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晒出了自己的工资条,月薪四千多,扣除房租、水电、交通和日常吃饭,月底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衣服。评论区里有人劝他考个证,有人劝他跳槽,有人说年轻人应该趁着能吃苦多攒点钱,还有人直接甩下一句:“赚不到钱,说明你自己能力不行。”
我看着这些评论,忽然觉得有些荒诞。
一个人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挤上拥挤的公交车,赶在规定时间抵达工位,忍受领导的催促、客户的刁难和同事之间微妙的竞争,到了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刷一会儿手机,第二天继续重复同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究竟还需要怎样努力,才能证明自己已经足够努力?
他已经把一天中最清醒、最有精力、最宝贵的时间交给了工作,为什么到头来,连让自己体面地生活都变成了一件需要反复计算的事情?
更令人难过的是,他可能还会责怪自己。
责怪自己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眼光,没有赶上好时候,没有在二十岁的时候做出正确选择。他会在深夜里研究副业,收藏各种赚钱教程,计算自己距离财务自由还有多少年,甚至会因为一个月没有存下钱而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仿佛只要自己再勤奋一点,再聪明一点,再能忍耐一点,生活就会有所改观。
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背负的许多痛苦,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我认识不少普通劳动者,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个月挣三千块钱,觉得自己应该想办法挣五千;挣五千块钱,又觉得应该尽快挣到一万;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转头发现房租涨了、物价涨了,父母需要照顾了,未来还有结婚、生育、买房、养老等一系列开支。于是,那点刚刚积攒起来的安全感,很快又被现实冲散。
这种生活状态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它总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自己距离理想生活只差一点点。
差一个证书,差一份好工作,差一次晋升,差一个贵人,差一次投资机会。于是人们不断向前追赶,却很少有机会停下来问问,为什么自己的生活需要如此漫长的追赶,才能换来一点点基本的安稳?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往往习惯于把个人命运解释成个人奋斗的结果。考试成绩不好,是因为不够刻苦;找不到好工作,是因为竞争力不足;收入不高,是因为没有掌握赚钱的本领;生活过得不如别人,是因为自己缺乏规划。这些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个人能力、知识储备、工作态度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处境。但当它们被用来解释所有人的困境时,就会变成一种非常方便的遮蔽物。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工厂里有一千名工人,他们每天都在认真工作,却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管理岗位,那么剩下的九百多人,是不是都因为不够努力才没有升职?如果一座城市里有十万人同时寻找工作,岗位却只有五万个,那么另外五万人,是不是都因为能力不足才失业?如果所有人都按照所谓的成功学要求不断提高自己,最终能不能让所有人都成为管理者、企业家和高收入者?
显然不能。
社会生活从来不是一个所有人都能通过努力获得同等结果的竞赛场。人们出生时所拥有的家庭资源、教育条件、社会关系、财产基础,以及后来进入的行业、地区和劳动组织,都在影响着他们能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有人毕业时可以得到家庭支持,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有人毕业第二天就必须开始偿还助学贷款、支付房租。有人可以用几年时间试错,有人失业一个月就可能面临生活危机。
他们当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却很难用同一把尺子衡量彼此。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人长期被要求从个人身上寻找所有问题的原因,他就会逐渐丧失观察外部条件的习惯。工资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够优秀;工作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抗压能力差;休息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时间管理不够好。久而久之,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被翻译成了个人性格中的缺陷,经济生活中的困难被包装成了个人成长中的考验。
一个人明明已经很辛苦了,却还要为自己的辛苦感到羞耻。这才是最令人心酸的地方。
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到工厂、写字楼、商场、餐馆和各种服务行业。
在这些地方,劳动者每天都在创造着具体的财富。流水线上的工人生产商品,建筑工人修建房屋,外卖骑手把食物送到千家万户,保洁人员维持公共空间的整洁,程序员开发软件,客服人员处理订单,仓库里的分拣员让商品能够准时出库。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这些看起来普通甚至不起眼的劳动。
然而,劳动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究竟拥有多少支配权?
