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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连载17

李贵涛 · 2026-02-0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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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战争的历史,为无数精彩的阳谋与狡诈的阴谋提供了共同表演的舞台,到底谁在威胁大多数人类的存在权?又由谁来掌控人类社会的重塑权?其答案不在垄断势力那里,只因为,保证绝大多数人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意义所在,真理就在于此。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重新梳理人类战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人类战争存在前提的概念,给出了战争存在前提与战争形态的关系,再以战争形态及其演化为主线,揭示人类的社会存在与人类战争的相互关系,说明人类战争形态的演进过程如何被其存在前提所决定。进而,分析了人类新的战争形态与新的社会对抗形态,人类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以及如何避免新形态战争对人类存在的威胁。第五章分两载,此为下

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连载16

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连载17

第五章人类广义对抗体系

第四节 国家广义抗衡网

近期欧洲的战争,就是对第三种战争形态时代“国家广义抗衡网与人类广义对抗体系”首次预言式的片段彩排。从政治、军事、太空资源、文化技术、能源、粮食、社交媒体、互联网资源、舆论宣传等等方面都成为战争的手段。从而极大的放大了乌克兰极为有限的军事力量。

国家广义抗衡网的定义

国家抗衡网的定义:国家抗衡网是国家在全新的人类科技能力与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支撑下,将全社会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体系统一在网络形式的共同平台之上,通过避免被敌对国家毁伤己方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或者反过来毁伤敌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既定意志。抗衡力量的根本属性是政治,具有两个主要要素:即人员力量和物质力量。抗衡力量的存在需要外界的环境与条件,条件分为自然的条件与社会的条件。

国家广义抗衡体系能力=对各个领域国际资源的综合格式化程度=国际政治主导率×国际资源主导率×国家金融主导率×国家文化主导率×国际战略产业主导率×国家意志总体体现程度

资源的格式化程度从-1到+1之间。正一是一国或一个政治力量垄断了全球资源,负一是一国和一个政治力量在国际和国内都处于被完全主导的地位。

军事广义毁伤网针对的是人与目标事物的现实存在权。国家广义抗衡网是国家主体现实存在的生产权和再生产权。

在战略核心装备主宰战场的时代,对敌对国家而言,装备是敌我之间的对立关系的中介,或者称为资源、设施,对一国之内而言,是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协作关系的中介;而广义对抗网时代,军事广义毁伤网与国家广义抗衡网正在成为军事领域与非军事领域、军事领域内部之间,乃至敌对国家各类生产与生活主体之间的中介,平时是协同关系的中介,战时是敌对关系的中介,甚至是敌对与协同并存关系的中介。比如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在粮食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就一边打仗,一边要声明共同完成向欧洲输送粮食。

所以,战争第三个形态的历史时期,在人与军事力量的关系上,首次完全彻底地打上了政治的胎记。

苏联解体是最大的一次“广义对抗体系”的历史萌芽,正是国家广义抗衡力量战胜了敌对的国家集团,美国和北约通过广义对抗力量使得苏联和华约集团的军事力量彻底失效。用和平颠覆的办法肢解苏联,给苏联造成的损失竟然超过卫国战争的各项损失,包括:人口寿命减少造成的总体生命损失、财产损失、领土损失等等。当然,真正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治主体的丧失。二战尽管损伤空前,但苏维埃政权空前稳固、国家力量空前强大,组建了华约联盟。这场冷战斗争,是以政治为主导、经济为基础、意识形态力量为主体、环境条件为支持的广义战争行为的历史萌芽。
 

第五节人类广义对抗体系的预期

各个国家和文明毫无止境地发展对抗力量,以求在对外征战中得以生存,但这样的趋势下去,也可能直接毁灭整个社会乃至人类。广义军事能力与广义国家抗衡能力相互组合,构成了人类的广义对抗能力。

人类广义对抗的宏观效应正在集中于三个方面:

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终极对抗——健康与繁衍的重构权之争;

人类社会生存环境与条件的终极对抗——环境与粮食的重构权之争;

人类社会组织的终极对抗——人类社会属性的重构权之争。

再看看战争形态的演进,先后三种战争形态的历史进程,是:肯定-否定-否定之肯定的运动过程,正义的人们盼望由大多数人的力量来主宰战场——即主宰对抗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得到真正的和平。在第三个战争形态历史阶段,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大多数人的主体意志要冲破外在的束缚、垄断的束缚,回到自身的意志,回到自身的利益,实现自身真正的自由。在第三阶段,战争和抗衡的手段越来越是事先预制好的,基于最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实践的力量,是这些力量的直接体现,是人类对抗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人类主导权的内在逻辑过程在外在的军事领域的体现。

