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对日本社会性质的「权威判定」，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苏联国内政治和全球战略的副产品。」
译者按
如果说第二章处理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内部主体条件"，那么第三章处理的便是塑造论争走向的"外部客体条件"——共产国际在1922年至1932年间发布的四份对日纲领。霍斯顿的切入视角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声明：她拒绝将共产国际的指导简单地视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的应用，也拒绝将其轻蔑地打发为"苏联对日本事务的外部干涉"。她将四份纲领视为一个可供分析的对象——一个揭示苏联领导层在缺乏第一手知识的情况下，如何将日本持续不断地(且前后不一致地)纳入其全球革命战略框架的典型案例。
四份纲领的摇摆轨迹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22年纲领草案将日本描绘为封建残余仍然强大的"半封建"社会，要求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7年纲领(即直接引发劳农派退党的"二七年纲领")延续了这一判断，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特征的承认有所增加;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短暂承认日本已进入"金融资本霸权"阶段，暗示一阶段革命的可能——这使当时许多党员深受震动;然而1932年纲领又大幅回摆，重申封建残余的主导地位，回到二阶段革命的框架。四年之内两次反转，这不是一句对日本现实渐次深入的认知过程所能解释的。
霍斯顿的洞察力体现在她揭示了这些摇摆的真正驱动力。它们与其说反映了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如说是以下三组外部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革命战略受挫——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苏联对东方革命的整体评估趋于悲观，更倾向于强调落后性和二阶段革命的必要性;二是苏联内部的权力斗争——布哈林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失势，其对日本"高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也随之被否定，继任者更强调封建残余的延续性;三是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在全球层面的反复调整，从"阶级对抗阶级"到"人民阵线"的摇摆传导至对日政策，造成了纲领语言的前后不一致。霍斯顿由此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莫斯科对日本社会性质的"判定"，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苏联国内政治和全球战略的副产品。
作者指出，共产国际的纲领起草者"对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第一手知识"，他们理解日本的基本方式是将日本与1905年及1917年的俄国进行隐性类比。日本的天皇制被类比为沙皇专制，日本的农村被类比为俄国的半封建农村，日本的资产阶级被类比为俄国的软弱资产阶级——这些类比并非全无道理，但它们的有效性从未被系统检验过。维经斯基在撰写相关文件时悄然运用了托洛茨基"不平衡联合发展"的概念框架，却从未明确承认其方法论来源。这种"隐性类比"的认知模式注定会忽略日本的独特之处——例如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沙皇专制之间存在质的差异、日本资产阶级在明治维新中的主动角色与俄国资产阶级的被动性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分析层面的局限，为劳农派日后质疑"来自莫斯科的权威"提供了有力的口实。
从全书结构来看，第二章与第三章共同构成论争的起源分析——第二章交代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怎样的思想遗产和组织经验走入论争(主体条件)，第三章则说明了论争的议题何以从最初的"策略分歧"演化为对日本社会性质的整体性分析(客体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章的处理方式还隐含着另一层值得深思的参照：共产国际在1920年代对中日两国的指导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面对着"如何将普遍理论运用于特殊国情"的核心问题，都经历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与本土经验之间的反复碰撞。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逐渐走向"回到马克思并从那里开始"的独立立场，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革命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种不同的回应路径，恰好构成了理解"普遍理论与特殊国情"这一永恒命题的最具张力的比较框架。
来自外部的刺激：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诸纲领(1922-1932年)
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在日本共产党早期年代在日本日益被吸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统性的决定来自日本之外。由苏联支配的共产国际所发布的这些对"正确"路线的指定，成为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努力分析推动他们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参数。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日本的最初的系统性努力——都是为回应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指令而制定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也在很大程度上——即便不是被限制——受到共产国际对日本共产党的指示的刺激。
在1922年至1932年间，从莫斯科发出了四份关于日本革命的主要文件。1922年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1927年(7月)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以及1932年关于日本形势与共产党任务的纲领，都提出了对日本政治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以及关于革命策略与战术的建议。这些决议标志着苏联对日本内部发展和国际舞台上可察觉到之变化的回应;有时，它们反映了苏联内部政治的变迁，而日本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对此完全不知情。然而，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之前，共产国际的诸纲领提供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日本的最连贯的应用，而它们对权威的要求——无论被接受与否——使它们成为所有其他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日本者被迫回应的文件。因此，共产国际的诸纲领——特别是"二七年纲领"，它促使劳农派从日本共产党分裂——不仅是对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起催化作用的外部刺激，它们还确立了争议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挑战日本理论家产生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对他们自己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国际背景：统一战线策略与日本革命
撰写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决议的苏联领导人是在与像片山潜这样的日本代表进行某些磋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但他们对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第一手知识。这些纲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与1905年和1917年俄国状况之间的隐性类比。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纲领始终是在共产国际追求世界革命——特别是在中国——的背景下制定的。对于共产国际中的国际主义者来说，各个国家民族革命的成功总是取决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状况。对这一体系变化性质的支配性看法，决定了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策略，反过来也反映在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决议中。
共产国际于1919年诞生于布尔什维克对国际革命必然性的信念。它也诞生于一种恐惧——即新的苏维埃国家，内部受到武装白俄抵抗的围攻，外部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列强的敌对干涉，如果没有其他地区类似革命的支持，将无法长期生存。理想情况下，这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一个先进的西欧国家发生，该国将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持苏联的发展。否则，在列宁看来，相对欠发达的俄国政权将很快崩溃。然而，1919年1月德国斯巴达克团起义的残酷被粉碎使这些希望破灭，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别处进行其革命。因此，他们将目光投向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人民，苏联领导人希望看到使布尔什维克革命得以成功的工农联盟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复制。基于其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和后来的布哈林(1923-1926年)将东方的被殖民人民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环节。这些以农民为主的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将切断西方宗主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这一关键联系，从而在西方引发革命危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加入东方农民群众的一个联盟中，以催化布尔什维克如此热切等待的国际革命。$^{1}$