一个工人可以熟练掌握整条生产线的操作,却未必有权决定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卖给谁。他可以知道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多少产量,却未必知道企业最终获得了多少利润。他每天按照生产计划完成任务,机器、原料、厂房和生产流程都由企业管理者支配,至于产品最终归谁所有,也不是由他决定的。
这便是许多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种根本处境:他们拥有劳动能力,却缺少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生活资料。
在这种关系下,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创造的全部价值并不相同。企业支付工资,购买的是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使用权,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可能超过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超出的部分,构成了剩余价值的重要来源。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老板都必须以恶人的面目出现,也不意味着所有企业经营困难都是人为造成的。现实中的企业有市场风险,有设备折旧,有资金压力,有激烈的行业竞争,经营者也有自己的处境。但我们必须看清楚,个人之间的善恶与经济关系本身的运行规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一个老板可以在生活中对员工很友善,却仍然需要考虑成本、利润和市场竞争;一个管理者可以理解员工的辛苦,却仍然需要按照企业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即便他本人并不刻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差异也不会因此自动消失。
当企业需要压缩成本时,最容易被拿来调整的往往就是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休息时间和工作强度。当订单减少时,员工可能面临降薪、调岗或者裁员;当订单增加时,员工又可能需要加班赶工。市场的波动最终会通过企业的管理制度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熟悉的景象:企业经营良好时,劳动者被要求继续努力,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企业经营困难时,劳动者又被要求理解大局,与公司共渡难关。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劳动者似乎总有一份需要承担的责任。
而那些真正能够决定生产资料如何使用、利润如何分配的人,通常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劳动者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们明明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却很难决定这些财富如何分配;他们明明维持着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却往往缺乏对自身劳动条件的充分支配。
还有一种现象,我觉得尤其值得同情。
许多无产阶级劳动者,明明自己也过得不容易,却经常把矛头指向和自己处境相似的人。
外卖骑手因为小区管理问题与保安发生争执,双方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流水线工人抱怨新来的员工动作太慢,影响了自己的绩效;办公室里的普通职员因为同事提前下班而心生不满,认为别人没有承担足够的工作;老员工觉得年轻人吃不了苦,年轻人觉得老员工习惯了忍气吞声。还有一些人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抱怨工资低、工作累,第一反应便是讥讽:“嫌工资低就别干,有本事自己当老板。”
这些冲突看起来五花八门,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点:处于相似经济位置的人,也可能因为现实利益的差异而产生矛盾。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资源有限的处境,会迫使人们不断进行横向比较。当岗位数量有限时,同事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当晋升名额有限时,原本关系不错的人也可能开始互相提防;当企业把绩效与收入绑定时,员工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可能被扭曲成竞争关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收入更高、工作更轻松、生活更稳定,可这些愿望在现有的组织方式下,往往被设计成需要彼此争夺的东西。

一个外卖骑手希望尽快完成配送,保安希望严格执行小区管理规定,两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考核压力。骑手迟到可能被平台扣款,保安放任陌生人进入可能受到物业处罚。于是,本来可以通过管理制度和合理沟通解决的问题,最终变成了两个普通劳动者之间的争吵。
他们彼此看见了对方给自己造成的麻烦,却未必看见了让双方陷入这种处境的制度安排。
这并不意味着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所有冲突都可以被简单解释成外部压力。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自私、偏见、傲慢和恶意,也有人会主动利用他人的困境谋取利益。对具体行为进行批评,当然有必要。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个人道德层面,就很容易忽略那些反复制造同类冲突的现实条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会把自己曾经遭受过的苦难,转化成要求别人继续忍受苦难的理由。
“我当年就是这么熬过来的,你凭什么不能?”
