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不能脱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被本国的非民主势力所主导
“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民族发展”“民族文化”等一系列民族问题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范畴，而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产物;它们也不是形而上的伟大崇高之物、神圣之物，而是力图巩固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与专政的意识形态工具，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牢固地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获取统一的原材料资源和劳动力的思想鼓噪手;它们在历史运动中的站位并不是一致的、齐整的，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与帝国主义国家谋求的“民族发展”便是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点位上。
接上文 我们身处怎样的时代（1-1-2）——对帝国主义的几个错误认识
斯大林同志在1913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给出了“民族”这一范畴的经典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上述四个特征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方能构成一个民族。这一定义的科学性在于它彻底击碎了两种谬误——第一，民族绝不是“种族血缘论”所说的“人种纯洁的某一共同体的神话”，而是历史融合的产物;第二，民族也绝不是“永恒存在论”所说的“人类与生俱来和亘古不变的组织形式”，而是一个历史范畴，是西欧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统一国内市场这一经济过程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因此，民族的形态、认同的强弱乃至民族间的冲突都无法从其自身得到最终的解释，而是必须追溯到物质利益的生产、分配与竞争关系中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较于资产阶级民族理论的深刻与科学之处。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存在两种历史趋势。第一种趋势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种趋势是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界限的破坏，以及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方面的国际统一的建立。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而第二种趋势则是资本主义成熟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特征。
在第二种趋势中，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和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自然地结成了国际联盟。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时，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次和平都只是前后两次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之间、帝国主义代理人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是短暂的和平、虚假的和平、脆弱的和平。
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真正体现。反之，如果不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权利，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团结。正如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中论述的那样：“民族问题不是独立自主的问题，而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这条科学的社会规律不仅在俄国适用，并且在我国、在广大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也同样适用。只有把落后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先进的无产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我们才能最终战胜帝国主义。
因此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把马克思当年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与时俱进地补充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将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总问题融合起来了。
民族主义的口号是“各民族自己管自己”，而无产阶级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前者把工人划分为民族的集团，后者则把他们联合成阶级的队伍。任何将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的倾向都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总任务的叛卖。
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同普遍的‘时疫’隔离”。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绝不是等于支持每一个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行为，斯大林明确地区分了民族的权利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义务——一个民族当然有权甚至选择恢复旧制度或独立，但无产阶级政党的义务是根据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支持与否的。因此“民族自决权”不是为了分离、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打破民族隔阂，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主义大联合。一切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服务于这项最高的原则。
必须防止劳动群众被本国打着“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旗号的非民主势力引入歧途，如果民族解放运动是由封建领主、教权势力、宗教势力或买办资产阶级领导的，其目的并非人民的解放，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压迫性的政权，支持这种“民族解放”则无异于帮助反动派。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高度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一最高的准则。
在911事件中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伊斯兰教恐怖分子虽然也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压迫而起来反抗的，但他们是伊斯兰的宗教极端势力，他们绝非代表伊斯兰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进步势力。像这样的非民主势力还有车臣政权、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极端分子等等，这些宗教极端势力所谓的“反抗”只是把中东人民当作宗教战争的耗材、在全世界各地无端地制造混乱与无差别的屠戮、同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全球黑灰产业互相媾合，他们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他们绝不可能完成广大第三世界的伊斯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任务，民族解放运动也绝不能由这些宗教极端势力所主导。
列宁同志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但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它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备极高的政治觉悟、策略的灵活性和巨大的政治勇气，既主要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又要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问题只有融入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中、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在那之前，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高举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的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
第二部分：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及它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来仔细地考察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是畸形的和依附性的，却依然在被压迫地区创造了新的铁路、工厂、城市和市场，也随之催生出了当地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渴望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统治本民族的帝国主义的买办集团和官僚集团早已占据了所有的资源，通过种种特权和政治手段压制他们，将他们限制在经济的边缘地带。于是，争夺民族市场的经济要求的无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诉求。新兴但还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只有完成“民族解放”这一历史任务，才能为本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清理好国内和平稳定与国内市场的地基，并且在这块地基上建立起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大厦。
就这样，民族资产阶级谋求民族解放的要求与无产阶级谋求民族解放的阶段性要求合流了，他们在这一历史阶段内的目标上便具有了一致性，让这一历史阶段内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同路人”——无产阶级要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下一阶段需要继续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一切有利的基础条件，就必须同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两个革命阶级需要讲策略地联合起来、共同打倒盘踞在本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买办势力，齐心消灭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创造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然而，民族资产阶级在获取商品的原材料、劳动力、技术、销路等途径上都牢牢地依附于已经占据了这些资源的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他们又需要长期依赖并讨好官僚集团来争取招商引资的机会、维系商业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开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主动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然是曲折而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既需反帝反封建以争取发展空间，又因经济的依附性而无法割裂与旧势力的联系，他们在经济的脆弱性上便延伸出了政治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最终导致其革命目标模糊、斗争策略摇摆不定，无力独立地引领被压迫民族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
这一特性决定了世界历史上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是以失败告终——他们或是在还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就被扑灭革命了火种，被帝国主义势力更加残酷地打压和削弱，再也翻不了身;或是虽然短暂地夺取了政权，却又迅速地被内外反动势力反扑，被帝国主义残酷地围剿和颠覆，没办法巩固革命政权，最终导致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又落入了敌人手中。国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20世纪初的伊朗立宪革命和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等失败的案例都是血淋淋的例证。