然而，苏联对这一情景成功的期待在1920年代中有所变化，这些变化的视角反映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反复调整中。列宁和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解释都表明，帝国主义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年代，这种乐观的观点得到了如下信念的加强：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中，处于革命的边缘。然而，到192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未能在巨大的战后经济困境下崩溃，使布哈林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产生了新的认识。他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见证的不是内部崩溃，而是在更高技术和组织水平上的进一步稳定化。"$^{2}$
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和经济——正如布哈林十年前所论证的——正日益融合为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使资本主义国家更能抗御来自其自身无产阶级的革命威胁。虽然战争和经济军事化已看到自上而下的"国家化"——国家控制的确立——但在战后，"'最大的集中化企业、康采恩、托拉斯等与国家权力机关融合的过程'主要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国家正在变得'直接依赖大型而强有力的康采恩或康采恩组合'——布哈林将这一发展称为'国家权力本身的托拉斯化'。……'所有这一切均反映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国家权力控制着资本主义并使其发展。'"³简言之，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加强。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化"正在基于比以往任何时候达到的更高的技术水平而发生，将国家与资本主义管理统一为一个单一组织——它不仅能够使经济，而且能够使整个社会合理化和调节。在1927年，这种观点使布哈林对世界革命的前景非常悲观，但他的解释遭到了与他共享苏联领导权的约瑟夫·斯大林的全面谴责。当斯大林到1929年已经在策略上胜过布哈林时，布哈林的"资本主义稳定化"观点连同所有其他与布哈林有关的理论贡献一并被抛弃。⁴
苏联对国际局势看法的这些变化，与它规定给全球革命的整体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相匹配。由于对欧洲的发展感到沮丧，1921年12月，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以统一战线策略——"一种以过渡性要求为纲领组织群众的方法"——号召各民族共产党"到群众中去"。1924年，正当山川领导解散第一个日本共产党的运动时，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更狭窄地重新解释了统一战线策略，号召在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追求"仅从上层的"统一战线——即通过共产党领导人与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进步或改良主义领导层的合作——现在被严格禁止。$^{5}$在此时间之后发生的共产国际政策变化主要发展在应用领域而非理论领域;而到1920年代末，这些变化日益与苏联的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当斯大林和布哈林攻击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时，日本共产党被卷入苏联的权力斗争中。据前党领导人和风间丈吉的说法，共产国际中的斯大林派系指责超左派的福本主义者与苏联托洛茨基主义有联系。与此同时，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现在与托洛茨基结盟——在1926年被逐出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后，并于1927年被彻底开除出党之前，已被免去其共产国际首脑职务。长期与日本政策相关联的格里戈里·维经斯基已离开远东局。最后，布哈林取代季诺维也夫成为共产国际的正式首脑——这一职位限制了他能花在日本政策上的时间，但也确保了他的影响力会被人们感觉到。在1927年3月至6月间，布哈林主持了为处理日本问题特别是福本主义而成立的共产国际小组委员会。$^{6}$
然而，到委员会制定出"二七年纲领"时，它对日本局势的判断已深深地被国际局势中的一个创伤性新发展所影响——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上海的四·一二政变中对中国共产党的背叛。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因国情而异。在中国——一个"没有规模或意义重大的劳工运动以致可以向其发出统一战线提议"的欠发达国家——斯大林-布哈林方案是使共产党处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将其作为主要的反帝国主义力量。这一政策被托洛茨基批评为愚不可及，特别是在蒋介石1926年对左翼的广州政变之后。托洛茨基声称，斯大林的政策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国民党主要不是一个阶级党，而是一个所有反帝国主义团体和阶级的党。"因此，斯大林-布哈林政策要求在中国抑制工人和农民的过度革命活动，以免中国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战线破裂。$^{7}$中国革命的策略迅速成为苏联内部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成为内部权力斗争中的一个工具，其重要性使共产国际中所有其他民族革命运动的考量都相形见绌。共产国际政策在中国(以及在英国)的失败促发了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全面审查，导致重点从所有可能革命的阶级和政党之间的暂时统一，转向"第三时期"强有力"阶级对阶级斗争"的口号。
这一变化的理论依据直到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才出现。在1928年年中，布哈林详细阐述了这些决议，论证说"随着社会民主党变得更为资产阶级化和帝国主义化，它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资产阶级劳工政党的斗争必须强化。'"$^{8}$从"二七年纲领"中可以清楚看出，在1927年中期，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仍处于变动之中。该纲领继续强调由共产党与"劳动农民党、统一同盟等左翼合法群众组织"以及像劳动农民党与"群众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组织"这样的组织之间结成统一战线。$^{9}$同时，"二七年纲领"关于在这样的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绝对不能丧失其独立性"、这种"统一战线的斗争将在阶级基础上进行，不做任何意识形态上的让步"的论点，$^{10}$表明中国革命的教训并未被共产国际日本委员会忽视。与1922年纲领草案相比，阶级斗争将通过一场不间断地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被激进化。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事件与共产国际对日策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未随着"二七年纲领"和布哈林离开共产国际领导层而结束。事实上，有人认为，在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以及此后的短期内"三二年纲领"的转折中所发生的戏剧性政策变化，只能从中国事件$^{11}$和苏联内部事件的角度来理解。除了官方镇压的增加外，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尚不足以证明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的转变——该草案将日本视为不那么封建而更资产阶级化，似乎主张一阶段革命。这一对日政策变化与李立三的短暂任期以及1930年和1931年中国"立三路线"城市起义的推行与失败在时间上相吻合。$^{12}$按这种观点，一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是与中国的城市起义政策同步施用于日本的，并随着所谓"立三路线"的迅速消亡而在1932年纲领中被撤回。回到日本是半封建的——特别是在农业部门——这一前提，得到了1931年和1932年日本农业特别恶劣的经济状况的支持。$^{13}$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布哈林政治倒台对这一事态转折的潜在影响。正如斯大林在国内否定然后又采纳了左翼反对派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一样，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可能反映了反对布哈林解释的一个转折，随后于1932年重新肯定了这一解释(减去布哈林的名字)。毫无疑问，劳农派-讲座派论争受到布哈林命运的影响。讲座派遵循了共产国际对"布哈林主义"的官方谴责，甚至一边这样做一边撰写《讲座》来支持将日本视为半封建的布哈林主义前提。劳农派则保持相对自由，以运用布哈林的"国家垄断"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即使在承认有必要否认布哈林影响的同时)，来支持其自身关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日本的前提。$^{14}$
困难当然在于，两个日本派别都不会否认半封建残余的存在，也不会否认城市部门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水平。问题在于在决定日本革命应该分二阶段还是一阶段进行时，应给予各因素多大的权重。这就是为什么布哈林的观点可以被引用来支持两派的立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于不满于苏联领导人对日本知识深度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共产国际诸纲领提出的关于日本近年发展性质的问题，比它们所解答的问题还要多。
