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制定“禁止各级官员移民国外”等政策法律

建议国家紧急制定“禁止各级官员移民国外”等政策和法律

华尔街大班 2008.7.27

对于多年来愈演愈烈、寇深祸亟的腐败问题，许多人提出了有价值的反腐建议，其中不乏治本之策，例如，恢复大众民主，还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等权利，实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等等。今天，本帖子从另一个侧面探讨一下反腐的问题，就是建议国家制定禁止各级官员移民国外的政策，同时，建议人大尽快制订或修改相关法律，对于卖国企、卖银行的行为，制订特别的监管办法和法律。这些算是一个治标的建议。

凡看过《官场现形记》的朋友，应该对过去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贪腐痼疾，有所体会。不过，在那个时候，虽然贪官贪墨钱财，因为没有所谓的“全球化”，无法移民国外，其贪墨的财富最终还是在留在国内。贪官无论是东窗事发，被抄没家产，还是侥幸逃脱，“安享富贵，泽披子孙”，财富终究还在国内，怎么着也是“肉烂在锅里”。“和珅一倒，嘉庆吃饱”，就说明了问题。此外，因为，贪官们无法逃之夭夭，他们在贪墨时，我想多多少少应该是有点“顾虑”的。

但在“改开搞”的当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贪官们贪腐的大胆、疯狂、无所畏惧，已然到了冠盖全球，亘古未有的地步，连在地狱里的和珅、李鸿章之流都自叹弗如，在阎王爷那里叫起“撞天屈”来。导致腐败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贪腐们有退路，随时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外国人”；苗头不对，立即开溜，和家人乃至子子孙孙到国外享受“富贵荣华”。你们看陈良宇、成克杰等等之流，哪个不是有几本甚至几十本外国护照？

因此，尽快制定禁止各级官员移民国外的政策显得非常必要。这个政策中心点就是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比如股级或科级以上的公务员，禁止拥有外国护照，一旦发现这些公务员拥有外国护照，就地免职，永不录用；即便拥有外国护照，也禁止离境。

另外，建议人大尽快制订或修改相关法律，对于卖国企、卖银行的行为，制订特别的监管办法和法律：

一、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

只要在卖国企、银行的过程中出现显失公平、暗箱操作的行为，就推定出卖者有罪。比如，价值一个亿的国企，只卖了一千万或三千万等等，只要是不等价的交易，出卖者就构成犯罪，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比如，某国企价值一亿，卖了一亿，但在卖的过程中（如评估、核价等），公众不知情，国企的职工不知情，或者交易中是少数几个人和领导在“小圈子”里搞掂的，则此交易可被认定或推定为“暗箱操作”，构成犯罪，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再比如，某只国企或银行的股票因为受卖对象不同而价格不同，如卖给国家是一个价，卖给普通老百姓是一个价，卖给外资又是一个价，不管出卖者动机、理由如何，结果显失公平，即可认定出卖者有罪，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二、举证倒置原则

在卖国企、银行的过程中，只要任何公民或法人对出卖的程序和交易结果提出质疑、反对或控告，被质疑或被控告的出卖者就有举证的责任，证明自己的行为公平合法。如果出卖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交易过程和结果公平合法，则未完成的交易立即终止，已完成的交易无效。

三、在出卖银行、关系国计民生的国企的交易中发生的腐败犯罪行为，不受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时效规定的限制。

关系国计民生的国企、银行、保险等行业，是我们国家、民族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赖以立足的脊梁，更是事关国家金融、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命根子。出卖这些企业，尤其是出卖给外资，应该禁止；贱卖，无疑犯罪而且是重罪，贱卖而获取不义之财更是不可丝毫饶恕的重罪！因此，在出卖银行、关系国计民生的国企的交易中（无论是卖给内资还是外资）发生的腐败犯罪行为，一定要给以严惩。除了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更要没收非法财产，同时是要防止财产刑“空判”的现象。在诉讼时效方面应该没有时效限制，不适用现有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就是说，无论时间过多久，都要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即便犯罪分子（自然人）已经死亡，犯罪主体不存在了，但赃物还在，依然要没收和追回非法财产，亦即哪怕犯罪分子已经死亡，他的非法财产已经传给了他的子子孙孙，也必须依法追回，绝不能让犯罪分子“亏了我一个，幸福儿女孙”图谋得逞。要让犯罪分子明白，他攫取的不义之财，是全国老百姓用血和汗创造出来的，妄想用一个人的“以身试法”来换取子孙万代的“荣华富贵”，门都没有！

诉讼时效的问题解决了，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就浮现出来。鉴于贪腐罪犯特别是贪官大量逃往国外（主要是西方）的事实，国内法的管辖（属地管辖原则）鞭长莫及。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和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步伐。

目前，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有31个，还局限在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令人遗憾和费解的是，贪腐罪犯避难的天堂——西方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至今与我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美国等国的行为显然是违背法制、民主、人权的。建议国家从捍卫法制、保护人权的角度，多给美国等国家施加压力，尽快和这些国家订双边引渡条约。

2、充分利用和发挥国际公约（比如联合国《国际反腐败公约》）、国际组织（比如国际刑警组织）的作用。

3、效法“摩萨德”。

象美国这些国家之所以迟迟不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据说是因为我国有死刑犯规定，美国要维护这些贪腐罪犯的人权。咱百思不得其解，贪腐几亿、甚至几十亿的罪犯要人权，可那些生活窘迫，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老百姓的人权在哪里呢？那些因无钱给孩子上学、无钱给自己或家人看病等等而自杀的人们，他们的人权在哪里？因为说到底贪腐罪犯所攫取钱财都是属于老百姓的，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更何况，我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引渡条约》已明确规定死刑犯不引渡，开创了先例。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美国的狡辩显然是虚伪的，站不住脚的。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贪腐罪犯“避难”的国家“不作为”或者“胡作非为”（窝藏贪官）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这些家伙逍遥法外、有滋有味地享受荣华富贵？本大班觉得可以效法以色列的“摩萨德”，象“摩萨德”派出特工追捕纳粹分子一样，派出我们的“执法人员”将贪腐罪犯缉拿回国，接受法律的制裁。美国可以定点清除“恐怖分子”，为什么我国就不能定点缉捕贪腐罪犯？要让这些家伙知道，即使逃到天涯海角，即使逃到火星，也最终难逃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法律的制裁。

顺便再说几句，上述这些法律建议，是粗线条的。希望制定、修改法律时，规定这些法律具有溯及以往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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