人类军事与对抗力量的存在逻辑的本质,在于将人类一切的人、财、物及自然资源用于对抗与战争,并且要保持对抗力量战争手段的存在与发展。应当指出,事实上,战争是人类社会维持成文法乃至自然法存在的终极手段。所以,战争往往拥有在政治上的优先权和逻辑上的先在权,将一切的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直接变成了战场和对抗空间。尽管,军事力量体系拥有人类最精密的运行机制,但是,其在本质上却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事实上,军事力量是以自我增殖为唯一存在目的的政治性主体,它会极力攫取超级社会权利,乃至跨过国家和文化的界限。被视为冷战产物的北约组织,在失去敌人的后冷战时代,却逆势扩张的道理,就在于此。

今后是平行世界的时代,人类及其知识分别统合为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同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的个人、组织与社会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力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一言以蔽之,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农业、工业等等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势必带来了战争存在的四个前提或四个方面的历史性变化,也必将引发人类军事开启其第三种战争形态。

现在社会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于休闲生活,比如购物,其实本身不光是消费行为,也是生存行为,也是参与社会大协作的劳动行为,归根到底是社会性存在活动。

人类广义对抗体系决定着未来平行世界的塑造权,进而将决定三个内容:人类生命的存在与延续,人类社会生活的存在与延续,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延续。

历史,在当下与过去,总要发生让形式逻辑家们十分为难的事情。历史有其必然性,这是作为综合的总体而言的。而这样的综合体又是由无数个具体而构成的。但是,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形式连同其时间顺序,却又常常在根本上违反了理论家们的“严密推导”,也令意识形态家们及其所依附的政治权力尴尬万分。世界从来都没统一过,即使统一了,又接着产生新的分化。各地人们形成了各自的社会,形形色色、斑斑点点,连语言都可能在一座山的两面各自发展。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利更是如此,但每一次的分化,是肯定地建立在重新统一的基础上的新形式的分化。因此,历史从不真正回到它的过去。比如,直至人类的第一个世界时间——公元1956年,中国西南凉山地区的彝族奴隶制才告结束,而在此之前的1000多年的历史中,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早就陆续进入了封建社会及其他社会。

全球垄断势力对全人类的垄断形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边界、宗教庇护、文化壁垒、生物本性,垄断寡头直接控制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比如基因、睡眠时间、食物品种、生活方式、家庭存在、生育繁衍、价值观等等。垄断势力强占了人类的科技成果,并据此将寡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穿透所有人的生命界限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界限。

人类社会迅速的一体化进程,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论军事领域还是民用领域,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科技、教育领域,都在顶层的知识和数理逻辑上趋于一致,在底层的硬件支撑结构上趋于一致。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共享着同样的数理逻辑以及物质结构基础。就像各类通用芯片,只有一、两个家厂商能够存在,而各类软件操作系统也必须选择剩下的寥寥几家垄断性产品。网络领域的社交平台只剩下那么几家。每一个地区的通讯厂商也只剩那么几个,甚至每一种粮食的种子只有那么两、三家公司来提供。同时,对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控制的基本力量也趋于一致化。甚至于对基本知识、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在重新构建,并形成颠覆性的一致化的结论。

因为人们被迫不情愿地用着同样的搜索引擎,同样的问题分析工具软件,同样的知识助手,用着趋同的基础教材、教学逻辑、教学理念。极少数力量的价值观全面覆盖了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的头脑。当今理性世界的掌控者借助人工智能的手段,已经从意识形态领域,从人类的基础教育开始,重新定义了人类的价值观、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标准和对实践的检验的依据。打造着最理想的意识形态操作工具,进而是上层建筑的操作工具,进而是经济基础的操作工具。对一个好用的工具产生依赖性,该工具自然会逐渐成为知识的来源、价值的尺度与判断的标准。

从此,全体人类与历史的真相,与价值的标准,与实践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打破的隔离墙,人类的大多数成员与自身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之间,出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高墙与鸿沟将绝大多数人类困于其中,新时代的人类成了物质文明自身的囚徒。
 

第六节 人类社会文明终极对抗手段之一:人工智能广义知识工具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实践论》