1922年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
布哈林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清晰地烙印在最常被归于他的那些纲领上——新生日本共产党的1922年纲领草案和1927年纲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日本的困难——体现在劳农派和讲座派双方的布哈林主义倾向后来发生冲突的讽刺中——在1922年已经显现;而布哈林本人必须被认为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复杂性质问题"。$^{15}$
日本的工业发展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无论为东方殖民地人民设计的策略——苏联的注意力集中于此$^{16}$——还是欧洲已解散运动的策略，都不适用。1922年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标志着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首次努力。该纲领于1922年11月在列宁格勒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由一个布哈林主持的共产国际日本委员会制定，$^{17}$片山潜也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18}$从这份早期文件来看，已经很明显，天皇制的持续存在构成了重大的理论难题。当党领导人在1923年3月的石子会议审读草案时，就党寻求废除天皇制的条款展开了广泛辩论。只是在经过长久辩论之后，该党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天皇制的要求。有些人，包括佐野学，仍然未被说服，只是勉强承认了这一问题。在这场早期辩论中的主要关切是实用性的：它不在于对天皇制本身的积极或消极评价，而在于对新生政党来说，通过采纳如此激进的口号而疏远大量可能追随者的风险是否曾在政治上审慎。虽然纲领草案承认了日本在一战期间取得的经济收益，但许多人感到，"它忽视了由此产生的一般民族主义情感。"$^{19}$此外，传统天皇制的持续存在，在界定日本阶级关系和国家性质方面，因而也在界定新兴革命的性质和日本共产党的角色方面，构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比后来的"二七年纲领"更突出的是，纲领草案在将日本社会描述为落后时强调了天皇制。$^{20}$将1922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比拟为革命前俄国的进程，该纲领将日本天皇的地位等同于沙皇的地位，$^{21}$这一类比对于信仰日本国体及其顶端的天皇之独特性的日本信徒来说，显然将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日本被承认为一个"特殊"案例——在此案例中，封建残余与资产阶级并存执政，使得党之战略的明确化成为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正如纲领所述：
日本共产党在立足于所有国家共产党的共同要求的同时，必须考虑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由于世界大战对日本的影响程度不像对其他国家那样，日本资本主义在战争期间取得了非凡的发展;然而，今天的日本资本主义仍然保留着前时代封建关系的若干痕迹。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半封建的大地主手中;其中最大的是日本政府首脑——天皇(mikado)。另一方面，这些大地主所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耕农民;佃耕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具并以此耕作[土地]。因此，由于对土地的激烈竞争，地租不断上升，现在已达到所谓饥饿地代(kiga-jidai)的水平。封建制度残余在今天国家结构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机构仍然掌握在由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和大地主构成的集团手中。国家权力的特殊半封建性质通过元老(注：读作"贵族")在宪法中所起的主要和指导性作用清楚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条件下，反对现有国家权力的力量不仅来自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来自所谓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他们也反对现有政府。$^{22}$
随着日本战时经济繁荣后出现的以"阶级斗争"加剧为标志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恶化，它为日本共产党呈现了一个潜在革命性的局势。由于在持续的大地主经济和政治权力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发展局限性，很显然，直接的任务是完成由明治维新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出现足够强大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时才会实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可以成为旨在资产阶级统治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23}$
有趣的是，布哈林强调日本落后性的方案，使得可以将与共产国际为印度和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所设计的——赋予资产阶级以重大革命角色——几乎相同的策略运用于日本，尽管日本显然具有更优越的经济发展并扮演着帝国主义强国的角色。这种情况的发生，尽管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呼吁需要"深入研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具体发展"，$^{24}$说明苏联倾向于不加批判地将日本与较不发达的亚洲社会归为一类。$^{25}$据此来看，劳农派坚持认为苏联对日本一无所知，并怀疑共产国际的对日政策实际上是对中国事件的回应，是可以理解的。
纲领草案赋予日本共产党的革命角色，所基于的前提与列夫·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联合发展"和"不断革命"理论具有密切的相似性。托洛茨基曾论证，俄国在国家监护下的快速经济发展——先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使不同寻常的特征得以出现。资产阶级——其企业家的功能由国家承担——从未充分发展，而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则原封未动。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和封建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结合——各自的特征并排存在。托洛茨基对俄国的这一分析创新似乎被共产国际代表格里戈里·维经斯基在其关于"日本的阶级斗争"的笔记中加以运用了。根据维经斯基的说法，尽管日本有高水平的工业发展，日本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地主贵族与一个仍然相当软弱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向帝国主义的冲动表明日本资产阶级非常高度发达。用维经斯基的话说："日本进步的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即试图在不依赖战争的情况下经济地征服中国和西伯利亚的市场，这当然只是引导日本资产阶级走向帝国主义倾向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这个相对年轻的资产阶级无力彻底打破封建生产模式的桎梏，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封建领主——几乎总是与强大的军阀结盟进行活动——仍然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因此，封建领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疑将具有革命性质。"$^{26}$
正如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联合发展理论就俄国所暗示的那样，在日本，明治国家监护下的快速工业化意味着"托洛茨基认为对独立资产阶级的后续成长至关重要的前工业城市资产阶级从未产生，但一个后工业的商业或'资本家阶级'[在日本，例如，大财阀]的确突然涌现出来。"$^{27}$这种模式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未能改造农村经济，从而最终成为日本经济"双重结构"的当代学者所称的特征。$^{28}$此外，"正如在经济中，较低的农业基础与较高的工业基础之间没有中介一样，在社会结构中，一方面较低的阶级与另一方面从事工业生产的较高的阶级之间也没有中介。因此，资本家阶级本身从根本上说是软弱的，因为它缺乏一个可以在与国家的对抗中依赖的广泛社会基础。此外，它缺乏为其利益而斗争的传统：'大资本未经斗争即获得了其经济统治权。'"$^{29}$
不可否认，俄国和日本共享一种落后性和自上而下的加速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两种情况下都产生了不同生产方式特征的组合。维经斯基和纲领草案均未提及托洛茨基的著作。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确在沙皇俄国和日本之间进行了这样一种类比，而纲领草案论证中所缺失的逻辑环节可以在维经斯基的笔记中找到。不平衡联合发展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和懦弱而无力将其自身革命进行到底。类似地，关于即将到来的革命将是一场迅速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实质上是托洛茨基备受诟病的"不断革命"概念——"一种将绝对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清算与社会主义革命连接起来的理念。"$^{30}$共产党将成为这种连接的具体表达。
