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原标题：Iran's Past and Present(伊朗的过去与现在)
受访者：Ervand Abrahamian
采访者：Eskandar Sadeghi-Boroujerdi
本文为《雅各宾》2017年的一次访谈稿。当代杰出的伊朗历史学家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与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Eskandar Sadeghi-Boroujerdi)谈论了他长达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以及那些塑造了大众和学界对界定二十世纪伊朗及其政治的事件、政治组织和运动之理解的诸多思想。亚伯拉哈米安对当时特朗普如何从右翼民粹主义的态度对待伊朗的分析，无疑也是对当下事态的合理预言。
无论是他关于共产主义的人民党、伊朗劳工运动、由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策划的1953年政变的研究，还是对霍梅尼与民粹主义问题的探讨，亚伯拉哈米安的著作持续为伊朗及西方的相关辩论定下基调。
同样重要的是亚伯拉哈米安对现代伊朗史学编纂的贡献。在此领域，他重新阐释了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方法。亚伯拉哈米安的作品剖析了一个其历史常常被东方主义幻想或本土主义怀旧所解读的国家中，阶级、抗争和社会变革的含义。
“研究人民党的社会基础，是研究伊朗底层政治的一个好方法——也许是当时唯一的方法——不是关注国家层面的精英，而是关注那些总是受到"后代极大的轻蔑"的普通人——技工、石油工人、劳工、小贩、教师、裁缝、家庭主妇、护士、卡车司机和店主。正是这些普通人，尽管在宗教、族裔、教育和性别上存在差异，却加入了政党和工会，从而影响了历来被视为统治阶级专属领域的国家政治。”
关于亚伯拉哈米安《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一书，我们也转载了公众号“社会大风暴观测站”的第9-11章以及总结的翻译，供读者们参考。[点击阅读原文]
本文不完全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供读者参考。
(Group photo of forest leaders in the province of Gilan, including Mirza Kuchak Khan. (Wikimedia Commons))
伊朗左翼的历史如何被抹去—— 伊朗的过去与现在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对于不熟悉您作品的读者，您能否简要谈谈您的成长经历，以及是什么促使您从事现代伊朗历史的研究?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我出生于德黑兰，在附近的梅赫尔学校读了头三个年级，然后被送到英国的寄宿学校。那几年是石油国有化的动荡岁月，所以我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高度关注政治，每晚收听广播新闻——我在伊朗度过暑假时也是如此。在寄宿学校的最后一年，我的老师向我介绍了R. H.托尼(R. H. Tawney)和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著作。我不知道那位老师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但他显然有着无可挑剔的品味。
在大学里，我主要跟随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克里斯托弗·希尔以前的学生——学习欧洲历史。通过他，我结识了与《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相关的一批历史学家，如乔治·鲁德(George Rude)、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E. P. 汤普森、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布莱恩·曼宁(Brian Manning)和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
到我毕业时，我已经知道自己想研究现代伊朗，但当时英国的大学不承认当代史是合法的学科。所以我申请了北美的一个政治学专业，没有意识到这类专业只对社会如何被"现代化"以及世界如何能变得对美国有利感兴趣。因为这两个问题我都不感兴趣，所以我自行通过《过去与现在》的视角，继续探索现代伊朗的兴趣。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虽然像埃赫桑·塔巴里(Ehsan Tabari)和比詹·贾扎尼(Bijan Jazani)这样的伊朗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伊朗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性质与动力，但您最著名的著作《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1982)至少在部分上，是以E. P. 汤普森的史学方法及其主张——"阶级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class is not a thing, it is a happening)"——为框架的。您认为汤普森为伊朗历史研究带来了哪些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所没有的东西?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E. P. 汤普森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原因有很多——不仅仅对伊朗历史学家而言，对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如此。首先，他避免将宽泛、笼统的理论应用于漫长的历史时期，而对经验历史更感兴趣。其次，他认识到文化和意识在阶级形成中的重要性，同时仍然充分肯定经济等其它因素的作用。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他也意识到，文化，包括宗教，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社会变革而不断演变的。第三，与许多社会历史学家不同，他拒绝将政治排除在历史之外。第四，他为普通的、有智识的读者写作，避免使用政治行话、学术套话和知识界的蒙昧主义。
