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农民都有着最朴素的愿望，年轻时养儿育女，风烛残年老有所养，求得善终，则此生无憾。
近三四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广袤农村在富裕起来的同时，延续数千年的乡村秩序和伦理传统面临严峻考验。农村老人自杀多发，是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挑战。
转型时代，这道深深的社会“伤疤”，拷问着我们的道德良知和治理体系。
“白天看电视，晚上看电视，
冷冷清清，活着没意思”
洗漱干净，穿戴整齐，将钥匙和现金交给儿子，喝下早已准备好的农药，出事前不时说起“活着没意思”——这是我在老家湖南石门县了解到的一个农村老人自杀案例。
万幸的是，由于抢救及时，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时隔2年多，我和左邻右舍又聊起这个“不缺吃穿”的老人究竟为啥要自杀。
“90多岁了，没人照顾，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儿媳妇住院三四年了，怕连累儿子”，这是听得最多的答案。
据说，老人儿子曾提出将老人送到姐姐家里照顾。但“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的陈旧观念，让两个女儿和老人都难以接纳对方。
邻居们还说，老人儿子家虽不缺吃穿，但老人耳聋严重，儿子心烦时会大吼几句。两个女儿也极少来探望父亲，偶尔来一次，打一转就走，很少陪老人说说话。
一位长辈分析：“儿子做不到，女儿不像话，春嗲(当地人对老人的尊称)天天一个人在家，白天看电视，晚上看电视，冷冷清清，活着没意思。”
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多年，他和研究团队调查分析认为，在一些地方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有急剧上升的态势。
10年前，刘燕舞到中部某地农村调查发现，一些村民小组近10年来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占所有死亡人数的30%以上。
我查阅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发现，学界普遍认为，老年人自杀在农村增加趋势明显，必须引起重视。
婆媳关系紧张、不赡养老人、打骂老人……很多农民早就见怪不怪
“老而不得善终”，这既是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和时代的悲情一幕。
引发农村老人自杀的原因极为复杂。一些研究者从老年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做出了解释。
在我看来，疾病困扰、家庭矛盾、孤苦无依、怕拖累子女，是农村老人自杀的四大主要诱因，而背后的乡土社会转型和乡村道德失序则更值得认真反思。
在传统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和秩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在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人们聚族而居，通过血缘、姻亲等关系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小家庭—大家族”的稳定结构，内部通过家规家训、传统道德对家族成员的言行形成较强的约束。
近三四十年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传统乡土社会相对稳定的宗族结构迅速瓦解。
青年人结婚后，都选择另立门户组成新家庭，老人由原来的与儿孙共居为主变为多样化的居住形式，独居逐渐增多，或者在子女家轮流居住等。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传统乡村道德秩序瓦解。传统孝道出现了淡化趋势。对于婆媳关系紧张、不赡养老人、打骂老人……很多农民早就见怪不怪了。
某地有个极端例子：在外打工的儿子请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去世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则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如果这个案例不是来自刘燕舞的田野调查，我相信大多数人绝对不敢相信。最让人揪心的是，这种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惨剧超出了善良人的想象，却又真实存在。
大约四五年前，我在湖南凤凰县采访，就碰到了一个极端“隔代家庭”。
一对年过七旬的苗族夫妇，带着6个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儿女常年在外打工。体弱多病、家徒四壁、农事繁重、抚养孙辈心力交瘁……我在心里为之悲叹，这对夫妇活着已经不易，还谈何老有所养?
在一些地方，只有独生子女的农村家庭，一旦子女常年外出或者不幸过世，老人不仅在生活上难以得到照顾，心理上也容易产生孤独和悲伤的情绪，久而久之极易诱发自杀行为。
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无动于衷
人生虽漫长，但总有老去的一天，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翻阅古籍，关于孝老尊亲的论述浩若烟海，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部分。
而面对农村老人自杀抬头的趋势，我们在羞愧之余，更应该想想怎么办。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是大势所趋。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只能被时代大潮所裹挟。
传统乡土社会解体和大规模人口迁徙带来的骨肉离散、亲情饥渴，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代价。
但是，就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来说，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无动于衷。
要求解这道难题，必须通过创新制度安排、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重构农村社会道德秩序来实现，以此确保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当前，农村社会的转型和重构还在进行之中。对农民价值观紊乱、乡村伦理道德失序造成的种种问题，尽管短时间内无法通过道德重建来彻底解决，但对于宗族力量消解以后留下的乡村治理盲区，一方面基层党委政府绝对不能缺位，另一方面农村自治组织更应积极作为，引导广大农民崇德向善。
在这方面，我采访中发现湖南浏阳创造出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建设“美丽屋场”、弘扬家风文化、评选表彰乡贤（？）……“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在潜移默化中，基层党委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引导农民移风易俗，涵育了文明乡风。
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区域发展不协调、发展阶段不同步，整个农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相信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清楚，由于“人老财不来”，农村老人不得不靠“养儿防老”。
我经常设想，如果农村老人养老可以不过度依赖子女，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能大幅提高，那么家庭矛盾纠纷、人伦惨剧会不会大大减少?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农村老人的精神世界。比如，应对“空巢家庭”问题，可以考虑建立或加强农村社区(村落)老年团体的建设，使老人在家庭之外的村落同龄人中寻找到集体的温暖和保护，从而减少农村老人因孤独、无助、受虐而发生的自杀悲剧。
说了这么多，还是难免挂一漏万。最后补充一句，任何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解决方案，可能最终都会沦为空中阁楼。要让社会环境对农村老人更加友好，必须从实际出发，推出更多符合实际的措施办法。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第4期，原标题：《拷问道德良知—— 农村老人自杀是一道社会“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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