维经斯基描述了日本资产阶级无力自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向我们表明，直到战争结束，资产阶级一直受封建势力和军阀的操纵，不能与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代表统一战线;因此，它也不能为阶级斗争集结力量。"$^{31}$战后经济和政治的动荡为日本共产党提供了机会，以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并将其进行到底。托洛茨基曾观察到，年轻的无产阶级掌握了不成比例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主要基于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不体现本应从工业中获得的经济权力。相反，正是无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因缺席而继承了这种经济权力。简言之，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不仅意味着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而且意味着一个有能力统治工业的工人阶级。"$^{32}$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根据纲领草案，日本共产党"将不得不作为临时口号呼吁推翻帝国政府和废除君主制，并进一步将不得不领导争取普选的斗争。"然而，一旦推翻现有政府的初步目标已经实现，这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将立即被抛弃，党将致力于无产阶级专政。$^{33}$
维经斯基
这些规定未能实现，因为在党完成审议并正式将该草案采纳为党的官方纲领之前，警察压力就已迫使日本领导人解散了党。$^{34}$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领导解散党的运动时，山川均从维经斯基的分析中获得了支持。山川同样论证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不能完成日本的民主建设。"日本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已经丧失了一个上升阶级的革命精神，"而在1920年代，"资产阶级不断被其下方正在作为阶级觉醒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出现所吓倒。"因此，无产阶级是对日本民主化贡献最大的"最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它通过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新获得的普选权利时。$^{35}$这一方案为左翼运动提出了真正的两难：虽然这样一个党将必须既包含工人也包含农民，"但无产阶级政党越是包容，其政治运动偏离革命运动主流而沦为单纯的改良主义议会主义的危险就越大。"$^{36}$尽管如此，在政府镇压之后，山川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在劳工和农民工会等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来寻求为该运动建立一个广泛的基础，而在俄国，同样压迫性的条件则引导列宁走向了其非法先锋党的概念。
山川的论证未能说服像市川正一这样的人——他指控该党的解散暴露了领导层的"无耻的小资产阶级"性格，且事实上遭到了广泛抵制。$^{37}$市川加入渡边政之辅、志贺义雄、野吕荣太郎和其他人的行列，在《马克思主义》杂志(1924-1929年)上发表论文，支持共产国际在纲领草案下组建一个新先锋党的努力。$^{38}$例如，在6-7月号中，市川论证说，共产党必须作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党而被保存下来，即使无产阶级将支持"一个将所有被压迫阶层组成政治联盟的统一战线政党"——以无产阶级本身为领导力量。在这里，市川不仅与山川不同，而且与像村山义郎一样支持一个排他的、意识形态上纯粹的先锋党之福本主义观点的人不同。$^{39}$当1927年底新共产国际纲领批准了市川的立场时，劳农派退出了，并阐述了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合并为一场单一不间断革命的理论。$^{40}$
1927年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
1927年7月纲领的发布，其契机是1926年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功重组。共产国际谴责了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因为它们作为迄今为止领导日本党的两种对立的"偏向"——并向新党提出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因此，"二七年纲领"重申了已归于无效的1922年纲领草案关于日本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分析的许多观点，并根据新的国内和国际发展情况更新了该纲领。日本落后性的前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被保留作为共产国际在日本实行二阶段革命政策的基础。无产阶级——日本共产党作为"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历史利益而斗争的革命的先锋队"为其行动——将领导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完成由明治维新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根据该纲领，"日本无产阶级必须将其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与日本所有劳动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联系起来。"$^{41}$
然而，尽管共产国际明确呼吁这一二阶段革命的观念，1927年纲领的内部模糊性和矛盾却成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主要催化剂。与1922年纲领草案一样，新纲领由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日本问题特别委员会负责人——执笔。新指示与旧指示在其对日本落后性的强调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日本国家中的"封建残余"的体现上。然而，正是在纲领对国家及其经济基础的处理中，这份新文件出了问题。共产国际对日本当前国内与国际局势的分析，导致它在新纲领中更加强调日本发展的高水平;这一断言与封建残余占主导地位——这一作为支持二阶段革命政策极为必要的前提——发生了冲突。
日本由于其相对较晚起步所导致的发展中的特殊性——正如维经斯基运用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联合发展概念所描述的那样——足以解释共产国际的自相矛盾。那些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日本的人面临着与其高度先进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落后的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本身又分裂为一个高度城市化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与一个传统的农村部门。在理论术语中，问题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机械地作为简单的阶段理论来运用是不充分的。用纲领的话说："出现了将旧封建形式赋予资产阶级内容以及将资产阶级转变为反革命力量的双重过程。"【42】纲领试图通过假设一种绝对主义的存在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种绝对主义中，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共存于日本国家的制度中。为支持其二阶段革命政策，共产国际领导人不得不赋予封建势力以很大的力量——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推进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共产国际也发现有必要在新纲领中强调经济的城市资本主义部门的高度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的控制地位，以解释日本日益扩张主义的行为。
从纲领开篇的断言——"日本对[反对革命的]中国的干预是一个既成事实"——中可以明显看出，共产国际在1927年立场中矛盾的原因在于实际关切占据了优先地位。$^{43}$苏联领导人现在将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对世界革命以及苏维埃国家的一项紧迫威胁，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解释则被推到了他们关切的前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处于一条上升发展曲线上"的崛起，共产国际必须根据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来解释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44}$在这里，布哈林利用了他自己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著作。"目前的日本政府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的一个集团手中，"该纲领论证说，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建筑师，资产阶级显然占主导地位。虽然两大政党——政友会和宪政会——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前者更接近贵族和军阀，后者则作为一个"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行动——但两者都只是代表了相互冲突的资产阶级利益。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继续走上上升的发展进程，布哈林看到了国家与经济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托拉斯化。
日本国家本身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个强大要素。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日本一样接近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据估计，在工业和金融中投资的所有资本的30%——不包括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铁路——属于国家。天皇不仅是一个大地主，而且是非常富有的股东——在许多股份公司和康采恩中持有股份;他还拥有自己的银行，资产达1亿日元。$^{45}$
