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下：学政治经济学，重要的不是看多少书

读了《资本论》，才理解母亲为何带病上班

本科进入学校，大一开始学微观经济学，后来又学宏观经济学。同时期我参加了一个社团，在大一寒假跟随社团参加了一次社会实践，去了河南的一些地方，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农村，参观了一个保留集体经济形式的村庄，具体名字不说了，不过不是南街村。这次社会实践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 “三农” 问题，一个是国企下岗工人问题。这次实践确实开阔了我的眼界，以前我对城市下岗问题不了解，对农村也不了解，也正是这次实践，我才知道，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面貌差异很大。我老家是浙江的，我们那里的农业情况比较特殊，村附近就有一个工业开发区，非农就业比例很高，不是那种典型的农村。我从小也没下过地，一直在读书，和村里的农业生活联系不大，初中开始就到县城读寄宿学校了。

实践回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应该加强理论学习。当时不知道是谁提议，说我们组织一个《资本论》读书会吧。听起来难度很高，也没有人带，就自己读、自己分享，但需要有个人牵头。那些高年级学长学姐都比较忙，没人负责这件事，恰逢此时，我那种喜欢标新立异、又好为人师的性格又上来了，就主动牵头了。带读书会的压力，迫使我第一次逐字逐句地去读《资本论》。

回过头看，读书会主要是大一大二的同学，绝大多数人也没怎么认真读，更讲不出什么内容，我也完全是凭自己的理解去讲。有人提出一些问题，我也经常发懵。事后回想，后来很多论文的构思，最初其实就是来自读书会上的一些疑惑。这次读《资本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是《资本论》中关于工作日长度的讨论，从工作日开始，到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这些内容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后来了解到其实马克思自己都建议过可以从第8章工作日那一章开始读）。

而这印象的背后，实则与我的家庭经历紧密相关，这些内容之所以能吸引我，是因为它能解释我从小在家庭中遇到的很多困惑。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我母亲在工作上的选择，她完全是为了适应我成长的几个阶段。首先，从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是在隔壁村庄读书，走路五分钟就到，中午回家吃饭。那时我母亲是村里的裁缝，也就是村里人自己买了布，拿到她这儿做成衣服。这份工作可以让她一边赚钱，一边照顾我，因为我中午要回家吃饭，晚饭后还要管我功课。

二年级时，我要到更远的开发区小学上学，离家有五里路。一开始说可以骑自行车，但我学了很长时间都没学会，而且当时恰逢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的时期，开发区的路上来来往往很多大卡车。后来学校就不允许骑车了。因此，母亲换了一份工作，到开发区的一家制衣厂上班，她上班时带着我一起去学校，下班再接我。午饭我就自己带饭，在学校蒸一下凑合吃。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期间她也换过几次工作，但主要还是做裁缝。初中去县城读寄宿制学校后，我母亲又换了一份两班倒的工作。这样就可以白天有时间去学校看我。我今天在课堂上也经常拿这段经历作为例子，说明劳动力再生产在结构上的复杂性，以及其对工作时间之间的相互制约。

有一类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而且频繁发生：周末在家，母亲早上起来头痛、发烧。按我从小课堂上学到的认知，人生病了就该去看医生、去医院，但我母亲几乎从不去医院，她就是买点药，然后坚持去上班。当时小学生写作文，总爱胡编乱造些流水账，我就经常写这件事。以一个小学生的认知，我只会写 “我妈妈很勤劳，生病了还坚持上班”，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存在着某种社会结构的问题。

直到读《资本论》，我才真正产生感触。印象最深的是马克思讲 “产业后备军” 的那段内容，大概意思是：就业工人的过度劳动，会加剧失业状况；而失业群体的存在，又会反过来加重在岗工人的过度劳动 ——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 “内卷”。还有关于加班费、两班倒的这些论述，我后来才理解，母亲为什么发烧也不愿请假：直接原因就在于工资结构。她请一天假的成本很高 —— 当天工资没了，如果那天是周六，可能还是双倍工资，那就损失更多；另外还有全勤奖，一个月不请假月底能多拿几百块，一旦请假就全没了，也正因如此，她除非实在撑不住，否则绝不会不去上班。

我讲这些经历想表达的是，《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最初吸引我的，其实是一种立场上的共鸣，里面讲的工人处境，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感性体验、却从未理性思考过的。主要还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繁重劳动负担下所导致的种种家庭问题。

