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看得见的动乱”来自“看不见的动乱”
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必将导致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有形的动乱，看得见的动乱，“硬件”式动乱。在这种动乱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无形的动乱，看不见的动乱，“软件”式动乱，即意识形态、政治目标、政治决策层面的“隐形动乱”。夺老百姓的生存权的情况为什么会大规模发生？为什么能成气候？为什么能变成决策？全是这看不见的“软动乱”制造出来的。没有这“看不见的动乱”，大规模剥夺老百姓生存权这种事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持续。经济上“看不见的手”操纵看得见的经济活动；社会上“看不见的动乱”在制造看得见的动乱。真正的大规模社会动乱不是煽动出来的，而是制造出来的。没有“看不见的动乱”，就没有“看得见的动乱”。要消灭“看得见的动乱”，就必须先消灭“看不见的动乱”。“欲破山中贼，先破心中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对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贡献最大的“看不见的动乱”主要有哪些？
第一乱：根本目标大篡改，牺牲人民生存权
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从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举措都不能违背这个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是个“先富还是后富”的问题，是“大富还是小康”的问题，还不违背改革的根本宗旨。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却篡改了“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最要害的本质，把改革说成了目的，鼓吹“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改革而改革”、“一切为了改革”、“为改革而牺牲一切”。结果：“改革代价论”，以“改革”的名义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
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让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是正义。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牺牲是卑鄙。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则是罪大恶极。厉以宁的这番“高论”，西方的政客说不出来，中国历代的“明君”说不出来，任何稍有良知的学者更是想都想不出来。而号称“代表人民”、“代表先进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们毫无顾忌就说出来了，赤裸裸连裤子都不稀罕穿。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厚颜无耻，其卑劣之无与伦比完全有资格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作为最不要脸的“精英警句”载入史册。
再看“主流精英”们蔑视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另一个例子：张维迎说改革以来干部的地位下降最大，因为过去只有干部才有电话，才可以坐软卧，而现在他们在这些方面不再能唯我独尊了，所以委屈大大的，比工人农民的地位下降程度更大。显然在他看来，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生存权的重要性还不如干部的电话和软卧待遇。可见老百姓的生存权在“主流精英”心目中究竟值几文。
厉以宁张维迎们就这样彻底颠倒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同“改革”这个“目标与手段”的根本主从关系，彻底歪曲了改革的根本目标，彻底颠倒了是非曲直的根本标准，彻底篡改了改革的性质，由此把“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变成了“改革高于一切”；把“为老百姓的富裕而改革”变成了“为改革而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把“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变成了“生存不生存”的问题；把“改革”变成了“以改革的名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的疯狂抢劫，把改革变成了他们趁火打劫的的权术工具，随心所欲挥舞“改革”大棒，“挟改革令天下”，为非作歹，无恶不做。中国社会一切阶层都被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不折不扣最卑鄙的理论教唆犯罪，是中国“看不见的动乱”的罪恶之源。
为了“改革”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只为“改革”──到底谁为谁？
先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现在轮到中小学教员和大学毕业生们面对下岗失业、尝到生存权朝不保夕的滋味。下一步呢？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张维迎的“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的美丽神话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靠教育改变命运的美梦破灭，盲目疯狂不惜工本的大学潮誓必降温，“扩招”泡沫碎裂，盲目上马的一大批大学恐怕也要卖不出去了。那时就该轮到若干以“精英”自栩的大学教授们尝尝生存权被剥夺的滋味了。按照张维迎的缩权“理论”，政府除了向老百姓要钱什么也不管，政府机构可有可无，那还要那么多公务员干什么？那时是不是该轮到干部们大批“下岗”了？
“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谋私利”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认可了就堕落了，开始了就收不住了：要害不在于具体每次谁当牺牲品，而在于开了这个先例，确立了这个原则：“以‘改革’的名义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存权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私利”。这就放出了一个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既然能吃掉别人，也就能吃掉自己；被牺牲掉的人既然能是他，也就能是你。这次是工人，下次是农民，然后呢？还停得住吗？每次都是“一部分”，加起来就是全体，到头来迟早自己也会被吞噬。以损人的心理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就是规律。
“精英”们衡量“改革”措施的标准早已不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而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没有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本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体共同富裕”的“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居然变成了“老百姓能承受不能承受”的“压榨极限”的问题。可见他们关心的不是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而是还能从老百姓身上再榨出多少油水而不至于激起民变。换句话说，他们的“改革”实际是对老百姓的忍耐极限试验，对社会的结构强度破坏性试验，不找出“压垮骆驮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罢休。如此“改革指导思想”，社会焉得不乱？这不是在教唆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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