简言之，纲领将日本国家描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不同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日本资产阶级已经掌权，并正在广泛利用政府机器及其所有封建属性和残留物来组织和保护资本主义剥削。"这一立场的自相矛盾——特别是与纲领持续强调农村经济和国家的结构之"极端落后性"并列时——在以下段落中充分显现：
因此，在一个资本集中水平如此之高的国家，争取日本国家民主化、废除君主制以及将当前统治集团从政府中清除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从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斗争。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迅速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因为当代日本国家——连同其所有封建属性和残留物——是日本资本主义最集中的表现，体现了其一系列最关键的神经;打击国家就是打击整个资本主义体系。$^{46}$
毫不奇怪，山川声称"二七年纲领"支持劳农派的观点，宣称它展示了共产国际一阶段革命的学说。$^{47}$因此，可以论证，该纲领中的矛盾直接负责点燃了主张二阶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主张一阶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议。新纲领支持了1926年莫斯科纲领——后者通过断言资本已在统治日本国家的地主-资本家集团中取得霸权，而使该新党陷入困惑。$^{48}$正如劳农派同情者对马忠行所论证的，从理论上说，"在国家权力中资产阶级霸权的确立与绝对主义的整体存在是不可调和的。"$^{49}$换言之，共产国际建立起了一个与其自身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分析不一致的革命策略。因此，即使是讲座派同情者小山弘健和岸本英太郎也承认，这份文件呈现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权力'的站不住脚的革命公式，并以更加明显的形式复制了此前1926年莫斯科纲领的矛盾和混乱。"$^{50}$
尽管如此，共产国际决心将纲领确立为二阶段革命的政策。"二七年纲领"全文直到1928年初才在日本可获得，到那时其可获得性只是加剧了论争。$^{51}$但是，为强制执行对此指示的这一解释，共产国际立即指定了一个新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包括常务委员渡边政之辅、佐野学、锅山贞亲、市川正一和荒畑寒村，以及杉浦敬一、国领五郎、中尾胜男和山本健藏。$^{52}$从1927年到1931年，"二七年纲领"是日本共产党的官方纲领，此时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已积聚动力。
路线的转变：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
在"二七年纲领"与1932-1933年《讲座》的出版之间，共产国际又发布了关于日本的两份主要文件：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和1932年纲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已经开始，但这些相互矛盾的纲领通过为双方的立场提供理论支持而加剧了日本论争。
正是在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中，劳农派可以找到共产国际对其一阶段革命策略的最明确支持。也许是斯大林主义试图肃清共产国际政策中的"布哈林主义"影响的努力，$^{53}$也许是对滨口雄幸内阁镇压的回应，$^{54}$也可能是对1929年降临的世界范围经济萧条的回应，$^{55}$1931年纲领确认了共产国际放弃统一战线而支持加剧阶级斗争，并呼吁一场立即的一步式的"广泛囊括资产阶级民主职责的无产阶级革命"。$^{56}$该纲领于1930年末制定，共产国际的新纲领完全拒绝了"二七年纲领"的分析，论证说日本国家由垄断资本所控制。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的是一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策略将从1931年春开始在风间丈吉领导下的"非常时共产党"来实施。$^{57}$风间领导的短暂时期，是战前时期中一阶段革命策略成为共产国际官方正统的唯一时期。$^{58}$
虽然1931年纲领的政策转变显得突然，但事实上，它与可追溯至1927-1928年的共产国际政策变化存在某种连续性。应当回顾的是，1927年4月中国革命的夭折促使了对整个统一战线理念的重新考虑，而"二七年纲领"的模糊性反映了这一过程。正如对马所观察到的，"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1929年第六次全会的决议[已经]要求对七月[1927年]纲领进行修正和改变。这一点在我[日本]党内以及国际领导层内部已被早期审议。"$^{59}$1928年年中，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仍相对稳固，因此，斯大林否定其影响的必要性只能为当时的政策变化提供部分解释。同时，政策变化与斯大林在布哈林倒台和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后不久对布哈林的资本主义稳定化理论在共产国际东方局中日渐猛烈的攻击联系在一起。$^{60}$纲领被起草和传递到日本的过程，说明了苏联政治的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据风间所述，纲领起源于1930年8月赤色工会国际第五次大会。在一项不寻常的举措中，在赤色工会国际首脑阿·拉索夫斯基之下成立了一个关于日本的特别小组委员会。日本的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与赤色工会国际东方局的中国、朝鲜和其他代表一同在该委员会任职：苏联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卡尔·拉狄克、格奥尔基·萨法罗夫和叶夫根尼·S·约尔克。在此前几个月——4月，斯大林已经发动了他对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化理论的攻击。大萧条的开始表明，这种稳定化仅仅是暂时的，而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被绕过，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成功的。赤色工会国际发表了批评日本劳工运动中"机会主义"趋势的纲领，但它将日本革命应为无产阶级革命而非资产阶级革命的建议留给了共产国际。最终是格奥尔基·萨法罗夫提出了《政治纲领草案》。风间凭记忆将它们带到日本，在那里他将它们以文字形式写出，作为对"二七年纲领"的修订。它仍是一个"草案"，因为它从未得到当时在狱中的许多日本共产党高级官员的正式批准。$^{61}$
如果说——正如有些人那样——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只是一系列日益乐观的共产国际对日本革命局势评估中的又一个进展，那将是错误的。$^{62}$相反，该文件是一个反常，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将被称作"冒险主义"——它偏离了对日本上层建筑落后性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也偏离了弥漫于1922年纲领草案、"二七年纲领"、特别是"三二年纲领"——它们全都呼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中的悲观主义。短命的《政治纲领草案》继续承认日本天皇制及其支持的封建地主所带来的问题，但论证说这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解决。$^{63}$
这一论证基于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的持续分析，挑战了"二七年纲领"的信条。最重要的是，《纲领草案》论证说，明治维新确实构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不完全的：
1868年的明治革命是由内部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力量的增加以及……"廉价商品"的攻击——"黑船来航"——所导致的。但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还是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以便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不能像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那样作为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来解决——因为在那时日本资产阶级仍然极为软弱。然而，它也不是如在德国那样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进行的。国内和对外关系使这场革命变得非常不彻底，但毫无疑问，它是一场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封建领主被废除了，但私有制的建立使其中大多数人变为地主;结果，那些在革命前拥有大量土地的人作为新地主出现了。因此，在农业土地上，大多数农民几乎像革命前一样被剥削，仿佛他们是[无地的]农奴……[然而，]无论这场革命多么不彻底，它是东方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其邻国中有沙皇俄国和封建中国与朝鲜，且先进资本主义强国的注意力不是转向东方而是转向西欧——所有这些[因素]提供了使日本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迅速的良好条件。$^{64}$
由于这些历史环境，日本软弱的资产阶级未能彻底解决农业问题，也未能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因此，日本"没有经历一个[欧洲式]自由主义时代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65}$然而，正是1931年的政治局势，使封建残余的意义相形见绌，并表明"在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正在迅速成熟。"$^{66}$