在接触政治经济学之前，我个人的状态其实比较消极，受原生家庭影响很大。我的思想倾向是消极的，人生态度首先是尽可能远离我的家庭。我爱人曾跟我提过 MBTI 理论，认为造成我这种性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小时候有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母亲。对我来说，这个解释有一定说服力。后来我陪我母亲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其中一位医生的治疗方法比较特别 —— 他不仅和我母亲单独谈，也和我谈。他说，幸亏我早早远离了家庭。

这其实也是我大学选择来北京的原因，就是想要离家远一点。直到现在，我都很抵触过年。因为在印象中，过年就是走亲访客，我能感觉到那种氛围的虚假。我从小在浙江长大，那正是阶级分化最明显的时期。亲戚朋友里有人做生意富了起来 —— 大概十岁以前，我家在村里还算比较富裕，父母都是技术工人，是村里最早一批建新房子的。那时村里还是以技术工人为主，后来做生意的渐渐多了起来。我父母比较老实，父亲做了这么多年木工，从未想过要当包工头，他根本没有那种念头。阶级分化在走亲访友时便能感受到 —— 或许是我自己敏感或自卑，但那种差异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非常抵触过年，直到今天，我依然抵触任何仪式感太强的事。我从未参加过毕业典礼：本科毕业典礼我故意没去，硕士毕业典礼也没去，博士毕业典礼因为疫情没举办。所以我从未主动进入过那种仪式。

回想一下政治经济学最初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它首先提供了一种站在工人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其次，它给予了一种想象力 —— 对于一个原本消极、自卑的我来说，它实际上为我提供了一种面对生活的动力，让我思考应该把精力投向何处、去追求什么样的事情。

与此相反，同时期学的微观经济学，在学到工资相关理论时，给出了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解释。它套用消费者选择理论，说工资供给侧的因素是工人基于 “闲暇与劳动” 的自由抉择：劳动能获得工资、购买消费品、因此得到效用；不劳动则享受闲暇、也能获得效用。工人付出多少劳动，完全取决于个人偏好和效用最大化原则—— 如果更偏好闲暇，就少劳动。这种理论认为工人在时间支配上是完全自由的，可以按自身偏好选择。这我完全无法认同：我母亲明明生病了还去上班，表面上看或许是一种 “自由抉择”，是在衡量成本收益，但这只是表象，背后有更深层的机制和社会结构——《资本论》引导我注意到了这些机制，不再拘泥于表象的东西。

也正因如此，我当时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解也比较刻板，带着一些情绪。事后回想，其实有点后悔。大一上学期我还能认真听课，但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就不再认真听这些课了。

那时间花在哪里了呢？当然和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很多时间也浪费在打游戏这类事情上，不过也读了些书，去图书馆随便翻阅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除了《资本论》外，我第一本读完的学术专著是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没人推荐，完全是我自己在图书馆翻到的。作者直接分析的案例来自浙江海宁，与我老家的情况比较接近，所以读这本书就像是在了解自己老家过去的历史。还有就是参加社团的一些活动。本科社团还做过一些事，印象深的是去工地放电影。我们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工地，每周两次去工地宿舍放露天电影。我们有时候跟着一起看，有时候就进宿舍和一些工友聊天。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其实并不清晰，只是笼统地觉得大学生应该主动去建立这种联系，算是一种朴素的认识。我们还组织过学校后勤工人和建筑工人的联欢会，也曾组织工友去其他地方参加一些工人的文艺活动。当时曾流行过打工春晚。

刚读博士的时候，我连“学术”的概念都没有

在《资本论》读书会期间，社团里有个在A大学读硕士的学长，因为有太多不懂的内容，他就带我去他的学校蹭了一门研究生的《资本论》课程。但当时听了体会也不深，老师讲得比较表面，就这样蹭了一学期。

还有一个在B大学读硕士的学长，他说B大学有一门 “高级政治经济学” 课，还提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研究劳动价值论的。于是我又每周骑自行车去B大学听了这门高级政治经济学课。

那时已经快临近考研了，因为我成绩很差，保研几乎不可能，所以决定考研。我的运气很好，往年B大学那个专业对外只招一个人，但那一年意外招了四个，我恰好是第四名，就这样开始了硕士生涯。

硕士期间，我最初的兴趣其实在三农问题上，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上继续花太多功夫。其实在读博士之前，我对学术没什么概念，只是任由兴趣驱使，看些东西，也没想过要写论文。我也会写一些笔记，但写这些笔记只是为了自己理解。我的习惯其实还是读书会模式——因为要在读书会上讲，所以要自己先理解，而为了理解就要动笔写点东西。现在回想，有点像是在备课。当老师之后，我备课其实还是这种模式。读硕士期间，我还为一个网站写过一段时期的稿子。这锻炼了我的文字能力。