简而言之，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沉浸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阅读那个时期所有相关的资料，然后创作出蕴含丰富经验信息、掷地有声的著作。像埃赫桑·塔巴里和比詹·贾扎尼这样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政治活动家，而非沉浸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学家。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可能也没有意愿——去深入探究历史平凡琐碎的深处。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您对伊朗人群体的研究受到了乔治·鲁德的影响，他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其关于界定现代欧洲的一些重大政治动荡期间群体行为的开创性著作对您启发很大。在您将鲁德的见解应用于伊朗的立宪革命和伊斯兰革命时，您试图反驳哪些误解?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鲁德做出了三项重要贡献：第一，他认识到群体在欧洲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他反驳了古斯塔夫·勒庞关于群体是"非理性"和"危险暴民"的观点;第三，他生动地描绘了群体中的各种"面孔"——他们的社会构成。有一年夏天在纽约，我读了鲁德的作品并听了他的讲座，深感他的研究与伊朗的关联性。事实上，群体在伊朗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比在欧洲历史中更为重要——在1906-1909年的立宪革命中、在1941-1946年的劳工运动中、在1951-1953年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中，当然，还有在1977-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
我试图在伊朗检验他关于群体的三个主要发现：ta们的作用、ta们的理性与非理性，以及ta们的社会构成。显然，这一理论在伊朗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当权派知识分子，特别是1979年革命的受益者，继续对勒庞夸夸其谈，似乎对鲁德一无所知。他们更倾向于将群体视为危险的暴民，容易被"外国黑手"操纵和雇佣。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您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题为《伊朗政治的社会基础》，这是首部对伊朗人民党(Tudeh)进行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著作，而该党可以说是伊朗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是什么吸引您研究人民党?您认为它在伊朗社会中产生了怎样的广泛政治和文化影响?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研究人民党的社会基础，是研究伊朗底层政治的一个好方法——也许是当时唯一的方法——不是关注国家层面的精英，而是关注那些总是受到"后代极大的轻蔑"的普通人——技工、石油工人、劳工、小贩、教师、裁缝、家庭主妇、护士、卡车司机和店主。正是这些普通人，尽管在宗教、族裔、教育和性别上存在差异，却加入了政党和工会，从而影响了历来被视为统治阶级专属领域的国家政治。人民党在其所作所为上是独一无二的，至今仍是如此。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您一直是一位勤奋的记录者和批评者，深刻揭露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在伊朗的破坏性作用。这一点在您最新的著作《政变：1953年，中央情报局与现代美伊关系根源(The Coup: 1953, the CIA,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中尤为突出。
您能否谈谈为什么您认为有必要再写一本关于1953年政变这个分水岭事件的著作?在以往关于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以及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被军情六处-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推翻的记述中，您认为哪些内容被遗漏了?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如你所说，关于石油国有化危机(始于1951年，以1953年政变告终)的出版物已经很多——其中一些对摩萨台持同情态度。然而，即使是同情的作品，也往往诉诸东方主义来解释最终的灾难。它们无休止地重复说，英国和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包括接受国有化，但摩萨台因个人和文化缺陷而无法接受它们的条件。他被无情地描绘成"非理性的"、"孩子气的"、"女人气的"、"固执的"、"令人厌烦的"、"古怪的"、"狂热的"、"仇外的"、"情绪化的"、"东方的"、"罗伯斯庇尔式"、"弗兰肯斯坦式"的，以及一个沉迷于什叶派"殉道情结"的煽动家。
