知道《邓选》多处强调的毛主席指定接班人另有其人····，再说，我的微博简介就直接承认曾以毛主席指定接班人身份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邓代华的进程，并致力于接班人问题的解决。所以，这方面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属地方面，哪怕我告诉他们只要“百度”一下“柯枫涛”三个字，有关接班人问题的文章就会尽收眼中，他们也可以从中发现问题何等重大。但他们个个沉醉于现有职务所带来的尊重感的满足，不屑于从网络获得新信息、新观念，总是以“寒号鸟”的心态，得过且过。哪怕在同一个问题上失败多少次，也依然心不在焉，也依然继续失误，因为我们的干部管理机制就没有问责这个环节，(或者背后就有人鼓励这种所谓的“失误”)。以至于让包括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发展道路都根本对立的西方价值观的龙头老大，都看不过去了。因为他们看到，在中国特权体制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是一个比资产阶级更落后、更保守、更腐朽，甚至更反动的一个社会政治赘瘤。与其让他们把中国带入封建官僚的倒退和必然引起的混乱，还不如让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艾利希·弗洛姆所倡导的符合人的精神健全需要的理性社会主义重新整合中国。如果美国人真是这样想，那么，和拼命推行私化西化的朱 镕 基、曾 庆 红、令 计 划，以及因为害怕东窗事发而竭力破坏接班人问题解决的宋德帧等人相比，美国人还真没有他们那么坏。
这么坏的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特色时代放纵肆虐，从何体现“从严治党”?又怎么能做到“三严三实”?由此请问，一个毛主席时代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如此之高的党，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模样?无非是没有了灵魂，无非是没有了方向，无非是放弃了使命。一个人没有了灵魂就会堕落，就会失去操守，一个政党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不是强调“依法治国”吗?那么请问，什么叫“依法治国”?你的政权组织结构是由民选产生的吗?你的官员队伍的管理有公正科学完善的选任和考任机制吗?你的最高核心是由开国领袖所指定的吗?都没有。那么，你排挤开国领袖所指定的接班人，你所搞的一套更符合宪法吗?更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吗?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你拼命排斥《邓选》所述毛主席指定接班人，搞严重违背宪法的私化、西化、市场化改革，完全改变毛主席领导我们党确定的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完全改变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完全改变社会主义道路·····，请问，是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力?
再说，你说你实行依法治国，可是，这样的政治集团和权力产生机制，这样的官员队伍的素质，能够保证公正执法吗?能够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吗?看看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底层群众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官商勾结、反对侵犯民众利益的群体事件，看看国家信访局里外如潮的上访群众，再看看属地书记子承父业对属下员工无法无天、拼命打压所形成的共犯结构，其它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又将如何?面对如此情景，不来一次严肃的全党整风，不进行一次1986年邓小平多次提出的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底层群众还有活路吗?这个政权还有继续存在的法理和道义依据吗?这样的情景，离九风波再次上演，还会遥远吗?
