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黑红联合政府于12月5日通过了新的兵役法，要求在2035年之前增加10万名新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2008年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必须接受服役检查，并且‘自愿’填写问卷。当局强调，士兵招募在现阶段遵循自愿原则，但如果未能达成预期，不排除推行全民强制服役。
为此，在2025年12月5日与2026年3月5日，德国接连爆发了两次全国性的学生罢课运动。在当前，这一运动仍在进行当中，并在全国范围内的超过100个城市组织了抗议。学生们的口号包括：
‘拒绝兵役!拒绝强制服务!
(Nein zur Wehrpflicht! Nein zu allen Zwangsdiensten!)’
‘我们不会参与其中!
(Wir machen da nicht mit!)’
‘金钱不该流向莱茵金属，它属于教育和社会!
(Rheinmetall will, dass die Aktien weiter steigen. Wir wollen Geld für Bildung und Soziales!)’
法律问题?
摆在学生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罢课合法吗?众所周知，在德国，罢工活动与政治集会的自由受到保护，但是，却没有关于学生罢课的相关规定。Tanja Podolski指出，‘根据基本法第8条，任何人都有权集会，但是根据第7条，义务教育是强制性的，所以，罢课的权利与受教育权相冲突。’为此，当局对学生的罢课采取了如下态度：‘集会可以，但请在放学后进行!(Versammlung ja, aber bitte außerhalb der Schulzeit)’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表示，参与者将被视为旷课，如因此未能完成学习任务，可以被判定为不及格，并将面临无故缺席的惩罚。根据相关的教育法，‘在没有理由缺席的情况下(bei unentschuldigtem Fehlen)，原则上可以对法定监护人、14岁以上的学生、教师提起行政诉讼(Ordnungswidrigkeitenverfahren)。(§126 (1) No. 1, 4和5)’这一法律原本是用来对付所谓的‘逃学者’的。
罢课如何获得支持
罢课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主要得益于恰当地宣传和实际组织。‘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左翼喜剧演员Jean-Phillip Kindler在一段视频中宣传了学校罢课。该视频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了近一百万次观看。主播Dekarldent也为集会动员群众——他拥有十几万的网络粉丝...’
另一方面，组织者，Schülerstreik gegen Wehrpflicht团体，采用了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并在其官网上发布了详细的罢课指导教程。这份清单包含了从头到尾所需要做的主要工作：
1;查查你们学校有没有同学关注此事
2;在休息时间组织小组会议
3;与你所在城市的活动家联系并咨询
4;打印并使用我们的海报，
传单与贴纸(模板见链接)
5;向市政府申报并注册活动
6;张贴海报与标语
7;再次在学校发布问卷以调查参与意愿
8;准备行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事先通过Dropbox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包括‘致家长的一封信’‘致教师的一封信’‘致校领导的一封信’‘家长如何帮学生请假以参加罢课’等等。以便最快速地帮助参与者准备好需要的资料，并提供技术性的咨询。这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使学生争得了一部分教师与家长的同情。‘许多地方也有学生家长出席。一位父亲向《分析与批判》杂志解释说，他自己在联邦国防军度过了‘非常糟糕的时光’(wirkliche Scheiß-Zeit)，他不想让儿子也经历这些。’
一部分政治团体也参与了运动。德国左翼党青年团，左翼党柏林与汉堡的支部，均发布了声明表达支持。它也赢得了一部分青年工会组织的支持，如DGB-Jugend和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这部分团体的参与使得运动的战斗性和社会影响力都大大提高。
问题是什么?
但是，尽管两次全国性罢课均吸引了数万人参与，它们却并没有对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反，罢课沦为了执政者自吹自擂的工具——国防部长，Boris Pistorius，兵役政策的主推者，在12月5日被问及如何看待罢课行为时试图表达出一种‘慈爱’的形象：‘他们对事情感兴趣了，他们有自己的判断了。他们不同意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一切——随便吧，这就是自由社会应有的样子!(Dass sie nicht mit allem einverstanden sind, was wir hier beschließen: Be my guest, so soll es sein!)’进而把话题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不过是一种青年的‘叛逆’，他们迟早会懂得自己的良苦用心。国防部长的语气和言辞都如同父亲面对着胡闹的孩子，仿佛在说，正是因为有自己的严厉教导，孩子才有了胡闹的资本。
对此，Simon David Dressler在一篇发表于Berliner Zeitung上的文章中指出，‘抗议隐含了对政府错误的理解，即政府是伟大的监护人，我们只是向它许愿。(Stattdessen wird implizit ein falsches Staatsverständnis gestützt, mit der Regierung als großem Kümmerer, an den man mit seinen Wünschen herantritt.)’它批评说，在运动当中，诉求并没有达到政治性的高度，没有对一系列背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质疑(例如对罢课的事实性禁止，以及在涉及青年群体的立法问题上，从未咨询过并不具有选举权的青年群体的看法)。此外，一部分青年群体在运动当中采取了极其不严肃的态度，例如打出‘今天不用去上学’(heute nicht zur Schule muss)的标语。
Dressler指责说，组织者提出了一些‘自己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被满足的要求’，但是却没有向着真正可行的方向努力(例如迫使政府做出实际的让步，如承诺永远不会启动强制服役)。他进而认为这种策略是‘犬儒的与工具性的’(zynisch und instrumentell)——它只是利用了学生的热情，但是没有引导他们去进行政治‘启蒙’(aufzuklären)。就此来说，组织者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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