这些一般性的著作忽略了两个重要的细节。首先，英国和美国愿意接受"国有化原则"，只要该原则不付诸实践;石油工业仍然牢牢掌握在伊朗之外，处于西方石油公司的稳固"控制"之下。事实上，政变后，这些公司以国际石油财团的形式获得了完全控制权。其次，英国拒绝考虑任何基于1953年石油设施实际价值的"补偿"。相反，它们考虑的是一个基于延长至本世纪末的预期利润的"天文数字"。
从技术上讲，摩萨台从未"拒绝"任何最终提议。他只是要求清算对石油工业的补偿将如何计算——是基于当前价值还是未来利润。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核算。所有传统历史记述都忽略了这一"次要"问题。美国人像英国人一样热衷于阻止成功的国有化。毕竟，一个成功的国有化会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海湾地区、印度尼西亚和委内瑞拉，树立一个坏榜样。
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美国政府在伊朗的利害关系与英国政府一样大，在关于政变的历史记述中总被忽视。相反，美国学者更倾向于将政变完全置于冷战的背景下——而非全球南北方冲突或帝国与反殖民冲突的背景。冷战几乎可以为任何令人愤慨的行动提供良好合理的借口。人们甚至可以利用冷战来为抛弃自己的祖母这种行为找理由。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您认为近年来为何有人试图重提对政变的修正主义叙述，试图淡化英美情报机构的作用，反而将摩萨台下台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包括摩萨台本人在内的国内因素?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对摩萨台的攻击来自不同方向。保皇党人出于明显的原因攻击他，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试图将政变与中央情报局-军情六处组织的军官联系起来，而非与诸如贝赫贝哈尼(Behbehani)和卡沙尼(Kashani)之类的神职人员联系起来。仿佛他们想把他们所谓的"国王-人民起义"的"功劳"转移给ta人。这充分说明了政变的不得人心。
伊斯兰主义者方面，则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理由来贬低摩萨台。毕竟，他是一位世俗民族主义者，拒绝在政治中利用宗教，并且是启蒙运动的公开产物——这对有宗教思想的人来说是令人反感的。此外，一些在伊斯兰共和国长大的年轻知识分子已经迷恋上了西方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对他们来说，石油不是主权和宝贵的自然资源，而是资助专制国家的"诅咒"。他们似乎认为整个石油国有化运动是错误且过时的。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在您的《霍梅尼主义》(Khomeinism，1993)一书中，您认为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及其领导的运动的意识形态应被理解为第三世界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您将这种解读与西方媒体中的主流叙述进行对比，后者常常将伊朗革命描绘成对现代化的返祖、狂热和原教旨主义的反弹。
在那里，您引用了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作品，他著名的文章《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近年来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回顾过去，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围绕"霍梅尼主义"的辩论中所做的贡献?美国和伊朗民粹主义的历史有哪些共同特征?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霍梅尼运动在革命高潮时期包含了广泛的政治元素。霍梅尼本人及其最亲密的门徒，如贝赫什提(Beheshti)，意识到要推翻国王，他们需要代表"最贫苦的、被剥夺的人"说话。因此，他们诉诸激进民粹主义的语言。然而，反国王运动也包含经济上保守甚至反动的元素——代表巴扎(bazaar，即集市)小资产阶级的元素。在霍梅尼的最后几年，以及他去世后更是如此，这些保守元素变得越来越强硬。
因此，如今(本文写作于2017年)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共和国表面上仍使用着激进民粹主义的话语，但实际上却推行着本质上保守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例如，该政权规定土地改革不应限制所有权，因为这种限制会侵犯伊斯兰法所尊崇的神圣私有财产权。伊朗的民粹主义与世界其它地方的民粹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从外部看是激进的，但其内核是保守的。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您目前正在研究一本关于1979年伊朗革命的新书。您如何看待激进左翼对革命的贡献?在现有的大部分史学著作中，它要么被夸大，要么被完全忽视，并且它仍然是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新左翼在革命中发挥了间接但重要的作用。整个1970年代初期，游击队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敢死队”(Fada'i)，保持了抵抗精神，并坚信该政权尽管拥有所有石油财富和军事积累，但本质上是虚弱的。与此同时，旧左翼——特别是自1940年代以来——在政治文化中灌输了一个重要观念，即公民拥有不可剥夺的社会经济权利。人民党的主要口号是："人人有面包，人人有住房，人人有教育。"
