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乱：“打左灯向右转”，流氓“精英”流氓手腕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主流精英”们在这点上倒是老实得可爱，直言不讳要口是心非，直言不讳要两面三刀，直言不讳要当流氓。茅于轼专门“介绍经验”，如何用“鬼画符”蒙混过关：“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贺卫方“谆谆教导”说：“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张维迎就更肆无忌惮了：“改革过程中很多话是不能说透的”、“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
“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这些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主流精英”们本性，给出了一面“照妖镜”：对“主流精英”，不能看他们“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特别还要再加上一条：看他们“从来不说什么”。
“主流精英”们“从来不说”什么呢？
──他们“从来不说”老百姓的生存权。
──他们“从来不说”国家的经济安全。（张维迎：“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他们“从来不说”毛泽东的历史功勋，“从来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说”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来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点也不奇怪。对一个国家的创始人恨之入骨的人，能喜欢他创建的这个国家吗？喜欢一个国家的人，能对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人咬牙切齿吗？仇恨这个国家的人，能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吗？不为这个国家利益着想、念念不忘毁灭这个国家的人，可信吗？可靠吗？可用吗？
事例一：从“民主”问题看“主流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主流精英”们最喜欢的口号一是“民主”二是“学术”，听起来似乎沁人心脾。但实际上呢？在“主流精英”手里，“学术”早就成了“权术”，成了他们专门整人的工具。改革既然涉及了整个社会，涉及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那就属于政治，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事。而“主流精英”们硬说改革是“学术问题”，是只有他们这些“主流精英”才有资格过问的问题。就这一下子，不仅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发言权给枪毙了，而且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力，把他们变成了任“精英”宰割的鱼肉，而且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轻轻松松一句“学术问题”，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精英专制”。明明是极端的“精英”独裁，还要号称“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民主”与“学术”都是“主流精英”的权术工具。“民主”是他们夺权的工具；“学术”是他们独裁的工具。权力没到手时必定讲“民主”，权力到手后必定讲“学术”。只要一看“主流精英”们吆喝什么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吆喝“民主”，那就是权还没到手，正急着夺权；鼓吹“学术”，那就是权力到手了，正急着独裁。
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主流精英”们的种种作为了：平时口口声声喊“民主”，一碰上具体问题，“民主”就变成了“不争论”、“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不许上访”、“不许告状”、“不许恶意讨薪”、“不许以自杀要挟”……一边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精英”作主是“民主”，老百姓作主是“民粹”。民主可以，但只限于“精英”。名为“民主”，实为“主民”。“主流精英”把持了“话语权”的地方，任何不同意见发表得了吗？半点不同意见也容不得。──“主流精英”们的“民主”如同那个怕老婆的笑话中的泼妇：意见一致时听别人的，意见不一致时听自己的。
“主流精英”们开口闭口毛泽东时代“不民主”。但就是那个“不民主”的时代，司空见惯的普遍实践是“发动群众”、“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群策群力”、“发扬军事民主”、“发扬民主”、开“诸葛亮会”……而如今大讲“民主”的“主流精英”们当道的地方，这一切还有丝毫踪影吗？
最爱喊民主，最不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事例二：从改革指导思想上看“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打左灯”：“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
──“向右转”：
厉以宁：“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萧灼基：“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茅于轼：“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维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林毅夫：“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事例三：其他“打左灯向右转”的典型例子：
──口口声声讲人权，急急忙忙闹物权：讲人权却不讲老百姓的生存权。讲人权却公然主张把老百姓的生存权当成“改革代价”。讲人权却“见物不见人”，不急着为保护多数人的生存权立法，却急着为保护少数人的物权立法。人代会还没开，就宣布要“确保通过《物权法》”。还没付诸表决，结果就已经出来了。三月份开会，一月底了还不公布修改后的《物权法》新草案，明摆着在耍弄权术，不让公众有时间发现问题，不让与会代表有机会熟悉了解，以便强行通过《物权法》。
──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遵守“程序正义”是照章办事，“宽容不规范”是不按章程办事。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
──指鹿为马，贼喊捉贼，把制造看不见的动乱说成“改革”，把抵制这种动乱说成“破坏安定团结”。
──“人代会”变“官代会”，“共产党”变“物权党”。
……“主流精英”们的目标见不得人，理论不成体系，哲学庸俗肤浅，办事不择手段，手法卑鄙无耻，说话语无伦次。让这样一伙学术流氓、权术“精英”、政治骗子把持改革决策权，社会岂有不乱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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