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通过委内瑞拉托雷斯市的参与式民主实践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依赖于基层社会的多元参与和自主动员，而非政党的单向控制。在查韦斯时代，政治空间的相对开放使地方民主实验得以生长;而马杜罗时期的集权化转向则逐步压缩了社会自主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参与式民主趋于消亡，揭示了左翼政治一旦试图以“统一思想”取代群众自主表达，便会动摇其自身的社会根基。
而这一传统也在拉美左翼思想史中早有渊源。如拉克劳所言，激进民主的本质在于保持政治场域的开放性，拒绝将“人民”固化为同一性的统治对象。拉克劳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正是以哲学话语重构了拉美左翼的普遍经验。对左翼而言，这一传统的价值不仅在于保障政治自由，更在于认识到力量对比的现实。
前段时间关于委内瑞拉的话题，大多集中在如何评价美国入侵，查韦斯和马杜罗是不是好人这样的问题上。对于这种定性式的讨论，我是完全提不起兴致的。不过好在互联网总有新花样，相关讨论早已被新话题冲淡。所以我想，现在可能是一个静下心来探讨委内瑞拉问题的合适时机。
2022年，美国学者 Grabiel Hetland 发表了一篇论文，将研究视角落在了委内瑞拉的托雷斯市。这座小城位于委内瑞拉西部的拉腊州，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2011年的人口仅有 18.5 万。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它都毫不起眼，却被不少人称作委内瑞拉的 “第一座社会主义城市”。
从2005年起，托雷斯开启了一场备受关注的参与式民主实践。这场实践跨越查韦斯与马杜罗两个时代，最终在2021年走向终结。托雷斯的故事，堪称委内瑞拉政治的缩影，也能让我们看清：真正有效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究竟该如何落地，又会因何走向消亡。
而托雷斯的故事，要从另一位查韦斯讲起。
另一位查韦斯
2004年10月，胡里奥·查韦斯——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工程师正式当选托雷斯市长。在参选之前，他已在当地基层社会运动中深耕多年，始终将自己视作玻利瓦尔革命的一员，并用查韦斯主义的理念与纲领指引自身的政治实践。2004 年的市长竞选期间，他也和查韦斯一样，将激进民主与社会主义整合在一起：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都应基于人民的参与，这种参与能够遏制官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应始于构建人民权力的理念……并以彰显‘与人民共治、而非为人民统治’的项目为基础，让人民在具有教育意义和解放性的过程中自主做出重大决策……我们主张人民应参与所有决策……我们宁愿与人民一同犯错，也不愿脱离人民而独断专行。”
当选后，胡里奥大体上坚持了自己的纲领。他大概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在物质上对抗统治阶级，推动利好底层民众的再分配政策。上任后，胡里奥迅速取消了市政府向当地天主教会领袖支付的终身养老金，并将其重新分配给贫困的老年人。胡里奥政府还征收了总面积超过1.5万公顷的五个大型庄园，把土地还给农民。另外，胡里奥还用市政力量接手了地方集市，把原本又寡头垄断的市场开放给了当地自耕农。
第二件是积极组织民众，将当地贫困居民吸纳到各类社区组织与公民协会中。为推进这项工作，胡里奥政府专门设立了正式的 “公民参与办公室”，由资深社会运动领袖出任部门负责人。事实上，几乎所有行之有效的左翼政治实践，都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作用，而托雷斯的特别之处在于，当地活动家并未让基层组织沦为自上而下的管控与单向动员的工具，反而主动维护各类群众组织的独立性。比如当地的群众组织始终着力保障政治立场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在官方的社区组织和公民团体中，不同派别的查韦斯主义者、不认同查韦斯的市民，甚至反对派的支持者与政客，都能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公开开展活动。
第三件事则是搭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直接民主机制。在市议会之外，胡里奥另设了一个独立运作的市级制宪会议，会议的决议基于基层社区组织的直接讨论产生，且完全排除所有民选公职人员参与。除此之外，胡里奥还推行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参与式预算计划。2006 年，托雷斯市政府有约 700 万美元的市政投资预算，这笔资金的使用规划，完全由基层民众通过参与式预算流程决定。托雷斯的参与式预算决策具备强制性效力，一旦通过，即便是市长也无权更改。参与式预算落地的第一年，就有超 10% 的预算资金被用于福音派教会，胡里奥虽对此深感沮丧，却也无可奈何。
参与式预算的大致流程
事实上，在胡里奥执政期间，托雷斯的社会主义议程并非仅仅局限在市政领域，而是直接延伸到对生产资料的大众控制。2010年，当地开设了一家“社会主义”电表厂，自工厂开办之初，当地工人就持续不断地向能源部博弈，试图在该厂实现工人与“社会”(主要是市政府)控制。
单从以上政策看，胡里奥似乎是一位优秀的查韦斯主义者，托雷斯似乎可以被视为某种查韦斯主义市政治理的样板。但尴尬的是，在最初当选时，这位胡里奥·查韦斯并不是查韦斯所在的“第五共和国运动”的候选人。2004年，胡里奥作为“全民祖国党”的候选人，是作为正统查韦斯主义者的挑战者出现的。
迂回落地的查韦斯
作为查韦斯挑战者的胡里奥，为什么最终却真正推动了查韦斯的政治理想?