要改造世界,首先得改造自己,正义力量能否最终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最根本的任务在于对人的主观世界的彻底改造——即,重塑主观世界。主观世界包括:历史经验、价值观体系、意识形态、文化传承、自然法与成文法等等,无论如何,人类主观世界的一切内容都要以知识的形式存在和传承。因此,对于知识体系及其表达手段的重塑权之争势必成为重中之重,本书称之为:人类社会文明的终极对抗手段。这也就是本书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工具的原因。

一、人工智能的本质决定了其特有的社会对抗价值

尽管人工智能的具体技术手段最初是对人类个体脑神经活动的模仿,然而其本质并不是对某些个体智慧的模拟。恰恰相反,而是以对个体人类所形成的社会分工合作机制的模仿为出发点和基本点。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能吸纳人之间的联系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才能进而模拟人类社会总体实践本身。

所以,人工智能技术一定要附体于Chat GPT等各类综合性的知识平台上,才能成其为独立工具。而这些平台真正的成立前提是人类积累的所有各领域经验,以及无数标图员的不断劳作。时至今日,应该明白:人工智能的基本能力,并不主要在于个人的脑神经机制上,而是时时刻刻以社会性的分工合作为前提的,人类所有历史知识的综合集成。可见,人工智能方法直观地看是模拟单人的脑神经思维,但实际上人工智能形成的真正能力——即社会化能力,在本质上还是在模拟人类分工合作条件下,所有知识的逻辑演绎。

那么,什么是人工智能形成的真正能力——即社会化能力?

反观人类自身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即人类历史,我们知道:单个的人,甚至有限联系的人群,都不是真正社会意义上的人。只有形成全社会的分工,并在这种分工中改变了人自身的属性、形成了崭新的社会关系,才形成了真正社会化的人——社会意义上的人。人工智能也一样,单单模拟单个人的思维活动过程,似乎就是人工智能,但是这一切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因为它模拟的是单个的人。只有重现了社会意义上的人类整体的智慧活动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才是方法论意义、哲学意义与社会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所以,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人工智能技术模仿的是社会意义上的人,而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人工智能所解决的问题不是单个人的思维问题,而是社会人的整体思维问题。

同时,对人类个体大脑神经网络的模拟只是研究了个别的现象,并没有把人类思维过程上升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并没有解决共性的问题,揭示不了思维的普遍规律。只有把个体的思维过程上升为普遍的思维本质,再从抽象落实到具体,才能形成社会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工具,而这个过程所反映的,就是无数社会人形成社会分工——形成社会意义上的人的过程。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最终反映的是全社会人类分工合作的整体思维过程。人工智能不是一个一个领域、一个一个方面的孤立的工具。而是方方面面各种人工智能工具平台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性整体力量。人工智能影响的也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社会。

再看看人工智能如何反作用于人。人工智能跟人类社会一样,其发展过程是历史性的、辩证的和自我否定的。否则只能停留在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垄断势力有意地把人工智能包装成一个独立于人的、由少数技术天才发明的东西,这样它才能成为垄断的工具。所以,垄断势力必须在舆论上,甚至在学术上让人工智能技术脱离与人类社会本质的关系,脱离与人类所有劳动实践积累的关系。只有剥离了人工智能的广泛的社会性存在前提,才能成功地剥夺普罗大众对人类共有知识的所有权。显然,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是唯物的,但是主流的说法却是彻底唯心的和观念论的,如同当年的宗教一样,统治者本身并不相信,只是将其作为控制下层人思想的工具。

可见,如若任由人工智能被少数势力所垄断,其结果只有一个:人工智能变成它自身生产者的反对者和对立面,人工智能变成了人类对抗的工具,人工智能也就变成了人类毁灭人类的战争武器。

二、人类广义对抗集大成的最新工具——人工智能广义知识工具

2017年5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六个字的推文,“尽管有持续的负面新闻报道(Despite the constant negative press covfefe)”。其中,Covfefe是特朗普专门将coverage(报道)一词拼写错误。在一份被泄露的名为「covfefe Translate Easter egg」文件中,谷歌的工程师们甚至从阿拉伯语词典中删除了「covfefe」这个词以及它的意思「I will stand up」,并用耸肩表情符号取而代之,以推进他们的反特朗普政治议程。