毋庸讳言，我虽然不赞成美国的资产阶级选举制度，认为它对于广大底层劳工群众来说只是一个骗局。但是，人家毫不隐晦自己是资产阶级国家，人家的制度保证了资产阶级中最优秀的人员代表整个资产阶级治理国家。而我们自称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国家，可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却不但不能保证最优秀的工人阶级代表出来治理国家，反而经常让最优秀者备受诸如属地书记父子百般排斥压制，而保护庸劣者尸位素餐、掩盖其腐败丑行不被惩处。
众所周知，我从来没有停止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批评，并坚决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反抗美国霸权的正义斗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仍然支持中国高层换马?我想，如同美国强烈批评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那样，是希望两岸和平稳定。在他们看来，两岸和平稳定才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样道理，美国支持中国高层换马，也是因为看到中国目前这种局面不可能持久，而中国社会长期依靠军警维稳，即压制了民众的基本人权，也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久而久之，势必酿成又一次八九动乱。那时候的中国因为没有了邓小平这种政治强人操控，就会陷入长期混乱。而面对一个混乱的中国，大批难民就会蜂拥世界，世界各国都会不堪承受。这种局面更不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也正是出于同一种考虑，邓小平把国家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于他真正要找的第三代身上。(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二，从否定文革到否定毛主席所倡导的人民公社运动，才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症结。
诚然，在接班人问题上，邓小平和江 泽 民都在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当然，江 泽 民是在自己干完法定最高任期以后)，而这两个人却都是积极推动和支持否定文化革命，支持推动小岗村走回头路的;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和他们一起跟着否定文革、跟着支持农村搞私化?(1986年3月本人通过人民日报阐述对公正评价文革、特赦“四人帮”、调整国家所有制结构等的意见，接到单位书记约谈：如果你对文化革命问题转过弯了，你的事情就好办了。人家就这一点对你不放心)而是一方面坚持公正评价文化革命，一方面又要全面肯定毛主席的伟大正确，同时对邓小平否定文化革命、支持小岗村走小农经济道路给予严厉批评。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吧!也就是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胸襟吧!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对文化革命问题，对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制的改革，还有农村的方向道路问题，甚至包括对“四人帮”问题和对老干部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的。其中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只有补充、丰富和完善，从没有向赵紫阳说的那样“如果有的人不能正确的认识形势，还会犯新的错误”而搞见风使舵，更没有脚踏两只船。我想这种毫不隐瞒自己观点的胸襟，才是《邓小平文选》多次载入强调解决毛主席指定接班人问题，解决邓小平真正要找第三代的政治谋略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某些左派写手把改开以来的所有罪责都归咎于邓小平，也是不公平的。“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固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也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但人家毕竟没有拉帮结派，没有抵制毛主席指定接班人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有党性的表现。试问，如果没有胡 耀 邦亲信亲自撤职当时的属地书记，如果没有朱 镕 基亲临属地领导机关极力压制，如果没有曾 庆 红直接将当事人投入疯人院，邓小平提出的这论那论，不是都可以在充分民主、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得到妥善解决吗?至于这些人搞拉帮结派、违法违纪搞出的问题，理当由他们自己负责。不纠缠历史旧账，是一个原则。但如果有人为了掩盖自己罪责继续抵制接班人问题解决，那就是罪上加罪。
改开以来，出现了很多混账事情，都是由那些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求甚解的人们搞出来的。他们把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的帽子，戴到毛主席头上，把文化革命中出现的过激行为的帽子，也戴到毛主席头上，最后给毛主席定一个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帽子，并按照这个逻辑，把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载体——人民公社，也给强制取消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坎他们绕不过去，那就是没有毛主席指定接班人布局邓小平取代华 国 锋主持中央工作，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邓小平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多次载入《邓选》，并以自己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做表率，公开自己担任军委主席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再退。
邓小平把话说到这一步，应该没有人再敢抵制接班人问题解决了吧?可是，不行。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自己自文化革命结束就真正要找第三代的当年八月份，就有人跑到平煤领导机关施加压力，说是“你平顶山矿务局那个三产改革方案，报到我这里也不批。”····，这是什么道理嘛?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这个国家的开创者，你有什么理由抵制他所指定的接班人?如果接班人自己搞不好，你把他拉下来，然后再骂毛主席知人不明也许有点道理。但你一方面拼命压制人家指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自己违背宪法另搞一套，却硬说毛主席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这是什么行为?什么叫“政治流氓”?大家看看，这种做派不是比政治流氓更加无耻、更加野蛮吗?