纲领论证说："日本现在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国家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其中金融资本拥有霸权。"地主的力量仍然显著，但从属于资产阶级。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很容易地用列宁的公式"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来解释。日本工业已变得高度集中，在雇员超过500人的企业中雇用了全部工业劳动力的34.9%，在雇有一百名或以上人员的企业中雇用了58%。"对银行、工业和矿业的控制力掌握在……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和第一这五大财阀手中"——这种金融权力的集中程度甚至比德国的还高。以金融资本的力量为引领，"天皇制……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对……劳动者和被剥削劳苦农民群众进行法西斯压迫和剥削的一个强大工具。因此，这一时期的根本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纲领草案》总结道。$^{67}$持续的农业问题将通过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68}$1931年纲领的制定者们对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们感到"日本经济危机的加深、阶级矛盾的激化、大规模失业人口的异常增加，以及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压力"都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以及政治局势成熟到可以进行立即的社会主义革命。$^{69}$
在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中提出一阶段革命策略，将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层置于一个似乎全盘采纳了劳农派对日本革命的分析的尴尬境地。1931年初在风间和岩田义道之下成立的党中央，立即努力区分共产国际的新方案与异见派别的方案。有人并不令人信服地论证说，两者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职责中应包含的资产阶级民主责任的承认和评估。"具体来说，劳农派不相信农业仍是半封建的，"因而天皇制已经沦为资产阶级的一个装饰品，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基础。"因此，在劳农派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必要承担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在此基础上，日本共产党能够继续拒绝劳农派的解释，同时将共产国际的一阶段策略作为党的官方政策加以接受。$^{70}$
日本军国主义与1932年纲领
共产国际一阶段革命策略的这一官方版本是短命的。到1931年8月，《政治纲领草案》已被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其作者萨法罗夫被撤出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正在着手制定关于日本共产党策略的新草案。到1931年10月完成，新的"关于日本形势与共产党任务的纲领""不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而是以共产国际西欧局的名义在1932年5月发布。"通常被称为"库西宁纲领"，$^{71}$以其作者奥·库西宁——已失势的布哈林的密切同僚$^{72}$——命名，"三二年纲领"援引了对日本国家的布哈林主义分析，以回到1922年纲领草案和"二七年纲领"的二阶段革命策略。
该文件最有趣的方面是它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已进入满洲的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强调。除了苏联内部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变迁之外，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在"三二年纲领"的形成中更显突出。将日本社会描述为"野蛮的"、"落后的"和"封建的"高度情绪化的语言，揭示了苏联对亚洲大陆上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加重的恐惧。"三二年纲领"锻造了对正在上升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天皇制及统治军阀中的封建因素之间关联的一种新解释，并呼吁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推翻这些半封建因素。$^{73}$
来自日本的共产国际代表片山潜和野坂参三帮助制定了新纲领。野坂对新纲领作为对错误的1931年纲领的逆转的重要性，尤为直言不讳。反对1931年"草案的'具有广泛资产阶级民主职责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野坂论证说，1932年纲领正确地诊断出了需要"推翻君主制并为农民没收土地"。$^{74}$日本共产党将该纲领作为官方政策加以接受，并于7月发表了日文译本，$^{75}$但党中央并非没有某种难堪。领导层对其政策的突然转变感到极度尴尬，承认这一转变必须得到解释，"因为新纲领可能似乎是'突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谨慎地指出，共产国际分担了这一变化的责任。显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并不觉得他们低估了农业问题或在四·一六和七·一五事件中沉重压在新建党身上的"军国主义警察天皇制"。他们声称以"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接受了这种改变，来表达与共产国际领导层的观点的"统一"。$^{76}$领导层还声称，1931年《纲领草案》批评了"二七年纲领"，但从未意在"抹杀'七月纲领'的历史和实践成就。"
1932年纲领的两个主要方面成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中心问题。这两个方面是日本农业革命的任务，以及天皇制作为"国家中政治反动和一切封建制度残余的主要堡垒"的性质。$^{77}$这些重点反映了1931年和1932年的国内和国际发展。日本经济在这段期间受到了世界大萧条的影响;随着危机的加深，劳工和农民运动随着罢工和佃农退出而增长。在国际上，用小山弘健的话说，"感受到天皇制危机的激进军方分子，策划了一场国内政变和在满洲的军事行动。"$^{78}$1932年纲领产生了一种国家理论，将农业经济基础的分析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天皇制的解释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农业问题上，"三二年纲领"回到了1922年和1927年对日本社会结构中"封建残余"的强调。虽然日本享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掠夺性"垄断资本主义"形式，"日本资本主义是在军国主义和警察关系的条件下以及在封建残余在国内的基础上扩张的。"此外，"金融资本系统地并彻底地利用家庭手工业、小规模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封建制度残余，从而支持对工人阶级的无情剥削。"因此，不可忽视的，是"在农村中阻碍日本农业生产力发展并加速农业恶化和主要农民群众贫困化的亚细亚式落后半封建统治"的意义。$^{79}$
这种农村结构是日本现存"绝对主义支配"的基础，"这种支配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和地主对劳动者的专政形式，其压迫性不亚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立足于一个主要是地主寄生的封建阶级，另一方面也立足于一个正迅速致富的、贪婪的资产阶级。"虽然地主的力量表明"日本革命的基本职责之一是农业革命"——这是一项不可低估的任务，$^{80}$但最重要的是，革命必须摧毁这种对内压迫、而对外军国主义扩张的绝对主义国家权力。然后，纲领继续列出了日本"具有必然转为社会主义革命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项主要任务："(1)推翻天皇制;(2)废除大土地所有制;以及(3)实现七小时劳动制，并——在革命局势的条件下——将所有银行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银行，并针对这些银行、大资本主义管理、特别是对所有康采恩和托拉斯的生产，执行一种基于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的统治。"$^{81}$
"三二年纲领"确实是一份悲观的文件，它所提出的策略基于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布哈林和日本共产党的——日本社会那些最棘手和最特异的方面——的认识。在这里，共产国际将对这些特殊性的分析与一种将日本置于与沙皇俄国同等的——规定了人们从俄国革命中熟悉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的——发展阶段的展望结合起来。这些纲领是共产国际提出的关于日本的最后一次系统性分析。作为关于日本国家最完整和最具挑衅性的解释，它们对始于"二七年纲领"的持续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件中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随后成为劳农派-讲座派论争的主要议题，论争沿着这些线索急剧升级，直到1937年被强行终止。
结论
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之前及其早期年代，共产国际的诸纲领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论争提供了主要刺激。尽管日本共产党的本土领导人——山川和福本——曾为使马克思主义日本化做出了重大努力，但这些努力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两人都集中于组织理论，并回应日本国内政治的短期发展。两人都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术语对日本经济和国家的发展进行持续的历史分析。只有共产国际——其领导人对日本知之甚少，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远较日本运动领导人们更为娴熟——才努力进行这样一种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其分析始终是在国际局势中更长期发展的背景下制定的。国际机构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近乎同一性，意味着这种对国际环境的关注经常导致对日本的扭曲解释——这些解释随着可感知的苏联民族利益和日本国家政策的变化而急剧摇摆。