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相对的是：在被压迫民族的各革命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具备最彻底的革命性。因为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除具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组织纪律性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一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本国封建势力、宗教势力的多重压迫，因此，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二是它的成员中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战斗。
历史巧妙的辩证法就在这里——孟什维克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们庸俗地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该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但恰恰是民族资产阶级自身不能彻底完成自己阶级的革命任务，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推进到底。而无产阶级只有先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推进到底，才能“趁热打铁”地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是“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因此列宁才说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完全是可以由无产阶级自己来独立领导并推进到底的、是可以掌握领导权的。
关于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必须且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要求，列宁明确指出过：无产阶级除了靠自己，不能指望别人来摆脱剥削得到解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施展自己的本领，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也正因为他们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才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才能成为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先进战士。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无产阶级政党有时需要根据斗争形势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有原则的、策略性的联合，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别既斗争、又联合。例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07年革命失败后、需要在国家杜马中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别，但这种联合必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的联合、是必须把无产阶级政党的“色彩”带进资产阶级议会的联合、是不能在理论原则的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与让步的联合、是为无产阶级争取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作出努力的联合。
正因为在第三世界的各革命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具备彻底的革命性和独立性，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而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充当领导者。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各革命阶级的领导，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领导权的关键。无产阶级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这是坚持领导权的基本策略，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又是实现领导权的根本保证。
第三部分：民族解放任务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历史站位的转变
列宁同志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明确指出：“抽象地谈‘民族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革命性”。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超出这项任务、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超出这项任务就属于力图巩固从革命转为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诱使无产阶级忘记自己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了。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任务便完成了，然而此时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也不再一致：根据“矛盾论”的基本规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完成形态，而只能是其中一个强势阶级建立专政的过渡阶段，是不稳定的、短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态——这个强势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要么是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唯二有着各自的独立的、清晰的、稳定的政治诉求的两个阶级。他们既不同于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盲目性，也不同于农民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依附性。
于是，他们两者之间此时的矛盾便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了“对抗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在本国谋求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过渡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新反动政权;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在本国谋求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过渡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步政权，也就是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社会革命的事业推进到底，不能“坐着等待”所谓的“时机成熟”，更不能使革命停留在半路上，必须把“后一段路程”也走完。
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内部，两者之间根本利益的对抗性矛盾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主要矛盾：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此时的任务是“马不停蹄”地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热情果然地推进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为下一步将要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一切有利的基础条件，否则就会为新的剥削阶级、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创造他们全面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机会。
事实上，在“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一不稳定的、暂时的、脆弱的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不会停下脚步、不会“坐着等候”所谓的“时机成熟”;在关乎各自的根本利益的政治诉求上也不会作出任何的、哪怕是暂时的让步。资产阶级会通过各种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合法的或非法的一切手段来为自己谋求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特权;他们立刻在民主议会中选举出自己的阶级代理人、在民主大会中力求最快地制定并宣布资产阶级的法律文件、在司法机关中立即培养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法官和审判官，力图迅速地、全面地掌握这一过渡阶段的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
如果无产阶级在这一阶段不为社会主义革命立刻马上作准备——哪怕是暂时地停下脚步，不立即着手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不立即着手在私有制经济的牢固锁链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立即着手继续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把民族解放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即将取得专政统治的资产阶级了。
另一方面，民族解放的任务完成后，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绝不会坐视原本肥沃的原材料产地整合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他们必然会虎视眈眈地对这个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最残酷的围剿和颠覆。面对这个新生政权被颠覆的危险，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敢于建立起像网络一般强而有力的各级基层党组织，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武装人民、训练人民，组织成一支觉悟的、步调一致的劳动人民的大军，有步骤地铺设完备的国防体系，进行伟大的人民战争，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战胜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就像台尔曼所说的那样：“我们主张武装人民，让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切都是兼具软弱性与妥协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办不到、也不敢办的——他们不敢放手发动基层群众来武装保卫自己，这会动摇和威胁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统治的根基。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果说，在“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阶段，民族资产阶级还属于“人民”这个统一战线的范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毫无疑问地必须被排除“人民”这一范畴，列入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的范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及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长期的阶段，不管是任何人以任何“追求繁荣”的借口、“开放包容”的姿态、“法治文明”的说辞、“民主和谐”的期望等政治腔调来重新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这一范畴、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统一战线的范围，都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卖行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科学原则的篡改与修正。
第四部分：超出民族解放的任务、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
请同志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家们对于我们民族在近代遭受帝国主义蹂躏、整个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感受是最为深切的，为什么在民族解放的任务完成后，却没有“趁热打铁”地提出“民族发展”这之类的口号呢?为什么我们不提出为“民族文化”“民族共同体”而斗争，而只是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支援世界革命”等口号和任务呢?