由此看来,谷歌有权决定任何人看到什么内容和不会看到哪些内容。美国将在2024年再次开启大选,而这次比以往更加不同。生成式AI的大爆发,让许多媒体预测,这将成为美国第一场广泛使用AI工具的选举。AI对选举的影响让许多人坐立不安,ChatGPT、Midjourney、Gen-2等工具能够瞬时生成以假乱真的图片、视频、音频等宣传材料。这场技术政治大战,最终的结果就是利用AI欺骗选民,影响真正的选举结果。

——《算法操控2020美国总统大选登Science封面!》新智元 2023-07-28

在这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都在趋同化、共享化与通用化,这就为人类各个领域的对抗,无论是战争领域还是非战争领域,提供了崭新的物质革命基础,也正在革命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作为这个时代的里程碑,终于产生了人工智能广义知识工具,人类最新的这个工具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成果的体现,而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外化与具象化,是政治制度和物质能力的一体化。

人类物质文明的双重属性:一个是实体属性;一个是知识属性。而知识体系从实体中分离出来,于是知识就有了双重属性,一个耦合属性,一个是迁移属性。知识的迁移属性发展为独立的知识体系。独立的知识体系开始具备相对独立的生产、交互、交换、信用,乃至垄断。这在实质上改变了知识与人的关系,造成了知识与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相对独立的并行关系及状态。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知识越发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实现了知识的集中化形态,于是拥有知识独立形态占有权成为关键。于是知识与人有了双重的关系,与人的服从关系和与人的对立关系。所谓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这种对立关系与服从关系的最新体现方式。

现在,“人工智能”正跃跃欲试地成为一切方面的显学。与别的事物不同,人工智能自称代表着对人类思维,从而对产生思维的理性,从而对产生理性的人自身的一种空前的发言权。由于人们试图用人工智能来代替人或实现人的理性,同时又宣示要将人类其它非理性的东西如:感情、道德、伦理等变成逻辑化和理性化的技术模块。因此,很多人不免想入非非,以至于试图认真地构造一个人类自身的替代物、对等物或者对象性产物。

在有限与无限相一致的地方、过去与未来相一致的地方、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地方、普遍和特殊相一致的地方、相对与绝对相一致的地方,就是哲学真理的统御之处。比如,圆的真理是微积分,代表了有限与无限、曲线和直线的相一致。人工智能寄托着人们对自身的主观与世界的客观相一致的企图,所以它的发展首先是个哲学问题,必须首先对其开展哲学的批判。基于人类生产力和认识能力的发展,人工智能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即一些人工智能从业者相信,在人类发展史上,技术手段首次如此认真地憧憬于接近人类理性终极目的和最后能力。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在于首先要解决人工智能范畴的哲学问题,因为人工智能最终要涉及到人类理性的最终终极,同时,也必然会涉及人类的终极伦理、道德及价值观问题。如果这样的认识成立,那它反映的是人类自身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一个最新发展,所以,要在存在论上界定清楚人工智能的本质意义。从而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的相一致。这就是对人工智能发生的前提及其一切存在基础的哲学批判,就是首先要在哲学上为人工智能立法。

现在流行的大部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包括人工智能在内,在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科学往往以非常谦逊的面目出现,声称自己的目的非常单纯。但是,它终会露出极其傲慢的另一面——要把对它无用的一切,都视为不存在。实证主义主张把一切有关主体的问题都驱赶至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

历史一再证明,实证主义科学无约束的任性,带给世界的是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各种毁灭性危机。老百姓与哲学家对实证主义科学的共同担心,正在得到验证。比如,日本福岛核辐射废水对全人类的危害,农药、化肥和转基因工程对人类千万年来可持续农业的彻底毁灭,微塑料颗粒对海洋乃至人类婴儿身体的占据,千万颗卫星的光污染湮灭着人类仰望星空的权利,凡此种种,愈演愈烈。

在人类社会广义对抗领域,最新的技术工具就是人工智能的广义知识工具。逐利的物质主义文明从它自身的哲学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出发,以对利润的索取作为唯一目的,因此,它要精确地控制整个世界和人类自身。这种控制的目的是为了利润的独占。最终,在全人类诸多知识成果与物质成果的积累之下,产生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统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一体的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前所未有地高效率实现寡头控制世界索取利润的目的,在逻辑上也完全能够彻底地否定人类自身历史,这当然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另一个代名词。