后来就稀里糊涂读了博士。从博士阶段开始，我才算有点进入到学术状态。我开始看一些纯理论的东西。当时花的精力比较多是投入产出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概率论方法，或者也可以说是数理政治经济学。这也与我对物理的兴趣有一定关系。比如，政治经济学的概率论方法起初就是两位物理学背景的人在讨论。

后来就写出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经验检验方法。其实那篇文章写得并不算好，过程也有些偶然。我一开始只是想用中国数据验证下从文献中学到的方法。完全是作为一种兴趣在做，并没有想着要写论文。但因为博士毕业必须要发论文，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了一篇论文。这段经历奠定了我之后基本的研究方向，形成了比较强的路径依赖。博士期间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差不多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两篇论文的发表都很顺利，投了两次，中了两次，事后我才知道那两个期刊其实都是不错的期刊，但当时我根本不懂，我投稿只是因为这些期刊在发表类似主题的文章。这给了我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发论文挺容易的。其实读博初期我连什么是 C 刊都不知道，我也从不重视上课——可以说除了之前提到的那个“高级政治经济学” 课，我从本科到博士，从来就没有完整上过一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课。后凯恩斯主义也是因为参与翻译一本教材才接触的。总体上，我属于那种野生的类型。

大学真的是一个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吗？

从硕士转博士的那个暑假，我在思想上有一个变化。我一度思考过，如果以后要走学术道路，基本的取向是什么。那个暑假参加了黄宗智老师开办的研修班。至今我还是认同黄老师的观点：好的研究应该介于经验和理论之间——要从经验和实践出发，上升到理论，再回到经验和实践。但我博士期间的研究并没有遵循这个取向，更多的是从理论出发。

当然我对黄老师略偏经验主义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反思，认为其中存在一些盲点。比如他在研究中，将明清时期农业的单位劳动收入变化直接等同于劳动生产率变化，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二者不是一回事。当时我还写过一个笔记。李伯重与黄宗智曾有过一场关于明清时期劳动生产率是否下降的争论，我认为那场争论可能存在误解，因为双方使用的指标并不相同，二人的观点不是对立的。这个例子其实很能说明，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需要一些高度抽象演绎的内容，需要超越直观经验的层面。例如，我在今天依然在思考为什么经济学需要一个价值理论，如何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理解劳动价值论？其意义到底在哪里？咋一看，关于价值理论的讨论是高度抽象和理论化的，似乎与生动的经验实践关系不大，但其实价值理论又具有非常现实的一面。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其实就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实践，背后是隐含价值理论的。

从参加工作开始，我越来越感受到一种矛盾，也就是两种方法的矛盾。一种是经验-理论-经验的路径，一种是理论-经验-理论或者干脆是理论到理论的路径。从内心的追求来看，我希望遵循前者的路径，但从发表的压力来看，后一种路径要更容易被接受。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主要就是一种从理论出发的路径，无论是政策阐释还是数量研究，都存在这个问题。

更加棘手的困境在于，你说要从经验实践出发，但整天待在高校里，对经验对象其实很难有真正的把握。从高校教师的科研角色来看，最“合适”的路径其实就是从理论到理论，再联系一点经验。这是最常见的套路，发文章也比较快。很多人所谓的 “经验”，其实并非扎实的经验——不是那种基于实地调研、带有历史纵深感的经验，而往往是跑数据式的经验。在这种约束下，如何可能建立起对经验的历史感，并从中出发来构建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呢？

我逐渐转向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其实就是这种矛盾感推动的。期初，从事这方面研究只是一种路径依赖，因为博士期间做了相关的工作。但逐渐地，我发现了这个研究的特殊意义，这个方向提供了一种突破困境的可能。它根植于实践。国民经济核算本身是一项实践性工作，是现实世界中制度化的存在，并且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它又是高度抽象的实践，不是那种日常化的实践。人们都在用 GDP，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它是什么、怎么算的、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变迁。因而，我感觉这种实践是我可以在高校通过阅读文献就可以把握的。国民经济核算与理论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它与主流经济学不一致，也与政治经济学不一致，但它却直接关系到经济理论中最抽象的层面——价值理论。有意思的是，理论界的人大多没有意识到，真正在现实中起支配作用的价值理论既不是效用价值论，也不是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价值理论也从来没有真正从经济学中消失。真正在现实中起支配作用的价值理论其实是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所隐含的，从未理论化的价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