此外，伊斯兰左翼，特别是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深受1960年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不直接参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分析新的激进派。毕竟，沙里亚蒂确实堪称伊斯兰革命的真正"思想领袖"。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您如何看待针对人民党和伊朗人民敢死队游击队组织(多数派)的批评，即认为ta们为了反帝国主义的祭坛牺牲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并在此过程中为1980年代伊斯兰共和国威权主义的巩固铺平了道路?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在1978-79年间，几乎所有政治团体——除了明显的保皇党人——都支持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各个组织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问题转而成为反对派，人民党和多数派游击队在1982年转入反对派。当时伊朗政权做出了将战争带入伊拉克的决定性且灾难性的决定，此前他们已将伊拉克人从伊朗驱逐出去。战争不再是卫国战争。
对支持该政权的左翼提出的大部分批评来自伊斯兰"自由派"，ta们不仅支持该政权，而且是该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巴扎尔甘(Bazargan)是霍梅尼的总理，投票支持了宪法，并在军队越过边界进入伊拉克时保持沉默。人们可以论证左翼应该与霍梅尼保持距离并支持世俗进步事业——换句话说，与自由派的国民阵线结盟。这是一些人民党领导人采取的路线。但ta们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所削弱：国民阵线本身很早就向霍梅尼投降了。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尔杰迪：
在您的文章《为何伊斯兰共和国幸存下来》(Why the Islamic Republic Has Survived，2009)中，您阐述了自1979年以来这个由神职人员领导的政权得以存续和相对稳定的原因，即经济和社会民粹主义，以及随后为惠及相当一部分人口而建立的福利制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削减补贴以及呼吁实行私有化(尽管这一做法往往导致明显的权贵关系和寻租行为)的情况屡见不鲜，那么您是否认为文中所述的社会契约正日益面临威胁呢?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信奉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喜欢批评该政权将大量资源浪费在福利和补贴上——用于食品、住房、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和退伍军人。此类补贴在财务上可能不合理，但在政治上却非常合理——它们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特别是与较贫困阶层之间，建立了一种重要的联系。
经济学家们几乎在该政权于1979年2月建立之初就开始预测其即将垮台。Ta们的预测未能成真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该政权建立了一个相当全面的福利国家。近年来持续向右翼的转变自然侵蚀了这个福利国家，从而削弱了该政权的社会基础。
埃斯坎达尔·萨德吉-布鲁杰尔迪：
在特朗普时代，一个更民主、更具包容性、经济上更公正的伊朗前景如何?考虑到美国总统及其政府的武力恫吓，作为研究伊朗历史与政治的学者，我们应当承担起怎样的民主与政治责任呢?
叶尔万德·亚伯拉哈米安：
你的问题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问题：特朗普和伊朗的内部动态。
特朗普本质上是个骗子，他口出狂言只是为了推销某种特定的产品。在竞选期间，他喜欢抨击伊朗和核协议，因为他认为这样就能赢得选票并获得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如今他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了。但目前的危险在于，随着他的经济承诺逐渐破灭，他可能会觉得寻找一个外国敌人会是更好的权宜之计。伊朗可能会成为这样的目标。全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在他们的经济承诺落空后便开始寻找外国对手，这并非偶然。
如果伊朗没有成为这个目标，其内部的和自然的轨迹将把它带入一个新的舞台。自1960年代以来，政治的主流话语一直围绕着伊斯兰、本真性、本土主义和"回归根源"的主题展开。这种话语导致了目前的僵局，改革停滞不前，右翼占据了主导地位。1979年革命之后出生的新一代人对追溯根源的兴趣减少了，而更倾向于寻求能够保护个人、社会及经济权利的有意义的改革。通过这样的行动，他们发现 1905 至 1909 年宪法革命时期的曾祖父母们对于当下有很多相关性的见解——远比漫无目的地探寻模糊不清的根源更有意义。
(Ervand Abrahamian Q&A at USC, 1953 Coup Revisited -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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