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人工智能的进步快得让人有些措手不及。输入几句话，几秒钟就能生成一篇文章、一幅插画、一段代码;智能客服可以同时应答成千上万名用户;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在一些城市的街头试运行。惊叹之余，不少人心里打起了鼓：翻译、文案、插画师、客服、程序员，下一个被替代的会不会就是我?
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百分之七十，到2030年超过百分之九十。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像当年的电力和互联网一样，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机器越来越聪明，人还有饭碗吗?
这样的担忧并不新鲜。一百多年前，当蒸汽机和自动织机走进英国的工厂时，无数手工业者也面临着同样的恐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里，用了一百多页的篇幅讨论机器对工人的影响。今天读来，许多分析依然切中要害。
马克思首先承认，机器确实会排挤工人。一台机器能顶几十个、上百个手工劳动者，机器所到之处，传统手工业者成批地失去生计。他记录了英国手织工人的悲惨命运：在机器织布的冲击下，他们的收入一落千丈，许多人在贫困中挣扎多年，最终消失在历史之中。这些描写提醒我们，技术进步带来的阵痛是真实的，不能用一句“长远看会创造更多就业”就轻轻带过。
面对机器的威胁，当时的工人们一度把怒火撒向机器本身。十九世纪初，英国爆发了捣毁机器的“鲁德运动”，工人们冲进工厂砸碎织机，以为只要机器消失了，自己的工作就能保住。马克思对此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评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
这句话是理解马克思机器观的钥匙。机器本身并不是工人的敌人，问题出在机器被怎样使用、为谁所用。马克思用一连串对比把这个道理说得淋漓尽致：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同一台机器，为什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采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劳动者轻松，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机器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并没有转化为工人的闲暇，而是变成了失业者的队伍;机器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被劳动者共享，而是集中到了资本家手中。马克思甚至说，在这种条件下，“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
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过一种“补偿理论”，认为机器排挤出来的工人，迟早会在其他行业找到新的工作，所以不必担心。马克思并不否认机器会带动一些新行业的发展，比如制造机器本身就需要大量工人，交通运输和其他部门也会随之扩张。但他尖锐地指出，这种补偿不是自动的，更不是无痛的。被排挤的工人往往年纪偏大、技能单一，很难转到新的岗位上去，在漫长的过渡期里，他们承受着实实在在的苦难。
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批判上，他还看到了机器大工业中蕴含的积极趋势。他指出，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它不断改变着劳动分工，要求劳动者能够适应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因此，大工业使这样一个问题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换句话说，技术越是快速变革，就越需要劳动者具备全面的、可迁移的能力，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也就越突出。
用马克思的这把钥匙来看今天的人工智能，就能看得更清楚。人工智能会不会替代一部分岗位?会的，这一点不必讳言。但人工智能本身不是洪水猛兽，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新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关键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和财富增长，最终要用来做什么，要让谁受益。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取向。“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替代那些危险、繁重、重复的劳动，比如煤矿井下的巡检、高温高压环境下的作业、流水线上枯燥的分拣，让劳动者从最辛苦、最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在催生大量新的职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年来发布的新职业中，就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一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岗位。
中国的实践还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角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近年来全球新安装的工业机器人中，有一半左右装在了中国的工厂里。按照简单的推理，机器人用得这么多，工人应该大量失业才对。可现实是，许多制造业企业反而在为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发愁，会操作、会编程、会维护智能设备的技工十分抢手。机器替代的是一部分岗位，同时又创造出对新技能的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者能不能跟上这种变化。
还要看到，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不仅不完全是就业的“对手”，在很多领域还是弥补劳动力缺口的“帮手”。比如在养老护理、康复辅助、农业生产等人手紧张的领域，智能设备可以分担大量体力劳动，让有限的劳动者把精力放在更需要人情温度的服务上。
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劳动者技能与新技术、新产业相匹配。对那些因技术变革受到冲击的群体，通过失业保险、再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兜住底线。技术进步的阵痛不能由个人独自承担，社会应当为劳动者搭起转型的桥梁。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把“机器本身”的好处更多地变成现实的地方。
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面对人工智能，与其焦虑，不如行动。我们在第三篇讲过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人工智能最容易替代的，往往是那些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而那些需要创造力、判断力、同理心和跨领域整合能力的工作，人依然有着难以替代的优势。学会使用人工智能，让它成为自己的助手，而不是对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复杂劳动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终身学习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劳动者的必修课。
回看历史，从纺织机到蒸汽机，从电力到计算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曾引发对失业的恐慌，也都在阵痛之后创造出了新的产业和新的岗位，人类的劳动形态因此不断升级。马克思帮助我们看清的是，技术带来的究竟是解放还是奴役，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和人们对它的使用方式。
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它会让我们失去什么、得到什么，答案不在机器那里，而在我们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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