现在的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不基于事实和逻辑,而是基于人造的数据库,只需要操纵基本数据库和特定算法,就能操纵特定对话输出结果。单论逻辑,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工具就是其开发者,确切地说是掌控者饲养的狗,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叼什么就叼什么。在垄断势力手中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单向有利的技术。之前的技术进步,如电力、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基本没有取代原有的人类劳动,反而还扩展了人类劳动的范畴,增加了就业,提高了人类自身的能力。但被逐利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基本没有带来新的劳动范畴,没有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反而抢夺了原有的属于劳动者的工作和报酬。这样下去,人工智能越发展,就会有越多的劳动者被“挤出”人类社会,最后彻底形成少数寡头统治的赛博朋克一样的世界。

这就是劳动者和劳动成果本身的对立,劳动者的付出越多、成效越大,他的劳动成果就越形成了对劳动者自身的否定和对立。人工智能可以说是最新的对立形式,也是新的劳动的自我异化形式,这种对立已经是对劳动者自身的彻底否定。所以,从哲学上认识人工智能是最迫切的和根本性的,人工智能本身不是一个特别东西,它是一个工具,是把人自身对象化和外化的一个工具,这种外化已经不是纯技术层次的,而是人类的社会关系、财富占有制的关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物质化,这个才是人工智能这个物质性工具的本性,也是与之前人类所有物质性的成果不同的地方。

可见,人工智能不是技术,它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具象化工具,是一种人类财富所有制的物质化体现。完全可能变成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生存权利和一切社会权利的精神化与物质化相融合的工具。它也可能是毁灭人类的工具,而不是人本身的替代者。说它最后完完全取代人,就等于说,世界上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人造客观世界一样,这是一个观念论的主观主义认识。它自身如何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意义。然而,它跟人类的关系,跟人类的互相对象化的结果才是问题的关键。

无论技术天才如何标榜,但并非某个人工智能技术多了不起,而是全体人类自身知识成果占有制关系的物质化。任由寡头垄断的人工智能继续发展,本来客观的人工智能工具也会变成全人类知识的篡夺者,掩埋历史真相的真帮凶,扭曲人们价值观的假度量衡,以及颠覆社会方方面面是非判断标准的终极强权工具。所以,垄断势力掌控的人工智能本身代替不了人类,不管它多先进。

实质上,它真正成功之日,就是人类彻底自我否定和毁灭之始。所以它是一个毁灭人类社会关系及人的现实存在的工具,而不是代替人类的工具。垄断势力越是追逐利润,就越是强调独占性,对人类自身的否定就越多,人工智能只是这个必然链条中的一环。人工智能的这种失控,不是人工智能产生"意识”毁灭人类,而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

可见,逐利的物质主义文明及其实证主义方法论发展的结果,一定会打造只为自己服务的人类广义对抗的集大成工具——人工智能广义知识工具。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下定一个共同的决心并付诸实现:

人工智能不可成为寡头势力颠覆人类的知识武器,而只能成为普罗大众谋求自身福祉的工具!

第五章两载完。

【正文完】

附录:

本书研究工作的方法论

一个事物的基本性质决定了该事物诸多特性及其表现。任何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性质,只有通过各阶段的固有存在前提才能发展。战争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存在前提,决定了战争的性质,而战争的形态是战争性质的全面表达。当然,事物的发展是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这种否定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个方面是自我扬弃,即克服旧事物不合时宜的主要内容,一个方面是肯定,就是将旧事物中一些还能存在的内容给以新的形式保存下来。由此,事物的新过程或新阶段仍保存旧的阶段质的残余,而且长时间新旧杂错,但其新的本质决定了其基本面目。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实践论》

既然战争源于社会也用于社会,既然战争本身没有其独立存在的基础,既然战争存在的基础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须以真正有效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来揭示战争发展的历史规律。

以历史性的哲学革命为根基,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有益成分,唯物史观的历史巨匠开创了新的社会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告诉我们:研究一个事物,如果只从现实和具体出发展开一切,这样的研究方法看似正确而事实上却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抛开这一事物存在的前提,这一事物就成了一个抽象的存在,它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而正确的研究方法是这样的,如果对某个事物的混沌的整体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后,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回到该事物的整体,但是这一回,已不是关于该事物的一个混沌的整体表象了,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事物总体”了。

要研究战争的本质,就必须先抛开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定战争形式,从而才能认识战争的一般形式及内涵,这样才能避免次要因素对我们分析过程的干扰。战争的形态以及战争存在的前提都各自包含着形形色色的内容,这一切都只有在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真实地体现出来。离开发展的过程、离开切切实实的相互作用,就谈不上对战争的各种认识。也就是说,只有在战争内部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中,在战争与其存在前提的相互关系中,在战争的历史运动中,才能把握战争发展的历史规律。