关于我为什么反对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我在《公正评价文化革命，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一文，已经在理论上做出了比较透彻的论述，其中的观点已经引发左派网站和左派学者的广泛共鸣。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国企私有化和国企混改，为什么反对小岗村的重走私有化道路，我觉得自己的论述虽然很到位，而且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的积极回应。但是，我的这些见解，和有关专业学者教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论述相比，还是人家更深刻、更系统、更具前瞻性。
美国学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一书中，把五八年大跃进发生的高指标、浮夸风，归咎于前一年反右派的扩大化。他认为，正是反右扩大化将各个领域里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学术权威，大批的戴上帽子、下放改造，脱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五八年以后国家提出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缺少严格充分的科学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反右扩大化的直接后果，是工农干部可以不受专业技术干部提出的建议、参考的左右，很多事情仅凭拍脑袋决策，甚至还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谬论调。
大家知道，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的是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对大跃进浮夸风负有责任的是缺乏三农工作经验的刘少奇同志。这些问题经过以茅于轼为代表的主张私化西化市场化的所谓公知们的肆意炒作，竟然都变成了他们反毛非毛辱毛的所谓“把柄”。这些新老右派们手里有多少真相真理，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我在其他文章里已经谈了不少。但是对文革的攻击之声依然不乏于耳。这里不得不重申这个观点：即武装革命成功解决的只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文化革命解决的则是巩固政权的问题。革命力量如果不是因为拥有先进的政治思想文化武装，比如，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红军建设、八路军、新四军建设，和解放军建设，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建设，它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同样道理，它如果不能用先进的政治思想文化改造社会，它就不可能建成新社会。而依然是旧政治、旧思想、旧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如汉朝取代秦朝，明朝取代元宋，就必然逃不脱兴衰周期律的怪圈。这就是毛主席鉴于苏联变修以后，毅然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用意。对比没搞文化大革命的苏联，虽然一直没有抛弃列宁主义，但是仍然没有逃脱苏共变修、最终被解散的命运。而否定文化革命之后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各种旧社会的沉渣泛起，无非是因为旧思想旧文化重新统治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乃至于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阵地。
诚然，由于文化革命中代表了新思想新文化的一派人，在一定时期内政治上并不成熟，在对待旧思想旧文化代表者的政策执行上有偏差，加之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很少，资本主义的危害很不充分，更不具备可量化的经济指标，以至于文化革命中确实伤害了很多老干部，也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因而他们在否定文化革命方面有共鸣。后来因为要否定文化革命，难免要为毛主席定论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又由毛主席的所谓晚年错误，进一步否定了他所大力倡导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载体——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又发展到砍掉毛主席竖起的“农业学大寨”这面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红旗，竖起了安徽小岗村这面搞私有化小农经济的黑旗。
毛主席时代非常重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改开以来不提这个问题了，但是不等于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私化改开37年来的实践证明了红旗该不该砍、黑旗该不该竖?当下三农问题的严峻现状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红旗不该砍，黑旗不该竖。问题是，到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头一年的反右扩大化，导致了第二年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是因为我们在做出重大决策以前，没有听取有关专家学者在经过充分论证基础上的建议。那么，我们在砍红旗、竖黑旗的时候，是不是汲取了反右扩大化导致大跃进浮夸风的错误?是不是应该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再做出这项事关国家发展方向和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重大决策?
尽管现在说这些都为时已晚，那么，我们该不该采取“亡羊补牢”的举措，以纠正长期举黑旗的严重后果?
