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征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教员《论鲁迅》
今天有许多中年“城府极深”的经验家们说“立身处世的本质就是伪装”“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事以密成，要让手中留有底牌”。他们以苏东坡乌台诗案举例子，说“人性经不起考验”“要学会社交的手腕”。没错，在官场上、职场上，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都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是市民社会中的社交规则，人与人之间本来也没必要说闲话。但是这样的观点把一切社交规则等同于只有市民社会的社交规则，潜移默化地把一切人际交往同生活的无政府状态下的人际交往绑定在了一起，而忽视了有统一的纲领和原则的党内生活中的社交情况。这就形成了小生产的、手工业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市侩营销家们”是永远意识不到这一点的。
事实上，在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党性的革命队伍中，公开的纲领和策略、个人公开而诚挚地表达观点是维系队伍存续和继承下来的根本基石，是区别于“事以密成”的涣散投机、软弱动摇的小组习气的重要特点。该说真话就要说真话、该公开而直率地表明观点就要公开直率地表明观点。
所谓的“事以密成”不是想害别人，但却绝不是无害的。革命队伍的纲领中必须公开地写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推翻谁、解放谁”“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这些都是没有办法“事以密成”的，而一旦公开发表出来，就会被悬赏。可如果不写，就会停留在秘密涣散的小组习气，也就是像“点子王”一样地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有一出是一出，没有统一的、有步骤、步调一致的纲领和策略。
有人问教员：其他人都是见人只说三分话，背后的意思让同僚、领导和下级自己领悟，为什么您说话毫不掩饰地说得很公开、很彻底呢?
教员说：他们害怕说真话，一是因为他们有私心、不敢把自己的私欲私利讲出来，二是他们想问题没想清楚，怕说出来是错的，三是他们害怕得罪人，说出什么话会被陷害。而我是一心为公的、是胸怀坦白的，一没有私心，二想问题都是想清楚了的、不怕说错话，三不怕得罪人，所以敢说真话、敢说得很彻底。
这就是为什么教员几次被排挤、被开除党籍，都没有放弃自己坚持的观点和真理，而是不懈地向组织报告一线劳苦大众的情况，就是因为他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的、把自己的生命和名誉是放在第二位的。
这就是党性。而党性是一般人不敢想也不可能想到的倾向。
教员说世界上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新人有“五不怕”的精神：一不怕撤职、二不怕被污蔑、三不怕丢老婆、四不怕坐牢、五不怕砍头。所以才能用赤城的丹心、无畏的胆识来对抗世俗的腐化、人情世故的腐蚀、糖衣炮弹的软化，所以才能保证档的纯洁性、先进性和原则性，靠的就是一个个渺小的、不起眼的共产主义新人的“五不怕”精神。哪怕是粉骨碎身、哪怕是遭受残酷的打击。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鲁迅说：“愿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哪怕是在白色恐怖、可能身边的人就是特务、是叛徒的时代，革命导师们都要求我们能公开就公开、能坦率就坦率，何况是在和平的时代?如果没有这么多人负重前行、胸怀坦白、敢说真话，又哪里来的我们今天的和平时代?
最多只是说，讲真话的时候要讲究策略，就像“四渡赤水”一样，必须学会斗争所需的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善于把积蓄力量的形式和突然揭露的形式结合起来，随时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斗争形式来替换另一种斗争形式。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
在一般人看来，说了一些话得罪人被陷害了，这是悲剧;但在我们看来，在劳苦大众利益受侵害、自己可以站出来利用专业技能做先锋的时候不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实上叛卖自己的信念，这才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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