然而，这种对日本国际行为的兴趣并非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专利。日本社会主义具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悠久历史。最初的社会主义组织，像平民社，就是以和平主义反对对俄战争而兴起的。在1920年代初，新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1919年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干涉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长期驻留。随着在1920年代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加深，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接触到了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所提供的帝国主义理论。毫不奇怪，到1920年代末，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也感到准备充分，可以运用其新获得的理论知识来推进自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被视为由日本作为在日益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后发国家的地位——对其经济发展所施加的限制——的一个后果，日本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重要的新发展。在1927年就此主题写作，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高桥龟吉提出了对日本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最胜任和最具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并且，像共产国际一样，他将自己更为全面的解释与对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方略联系起来。然而，他的结论招致了日本共产党忠诚派和党外异见者双方的愤怒，实质上点燃了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学术论争的开端。他的本土贡献有效地挑战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要他们通过进行比对迄今为止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已进行的日本经济和政治发展研究更为深入的研究，来超越共产国际的分析。高桥龟吉的有争议的"小帝国主义"理论，至少是与来自外部的共产国际诸纲领同等重要的对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刺激。长期以来被日本和西方学者所忽视的高桥的著作，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值得进行详细的讨论。
注释
1.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解释见于191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布哈林曾撰写一篇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论文，并提交列宁要求发表。列宁批评该文具有"半无政府主义"倾向，拒绝发表，但他显然借鉴了布哈林的思想。1915年，布哈林已完成其《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一书，比列宁完成其《帝国主义》早数月，但布哈林的著作直到1918年才出版。在1915—1916年，布哈林反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具有强大力量的观点，但到1923—1926年，作为一位活跃的共产国际领袖，他已经改变了看法。见斯蒂芬·F·科恩(StephenF.Cohen)，《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BukharinandtheBolshevikRevolution*)，第25—43页。
2.同上，第292页。
3.同上，第255页、第31页(原文为斜体)。参见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第10章、第11章、第13章;以及《"有组织的无经济性"理论》("Teorija'organizovannojbezkhozjaistvennosti'")，第183—184页。
4.关于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及其亚洲政策中的角色，见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15页、第292—293页;以及爱德华·哈蒙德(EdwardHammond)，《布哈林与中国革命》("BukharinandtheChineseRevolution")。
5.简·德格拉斯(JaneDegras)，《1921—1928年共产国际中的统一战线策略》，载《圣安东尼文集》，第9号：《国际共产主义》，大卫·福特曼(DavidFootman)编(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1页、第15页。德格拉斯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解释为统一战线策略的延续，而非改变。
6.小组委员会其他成员包括：芬兰的奥·库西宁(布哈林的亲密伙伴)、匈牙利的贝拉·库恩(BelaKun)、皮亚特尼茨基(O.Piatnitsky)、B·A·瓦西里耶夫(B.A.Vasiliov)、片山潜、英国的J·T·墨菲(J.T.Murphy)，以及共产国际驻日代表雅各布·詹森(JacobJanson)。风间丈吉，《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第176—187页。
7.德格拉斯，《统一战线策略》，第15—18页。参见康拉德·勃兰特(ConradBrandt)，《斯大林的失败在中国，1924—1927年》(*Stalin'sFailureinChina,1924-1927*)，第6章;以及罗伯特·C·诺斯(RobertC.North)，《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MoscowandChineseCommunists*)，第6章和第7章。
8.德格拉斯指出，这一转变恰与联共(布)国内政策中"强制性工业化和将富农作为阶级'消灭'"的推行相吻合。(《统一战线策略》，第21—22页。)
9.《关于日本的决议》，第43页。
10.同上。
11.见中村隆英，《关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Nihonshihon-shugironsō'nitsuite")。
12.见诺斯，《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第9章。
13.采访中村隆英，东京大学，东京，1979年7月11日。
14.猪俣撰文论及日本"金融资本与国家及国家资本的融合"，但补充道，"我们此前曾将这种向垄断—国家资本主义[演进]的过程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然而，这个术语不应[使用，因为它可能]使人[我们]想起'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不再使用它。"(猪俣津南雄，《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第122页、第124页、第125页。)
15.内田穰吉与中野二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47页。
16.苏联人将东方革命战略问题构想为被压迫的、殖民地的和欠发达国家的革命问题，其程度之明显，令人瞩目。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R.Schram)与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élèneCarrèred'Encausse)，《马克思主义与亚洲：导论与读本》(*MarxismandAsia:AnIntroductionwithReadings*)(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企鹅出版社，1969年)，"导论"，第2部分。
17.关于纲领草案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布哈林在1922年2月的远东人民大会上撰写了该政纲，随后德田球一将其带回日本。1922年11月在涩谷召开(应为石神井召开的)的日本共产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该纲领草案。(另一种说法将石神井会议的日期记为1923年3月，但这似乎是错误的。)关于这一说法，见锅山贞亲，《我抛弃了共产党》，第61—62页;以及特拉弗斯·埃德加·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41—42页。第二种说法，即本文采用的说法，由于其在原始材料中有广泛支持，认为该政纲主要由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起草。(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42页;以及风间，《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第1—4页。)该纲领一直是草案，因为日本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大规模逮捕发生于1923年6月5日，党尚未能完成对纲领的审议。(风间，《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第86—87页。)
18.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42页。与内田穰吉的主张相反，内田坚持认为该纲领草案"并非布哈林的私人创造"，而是"由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负责领袖[如片山潜]与共产国际领导革命家的共同努力所确立"(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47页)，事实上布哈林在1922年及此后确立日本共产党战略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见风间，《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第86页;以及近藤荣藏，《共产国际的密使》，第187页、第268—269页。
19.风间，《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第89—90页。
20.佐野博(应为佐野博)，《莫斯科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史》，第98页。
21.风间，《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第89页。佐野博写道，1927年，布哈林批评1922年纲领草案夸大了日本社会的落后性。《莫斯科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史》，第98页。