具体而言,就是要从现实的战争整体中提取出各个抽象的属性,明确各个属性之间的关系,依据其隶属的主次关系,以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顺序构建起来。这个完整的辩证逻辑过程就是:从基本概念的抽象出发,经一系列中介概念的转化,直到具体战争概念的形成,据此真正认识和把握具体而丰富的战争总体规律。

可见,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目前流行的军事理论可以归为一类:就是在战争范畴论述战争,从战争本身表现的变化寻找战争变化的规律。具体而言,是从战争本身的力量变化、战争本身的形式更替和战争本身的手段发展,或者是以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组合,来论证战争的变化。由于本书考察战争的目的与这些军事理论所考察的目的不同,因此,本书的研究采用了与它们完全不一样的方法论,即应用了前述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论。对历史上的人类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合理抽象,论述了关于战争存在前提、战争形态、战争的实现方式、战争与国家和政治、战争与人类存在等系列相关概念、逻辑与范畴,并在此基础之上,还原了战争总体及其历史发展演化进程。这里得到的“战争总体”,已经不是作为战争认识起点的对象整体,而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由此,这个战争总体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在现实历史条件下,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战争总体”。
 

附记

人们何曾料到,在后现代社会“极度文明”的今天,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乡再次沦为钢铁与炸药肆虐的战场,西方主战势力在血脉喷张,而乌克兰在血流成河,难道真要耗尽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然而,这只是当下世界性对抗的一幕分剧,甚至都不算主战场。因为,人类进入了新的对抗形态阶段。现在开始,人类之间的殊死搏斗再也不限于一片焦土的传统战场,对抗的目的也不仅是对战场上性命的剥夺。就在眼下,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里,时刻发生着对普通人生存权力的剥夺、对传统文化的绝杀、对正当伦理的颠覆、对特定种族的生物攻击,乃至对传统生命形态的灭绝与改造。这所有的一切正在形成全球性的总对抗。这场对抗正逼迫人类退回开天辟地的原始洪荒,一切都必须结束,一切要重新开始。人们不及怀旧,却已沉浮于莫名的急流之中,未来之途已在脚下,通向何方无从知晓,举目雄关漫道,四顾山重水复。

路仍漫漫,却求索无望?“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历史告诉我们,歧路彷徨是智叟们孤芳自赏的必然苦果,唯一的坦途只来自于愚公们的挖山不止。于是,本书著者紧跟“卑贱者”们的寻常实践,并试图给出现实世界的理论说明。

古往今来,论理者每每自以为在代言真理,其实他首先应该反问自己:你的“理论”何以说明现实?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在之前几年的反复推敲时日,著者不断自我追问:这些观点是形式逻辑的杞人忧天,还是辩证逻辑的人类预言?必须承认,个人无权代表真理来展开对真理的批判,于是,在友人的鼓动下有了本书的面世。可见,尽管本书是关于战争存在的前提以及战争形态演进的论述,但,归根到底是要将著者关于人类战争与人类存在的思考交给社会。当然,随之袒露于世的,不仅是个人在真理面前的诚惶诚恐,还可能是对历史大剧的拙略旁白。

人类战争的历史,为无数精彩的阳谋与狡诈的阴谋提供了共同表演的舞台,到底谁在威胁大多数人类的存在权?又由谁来掌控人类社会的重塑权?其答案不在垄断势力那里,只因为,保证绝大多数人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意义所在,真理就在于此。

正如伟人所言:“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理论只能源于大多数人的实践,并在这样的实践中得到检验,这正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得到了诸多至爱亲朋与志同道合者的帮助。这其中,亦师亦友的吕德宏博士首先建议著者将思考内容撰写成书,他高屋建瓴地多方指点,鞭策著者删繁就简,回归常识,力避虚妄之念;高鹏博士是本书所有思考过程的见证者与对话者,他独到的见解,每每促使著者反躬自省、正己修文;要感谢家人的全程理解和支持,思考与写作过程往往让著者占用了本该留给家人的时间与精力。

掩卷怀想,本书之形成,在于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启示与支持,请宽恕不能在此全部列举,唯求本书的面世能够多少代表著者对所有人的感激之情。当然,书中的一切不足之处,均由著者承担,恳请读者一一指正。

最后,本书的付印得到了中国原子能出版社的有力支持,特表谢意。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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