列宁同志在1917年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然而民族主义的口号，从来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用“民族利益”掩盖阶级利益，用“民族团结”掩盖阶级压迫，其目的就是阻止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
列宁同志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说：“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实质上是地主、神父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它把工人按民族分割，使他们彼此对立。工人民主派的口号应当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他在1914年撰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中有过一段详实的论述：“在口头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承认民族平等，但在行动上，他们(常常是隐蔽地、背着人民)却为某一民族争取特权，总是力图使‘自己的’民族(即他们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大利益;他们力图分裂和隔离各民族，培养民族排他性……他们最常谈论‘民族文化’，强调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东西，从而分裂各民族的工人，用‘民族主义口号’欺骗他们”。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要求民族平等实际上往往是宣传民族独特性和沙文主义，宣传民族分裂和疏远，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但宣传民族接近，而且宣传一国的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
为“民族发展”“民族共同体”“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而奋斗、就其本质来说，只是为这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攫取利润而奋斗，是为资产阶级打着“发展生产力”的幌子、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而服务，是服从于资产阶级巩固专政的需要的意识形态工具。“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同样的道理，资产阶级国家之中最赤贫的爱国者，只要一想起自己民族的庄重自强的“民族精神”和光辉璀璨的“民族文化”，也不由自主地挺起骄傲的胸膛了。
我们当然爱好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喜欢绣着精美的云气纹与松竹梅的汉服，喜欢陶瓷上面美轮美奂的折枝花卉纹和凤凰纹，喜欢纹理细腻、色彩丰富而不失和谐、丝丝缕缕如梦如幻的织染技艺，喜欢有着山脊般的起伏轮廓、光影交错间尽显岁月峥嵘的玉雕和彩塑……
但我们同样也爱好着世界其他民族缤纷璀璨、富于创造和想象的文化瑰宝，对属于他们的“民族文化”施以由衷的赞叹和惊慕：我们喜欢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诞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和波斯史诗《列王纪》，喜欢西亚令人心驰神往的木卡姆音乐和细密画，喜欢中东的乌德琴和纳伊笛细腻的音调中飘散出的异域风情，喜欢静谧地在埃及的风蚀岩地中沉睡了千年的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喜欢哥伦比亚节奏明快、热情奔放的班布戈舞蹈，喜欢配色大胆、花纹独特的秘鲁印加裤和安第斯披肩……
这些都是属于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创造出的文化瑰宝、它们本应该是共同属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工艺、服饰、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然而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恰恰需要割裂不同民族的文化、夸大世界各国文化的差异性、炮制不同“民族文化”的鄙视链、为本国的“民族文化”制造“自豪感”与“崇拜情绪”，以此来开拓自己的文化市场、通过扩张文化产业来实现自身的资本源源不断的增殖;还能“一石二鸟”地把“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把本国的无产阶级“凝聚”起来，“凝聚”成一块替本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中卖命的耗材。在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热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任何一个人如果要说为了发扬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而去排斥、去打击、去诋毁和抹黑他国的“民族文化”，宣传什么“东方伪史论”或是“西方伪史论”，都是甘愿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攫取利润的、“坐稳了奴隶的人”。
除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国际无产阶级还拥有他们几百年艰苦卓绝的国际工人运动所创造的、充满着激情与浪漫的世界文化——《华沙曲》《工人马赛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唱动荡的青春》《啊，朋友再见》……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大厦的地基普遍地建立起来的新世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自哪片土地，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远离故乡，言语不通，举目无亲，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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