胡里奥的激进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国家机构内外联合斗争的基础上的。这一局面的动力，一方面自然与胡里奥本人的意识形态有关。他本人就是一位社运活动家，而在他的市政厅当中，有许多20世纪的老活动家，有基层直接民主当中成长出来的社区领袖，也有从阿根廷流亡而来的无政府主义者。
然而，胡里奥的意识形态与社运经验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点。无论是革命家还是社会运动领袖，一旦真正掌握政权，背离乃至压制群众的自发动员与政治参与的案例比比皆是。胡里奥真正的区别在于，查韦斯主义所支持的那种激进民主与大众动员，恰恰是他抵御查韦斯主义政权的压力，维持政治生存的必要力量。
即便胡里奥如何表达自己对玻利瓦尔革命的忠诚，查韦斯下属的政党机器都并不会把他看作自己人。在2004年竞选时，查韦斯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就对胡里奥的活动多有阻挠，即便在胡里奥当选市长之后，第五共和国运动也通过州政府与市议会等手段打压胡里奥的施政。在市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多次狙击胡里奥提出的政策，甚至包括其议程核心的参与式预算。而在州一级，隶属第五共和国运动的拉腊州州长否决了几乎所有市政府的资金申请，甚至在当地实质上设立了一个“平行市政厅”，将相关资金直接输送给本党的市议员。
事实上，第五共和国运动对胡里奥的抵制，是他构建替代性大众民主机制的重要动机。例如在2005年6月，托雷斯的市级制宪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但在当时由第五共和国运动占多数的市议会则拒绝承认该法令。面对这一局面，胡里奥动员了数百名支持者占领的市政厅，向议会施压。这次行动虽然没有成功，却改变了民众在地方选举中的态度。在同年晚些时候的选举当中，胡里奥一派的力量获得了加强，市级制宪会议的决议最终被市议会通过。同年12月，类似的情况再一次发生：市议会再一次拒绝认可参与式预算的结果，随后他的支持者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动员，并成功让2006年成为了参与式预算在托雷斯落地的第一年。
2007年，查韦斯重新建立了新的统一社会主义党，胡里奥也在这一年顺势加入新的统社党，成为了执政党的一员。但即便如此，许多党内领导人依旧对他进行了抵制。2008年，胡里奥试图参与拉腊州州长的党内初选时，又遭到了党内领导的阻挠。统社党意图推选的是党内新星，巴基西梅托市长恩里克·法尔孔。因为此事，胡里奥又动员了数百名支持者，前往巴基西梅托市党部外进行抗议，最终使得统社党让步，允许胡里奥参选(虽然法尔孔随后轻松击败了胡里奥)。这些例子表明，托雷斯市的激进民主建立在人民权力和动员的基础上——若无此基础，胡里奥的改革将陷入停滞。
很大程度上说，查韦斯主义理想当中的大众民主的确在托雷斯落地了，虽然是以一种迂回乃至反讽的姿态——查韦斯的政党官僚给胡里奥这位搅局者施加的压力，恰恰成为他不得不动员群众，构建替代性民主机制的动力。换言之，查韦斯主义的政治理念，是在对抗查韦斯主义的政治组织力量的过程当中才真正落地的。
这种来自意识形态阵营内部的反对与挑战，恰恰成为了社会主义政治得以发展前行的动力——这种相互摩擦，相互对抗，又相互成全的关系，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左翼政权的内部动态当中观察到。在托雷斯的案例当中，这点尤其明显。对于胡里奥来说，党内同志的压制与阻挠成为了他构建大众民主，寻求替代性政治资源的方式。然而，胡里奥的民主变革同样需要依托查韦斯时代的政治环境。随着查韦斯时代的结束，托雷斯的激进民主政治也逐步难以为继。
马杜罗时代
宏观来看，查韦斯政权下的政治格局也是参与式民主得以兴起的前提条件。这不仅仅是在说查韦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本身对大众民主的公开支持，更是这一时期政治空间的相对开放：在查韦斯时代，地方层面的选举民主、相对开放的，容忍反对党存在的基本政治自由、独立的社会运动与不被执政党垄断的基层组织，都是胡里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存续的前提。