我想，理性的回答是应该的。
下面推荐一篇三农问题专家、北大教授张文茂先生，在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所作《联产承包的脱变和三农问题的症结》的演讲文章。这是教授在给他的学生讲课的讲义，文中提到李克强同志对国外“农业工业化方向”的关注，建议书记处印发各位政治局委员，印发各省委，印发国务院有关部委，以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来对待三农问题，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开辟一条正确的道路。
张教授在讲义中针对人民公社运动在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载体作用中指出：“毛泽东所规划的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必须分阶段、分步走的。这个工业化战略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将其称为三部曲：第一阶段：国家建设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农村则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第二阶段：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后，农村开始起步公社工业化，进入国家和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公社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带动农村城镇化，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可见在农村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就是解决粮食问题;解决粮食问题的手段就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除农业靠天收的被动局面;大力发展化肥、农药、和培育优良品种，努力提高粮食产量;选拔好的带头人，配好基层班子。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合理调配劳动力，加强管理，搞好分配，克服“大呼隆”，破除“大锅饭、养懒汉”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在这一发展阶段中，由于上述问题解决的好，出现了江苏省的华西村、山西省的大寨大队，和河南新乡的刘庄村等等先进典型，同时也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出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这个落后典型。
为什么在同一个时代、在各种客观条件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典型?这就是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武装群众战天斗地，还是放任几千年小农经济产生的自私落后的旧思想旧文化困扰群众的根本区别。遗憾的是，胡 耀 邦、赵 紫 阳、万 里等人，代表落后地区落后群众中的落后情绪，把因领导班子“软、懒、散”和管理不善、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大呼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压制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做人民公社的体制性问题。把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和干部管理的体制性问题，当做公有经济的体制问题;却又不愿触及干部的切身利益，不从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抓起，不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抓起，却从改变公有经济载体抓起，说是集体经济条件下的联产承包，实际上搞成了分田单干的私有化小农经济，从而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结果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完成的基础上，随着化肥、农药、改良品种的大规模应用，粮食问题很快解决了。然而，这并不是分田单干的功劳，而是条件成熟以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阶段。
遗憾的是，在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后，农村开始起步公社工业化，进入国家和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农村的工业化失去了人民公社这个公有经济的载体，就只剩下国家工业化这一条腿了。解决温饱以后的农民为了支付住房、孩子就学、全家医疗、老人养老的巨额开支，只有背井离乡，到各大城市给改开以来的新兴资本家打工，一边使农民自己成为雇佣工人，另一边造成了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大面积农田荒芜”等一系列当前突出的三农问题;以及由于个体分散经营不便监管，而引发的粮食蔬菜的农药残留超标，和个体私营企业贪图利润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类情况在城市国有企业中也大量存在——本来属于应该完善管理体制贯彻“按劳分配”的问题，却把它当作所有制问题，企图通过私有化来解决，搞什么“管理层收购承包”?搞什么“转产改制”，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等等，以至于到现在又打着市场决定论的旗号，钻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国企混改的死胡同。
那么，究竟土地流转能不能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
对比三农问题解决的好的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河北周庄乡等等，没有一个是因为土地流转搞成功的。这就说明，张文茂教授所阐述的毛主席的人民公社战略，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当然，对搞土地流转已成规模，或者取得一定成功的，也应该允许存在。
张文茂教授对他的学生们这样阐述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按照毛泽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人民公社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后，农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是集体经济体制下的农业产业化。90年代初期，我曾将农村现代化进程概括为四大基本趋势，即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农村工业化就是毛泽东的公社工业化，而农业产业化又是什么概念?在人民公社体制的初期阶段，农村基本上是‘以粮为纲’，产业结构单一。随着农村工业化即社队企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趋势是由‘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向多种产业转变。多种经营发展成为多种产业，是大农业概念下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化，这就是毛泽东讲的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究竟是走集体经济道路还是走小农经济道路，更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被私改派大树特树的小岗村这面黑旗的现实摆在那里，由于班子存在“软、懒、散”，群众存在“等、靠、要”，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落后穷坑，让私改派一直脸面无光。而早在1965年，毛主席针对江苏华西村创办集体企业的中央调查报告上就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仅此一条，就说明什么毛主席时代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并不是那个时代中央的政策，也不是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流。江苏华西村按照这个发展战略走到今天，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河南刘庄村、南街村也已经达到了农村城镇化发展阶段。在2014中国村名影响力300强”的名单中，河南省有17个村入选，而这些入选的农村，至少在河南全部都属于走集体化道路的。
还有最近网络报道的2013年该镇完成社会总产值50亿元，向国家纳税2.3亿元，财政收入6900万元的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巩义竹林镇，等等，都在用坚持集体化道路的丰硕成果，证明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对比安徽小岗村的现实，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不正好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农村搞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土地流转，是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吗?
柯枫涛 2015年12月3日 星期四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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