“我年轻的时候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也没觉得有什么。”
“谁不是这么过来的?你怎么就这么娇气?”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传授经验,实际上却可能是在维护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劳动秩序。一个人曾经被迫接受不合理的待遇,并不能证明这种待遇合理;一个人曾经牺牲健康换取收入,也没有理由要求后来者重复同样的牺牲。
苦难可以让人理解他人,也可以让人变得刻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经历过的苦难。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受过的委屈应该成为别人争取权利的理由,他就可能成为改变现实的一部分;如果他认为自己受过的委屈必须由后来者继续承担,他便会成为旧有困境的维护者。
生活中还有一种颇为复杂的现象,一些普通劳动者会主动维护那些对自己并不十分有利的观念。
他们可能会替企业解释无偿加班,替不合理的薪酬制度辩护,认为员工应该感恩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可能把贫穷归结为懒惰,把失业归结为个人失败,把劳动者对休息时间的要求理解成不负责任。
有时候,他们甚至比管理者本人还要积极。
这背后有许多现实原因。
首先,人需要一套能够解释自己生活的观念。一个人可能已经在某种劳动秩序中生活了十几年,他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弃了许多个人愿望。如果突然告诉他,这些牺牲并非全部必要,其中有些甚至源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他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他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也需要面对自己可能遭受过的不公。
其次,人们会通过身份认同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一个普通员工可能把自己视为未来的管理者,一个基层职员可能希望有一天成为企业老板,一个收入尚不稳定的年轻人也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的富裕阶层。对未来的期待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一个人完全按照自己想象中的未来位置来判断现实中的利益关系,就容易忽略自己当前真正面临的处境。

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竞争确实会制造出大量看起来合理的个人选择。
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无法改变工作制度时,他可能选择比别人更早到岗、更晚下班,以此争取有限的晋升机会;当他发现公司不会主动增加工资时,他可能选择讨好领导、争夺绩效;当他发现自己的岗位随时可能被替代时,他可能对新员工抱有敌意。
这些行为未必源于一个人的品格有多坏。很多时候,他只是试图在有限的空间里保护自己。
然而,当每个人都只能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保护自己时,所有人就可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员工要求员工更加努力,基层要求基层更加服从,穷人要求穷人更加节俭,劳动者要求劳动者更加能吃苦。每个人都在向身边的人提出要求,却很少有人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些要求究竟从何而来。
这也是为什么观念的改变如此困难。人们的思想并不是悬浮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东西。一个人的收入来源、家庭负担、工作经历、社会关系和未来预期,都会影响他如何理解社会。一个有稳定资产收入的人,可能很难体会失去工作意味着什么;一个每天需要计算通勤成本的人,也很难轻易接受别人关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轻松建议。
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世界,往往是因为他们站在不同的位置上,承受着不同的风险,也拥有不同的选择。
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职业、收入、学历和社会地位来衡量一个人。
一个人月薪两万,似乎就比月薪四千的人更有能力;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似乎就比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更体面;一个人拥有管理职位,似乎就比每天执行具体任务的普通员工更值得尊重。
但如果我们认真观察社会,就会发现这种评价方式有多么狭窄。
一个月薪四千的工人,可能熟练掌握着复杂的设备操作技术;一个每天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可能为了家庭付出了几十年的劳动;一个在餐馆里忙碌的服务员,可能承担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责任;一个没有耀眼学历的维修师傅,可能比许多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更了解某种机器的工作原理。
他们的劳动未必能够在市场上换来很高的价格,却有着真实而具体的社会价值。
工资是一种经济关系中的价格表现,社会贡献则是更加复杂的评价问题。二者并不总是成正比。那些能够创造巨额商业利润的活动,不一定拥有同等程度的公共价值;那些维持人们基本生活的劳动,也未必能够得到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经济回报。

一个社会如果只按照收入来排列人的价值,那么它最终会让大量维持自身运转的人感到羞耻。
我们会看到父母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的孩子在工厂上班,会看到年轻人因为从事服务行业而感到自卑,会看到一些人把体力劳动看作没有出息的象征。甚至连劳动者自己,也可能在长期的社会评价中逐渐接受这种观念。
可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不愿意做清洁工作,没有人愿意送货,没有人愿意维修设备,没有人愿意在生产线上工作,那么那些所谓的体面职业还能正常存在吗?