22.《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第5页;参见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48页;以及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42—43页。
23.《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第16页。
24.犬丸义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第18页。
25.无论布哈林解释的功过如何，俄国人整体上倾向于将日本视为即使在比较中也是比革命前俄国落后国家的这种预设，可能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表现，在这种东方主义中，东方被当作一个巨大的、没有区分的落后群体，"一种浪漫救世计划中的一个元素"。见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第154页及第1章各处。正如盖尔·伯恩斯坦所指出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沙皇俄国视为比日本落后。见盖尔·李·伯恩斯坦，《俄国革命》，第329页。
26.G·维经斯基(G.Voichinsukii[GregoryVoitinsky])，《日本的阶级斗争(参考论)》("Nihonniokerukaikyūsen(sankōron)")，第10页、第11页。
27.巴鲁克·克内-帕斯(BaruchKnei-paz)，《列夫·托洛茨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The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ofLeonTrotsky*)，第81页。
28.见约翰·W·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纽约：戴尔出版社，1970年)，第311页。
29.克内-帕斯，《列夫·托洛茨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第81—82页;参见《结果与前景》(ItogiiPerspectivy)(莫斯科，1919年)，第233—236页，以及《1905》，第4俄文版(莫斯科，[1925年])，第46—47页。
30.《结果与前景》，第258页、第259页，转引自克内-帕斯，《列夫·托洛茨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第138页。
31.维经斯基，《日本的阶级斗争》，第15页。
32.克内-帕斯，《列夫·托洛茨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第121页。
33.《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第6—7页;参见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43—44页。纲领草案还提出了诸如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废除贵族院"，以及废除现有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组织等"资产阶级民主"要求。
34.乔治·M·贝克曼与大久保源次(应为大久保源次)，《日本共产党，1922—1945》，第66—78页。
35.山川均，《日本民主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第107—111页。
36.贝克曼与大久保，《日本共产党》，第75—76页。
37.市川正一，《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无出版地，1945年)，第80页、第83页，转引自贝克曼与大久保，《日本共产党》，第76页。
38.《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载《社会科学大辞典》(东京：改造社，1936年)，第14卷，第305页。
39.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70—76页。
40.小山弘健与岸本英太郎，《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45—146页。
41.《1927年提纲》，载贝克曼与大久保，《日本共产党》，第302页、第300页。
42.同上，第297—298页。
43.同上，第294—295页。
44.同上，第299页。
45.同上，第297页。
46.同上，第298页。
47.山川均，《承认新政治》。
48.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95—96页;以及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41—142页。
49.对马忠行，《"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试论》，第29—30页。
50.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42页;参见小山弘健，《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43—44页。
51.该提纲以译文形式作为《社会思想》2月号和《马克思主义》3月号的附录出版，后者此时已变成反对劳农派刊物的正统派刊物。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41页。
52.以下人员被指定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河田贤治、松尾直吉(应为松尾直吉)、春日庄次郎、藤井铁夫、德田荣治(应为德田荣治)、高桥贞树、相马一郎、河合悦三和村尾萨男(应为村尾萨男)。见风间，《与莫斯科相连》，第187—188页。
53.此为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52页中的侧重点;参见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24页注。
54.见佐野，《莫斯科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史》，第101页。
55.1931年政治提纲草案以对席卷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的分析开篇。见《日本共产党政治提纲草案》("NihonKyōsantōseijitēzesōan")，第46—49页。
56.对马，《"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试论》，第7页。
57.佐野，《莫斯科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史》，第101页。
58.乔治·M·贝克曼，《日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适应》("JapaneseAdaptationsofMarx-Leninism")，第107页。
59.对马，《"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试论》，第128页。
60.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55页。
61.同上，第155—158页、第178页;以及贝克曼与大久保，《日本共产党》，第196—205页。
62.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63—164页。
63.《日本共产党政治提纲草案》，第55—56页。
64.同上，第50页。
65.1931年政治提纲草案，转引自对马，《"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试论》，第131页。
66.《日本共产党政治提纲草案》，第53页。
67.同上，第51—52页。
68.同上，第54页。
69.《日本共产党政治提纲草案》，第75页;参见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61—162页。
70.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61页。
71.1927年提纲由执行委员会发布。见对马，《"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试论》，第7—8页;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78—179页;以及佐野，《莫斯科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史》，第101—102页。
72.库西宁还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革命的性质》的报告。见《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革命的性质》，载石堂与山边编，《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提纲集》，第102—119页。
73.佐野，《莫斯科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史》，第102页。参见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81—182页。
74.冈野[野坂]，《日本的总选举与共产党的任务》，载《国际新闻通讯》，第6号(1932年2月11日)，第99页，转引自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83页。
75.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62—63页。
76.《值新提纲发表告同志诸君》，载石堂与山边编，《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提纲集》，第120页、第121页、第127页。参见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88—189页。
77.《日本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任务》，载《共产国际》，第9卷第7号(1932年4月15日)，第221—222页，转引自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83页。
78.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57页。
79.《关于日本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第84页、第83页。
80.同上，第81—82页、第83页。
81.同上，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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