然而，随着马杜罗时代的来临，托雷斯参与式民主所依托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开始受到侵蚀。这一方面是该国经济危机的结果——托雷斯的参与式预算所制定的是市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资金，而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几乎使得公共投资的工程预算制定成为了某种天方夜谭。但另一方面，不同于查韦斯，马杜罗政府似乎更希望基层社会组织成为统社党权力的毛细血管——基层组织不再被视为民众进行民主决策的空间，而是统社党应该去占领、掌控的“阵地”。
新的政治路线带来了显著的变化。2015年，马杜罗的中央政府开始直接向托雷斯派遣干部，这些干部在古巴受过培训。托雷斯的市政官员认为，他们与这些干部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明确分歧，但是在工作方法上分歧很大，他们认为这些干部就像士兵一样，必须服从上级的一切命令，而胡里奥派系(胡里奥在2008年卸任后，其继任者卡拉斯科基本持续了胡里奥的政策)的干部，则坚持认为人民应当是做出决策的主体。总体而言，2015年，托雷斯的参与式民主总体上依然在正常运转，但民众通过集会自下而上进行市政决策的方式，已经开始被“贯彻落实中央各部委命令”的空降干部质疑。
而到2016年6月，这一矛盾变得更加突出。首先，执政党的支持者开始放弃基层的社区委员会的领导权，取而代之的则是反对党的逐步扩张。对于胡里奥派系的干部来说，反对党管理社区委员会并不是一件坏事，真正的问题在于，执政的统社党似乎开始放弃这些基层民主空间，反而开始用上级部门的行政力量打压这些空间的正常运转。在委内瑞拉，社区委员会由国家机构“社区基金”统一管理，而反对党控制的社区委员会变得更容易受到社区基金的刁难，甚至出现了社区基金拒绝登记反对党建立的社区委员会的情况。
统社党在社区基层组织当中的扩张让胡里奥派系的干部们感到担忧。其中很多人认为，马杜罗时代的统社党似乎开始把党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混为一谈，他们开始一步步打破社区组织的政治多元化，开始系统性地主导社区委员会的运作。在胡里奥派系的干部看来，反对党的存在与社区委员会的独立，多元性是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应有的组成部分。而马杜罗政府谋求“清一色”的政治路线，其实恰恰扭曲了社区组织应有的样子。
2017年，卡拉斯科再次当选托雷斯市长。但从2015至2016年的调研结果看，Hetland对此似乎并不乐观。在2021年，右翼反对派政客奥罗佩萨击败了卡拉斯科，成为托雷斯市长。自从在2004年的选举当中输给了胡里奥之后，奥罗佩萨长期敌视参与式预算，并在过去十余年当中在自己的媒体上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因此Hetland认为，2021年的选举或许可以被视为参与式民主结束的标志。
结语
托雷斯的故事，恰恰映照出查韦斯与马杜罗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胡里奥等人支持的参与式民主之所以能在查韦斯时代落地生根，是因为查韦斯为社会留出了更多独立发展的空间;而到了马杜罗时代，基层社会组织的多元底色遭到刻意压制，各类群众组织被简单视作执政党必须占领和掌控的 “阵地”。也正是这样的政治路线，一步步侵蚀了委内瑞拉政权真正的社会基础。
这样的状况并非个例。事实上，左翼政治领袖无法完全 “驯服” 的群众力量，才真正构成了所有左翼政治议程最真实、最核心的力量来源。而在具体实践中，劳动人民自发提出的诉求与左翼政治的核心方向之间，向来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 —— 既相互成全，又不乏摩擦与冲突。
或许在某些时刻，左翼政治人物会认为自己的 “群众基础” 做出的决定有所偏颇，甚至将其中部分视为对革命事业的威胁。但妄图让被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完全沿着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行，从来都是一种有害的迷思。无论出于追求政治纯洁性的考量，还是为了压制所谓的“反动势力”，但凡试图强行 “统一思想”，压抑正常表达与行动空间的尝试，最终只会消解左翼政治真正的力量根基。
参考文献
Hetland,G.(2022).The Rise and Fall of Radical Democracy in Torres,‘Venezuela’s First Socialist City’. Espacio Abierto,31(2), 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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