社会并不依靠少数光鲜亮丽的职业维持运转。它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劳动。
因此,尊重劳动者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一个真正尊重劳动的社会,应当让劳动者能够获得合理报酬、充分休息、安全保障和表达自身利益的机会。不能一边赞美劳动光荣,一边把劳动者的休息视为成本;不能一边强调奋斗精神,一边把超时劳动包装成理所当然;不能一边赞美建设者,一边在他们需要维护自身权益时要求他们保持沉默。
尊重劳动者,最终要落实到他们每天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当然,我也不想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答案。
普通劳动者的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有人拥有一定的技术积累,有人长期从事低门槛劳动;有人已经在城市扎根,有人仍然在不同地区之间奔波;有人能够通过学习和转岗改善自己的生活,有人受到年龄、家庭、身体条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即使都属于劳动者,他们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生活期待。
有人最关心工资,有人最关心休息,有人希望保住现有工作,有人希望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有人愿意为了收入牺牲部分闲暇,有人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加班,希望能够拥有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这些愿望都是真实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立即拥有相同的思想,也不能要求一个正在为下个月房租发愁的人,必须先理解一整套宏大的社会理论。对他而言,月底能不能按时发工资,孩子的学费有没有着落,父母生病时能不能请到假,可能比任何抽象讨论都更加迫切。
但恰恰是这些具体的生活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为什么一个人工作多年,仍然缺乏应对失业的储蓄?为什么一些劳动者必须依靠超长工时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为什么许多家庭一旦失去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就会迅速陷入经济困难?为什么劳动者在面对企业管理制度时,常常缺少足够的议价能力?为什么社会生产能力不断发展,许多人的闲暇时间却没有随之得到相应改善?
这些问题不能仅靠劝人努力来回答。
生产力的发展本应当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机器可以提高效率,技术可以减少重复劳动,社会协作可以创造更多财富。如果生产能力提高了,普通人却依然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生产成果如何分配,生产资料由谁支配,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拥有怎样的地位。

历史上的劳动者也并非一直处于今天这样的生活条件之中。工作时间、劳动保护、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都经历过长期的变化。许多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劳动条件,曾经也是无数普通人争取的结果。八小时工作制、休息日、工伤保障、社会保险,都不是凭空出现的礼物。
社会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经济结构和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变化。今天看似难以撼动的规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只能如此。
而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最现实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认识彼此之间的共同处境。一个人的困难可能是偶然的,但成千上万个人反复遭遇相似的困难,就值得从共同的社会条件中寻找原因。个人的努力值得肯定,个人的能力也值得发展,但劳动者不能因此被要求独自承担整个社会的风险。
我们需要更多能够理解劳动者处境的人,需要更多愿意认真讨论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财富分配的人,也需要一种不再把普通人的贫穷、疲惫和无奈轻易归结为个人失败的社会观念。
说到底,一个人努力工作,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有什么错呢?
他想要一份按时发放的工资,想要一个不必担心随时被辞退的岗位,想要每周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想要下班后还能有力气陪伴家人,想要偶尔买一件喜欢的东西而不必反复计算银行卡余额。这些愿望难道很奢侈吗?
我可怜的无产阶级同胞们啊。
你们在工厂里,在建筑工地上,在写字楼里,在餐馆后厨,在街道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在无数看似平凡的岗位上,维持着这个社会一天又一天的运转。你们可能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丰厚的资产,没有能够随时退场的资本,也没有多少可以浪费的时间。你们需要工作,需要赚钱,需要照顾家人,需要在一次又一次现实的妥协中寻找生活的缝隙。
你们有时会羡慕那些生活轻松的人,有时会嫉妒那些能够自由选择工作的人,有时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愤怒,也会因为一份迟来的工资而感到庆幸。你们可能在深夜里想过辞职,第二天早上却依然准时打卡;可能在心里骂过无数次领导,见面时仍然客客气气;可能厌倦了眼前的生活,却又不得不为了家人的生活继续坚持。
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耻的。
我只是希望,当你们下一次因为工资太低而感到羞愧,因为工作太累而责怪自己,因为买不起某件东西而觉得低人一等时,能够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真的需要通过他的银行卡余额来证明吗?一个人没有获得多少财富,就意味着他没有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吗?一个人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就意味着他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值得尊重吗?
不要轻易把社会强加给自己的重负,全部背负成自己的罪过。
当然,明天的闹钟还是会响,房租还是要交,工作还是要做,生活也不会因为读完一篇文章就突然变得容易。那些现实的压力依然在那里,许多问题也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但至少,我们应该允许自己明白:疲惫的时候可以疲惫,受委屈的时候可以感到委屈,面对不合理的事情也可以提出质疑。
你们不欠这个世界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证明。
而这个世界,也应该认真回答你们,为什么创造了如此多财富的人,却总是如此辛苦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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