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6日，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案在河北开庭，三鹿奶粉事件中掺加三聚氰胺的犯罪嫌疑人和供货商，以及三鹿集团相关责任人被开庭审理。根据《刑法》第144条，田文华等人涉及的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该罪最高可处死刑，审判日期定为2008年的最后一天。
这个结果，距离9月11日三鹿集团被揭发“掺杂三聚氰胺致婴儿肾病”报道刊出仅仅106天。
事件似乎已经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整个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沉重的。从表面来看，“三聚氰胺”事件是少数不法分子为了个人利益掺兑所至，但仔细一想，在牛奶中添加化工产品造假，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全国各大品牌在多个生产基地均被检出，可见决非个别不法分子所为，而相当程度的朴实的奶农造假坑人，更是让人深思。
究竟是谁打开了中国乳业的潘多拉盒子？
田文华和三鹿集团的覆灭，真的能够敲醒中国乳业食品安全的警钟吗？这一切，难道是杀掉一个田文华就能改变的吗？
反思近年来中国乳业的“疯速”发展历程，蒙牛“功不可没”，速度很快、投入很大，结果是：奶农没致富、百姓没健康，反倒富了奶贩子、奶业爆发户、以及国际资本炒家和国际包材厂家。这场灾难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乳业6年来扩张速度过快，每年都以近30%的速度高速发展。
而蒙牛正是中国乳业这辆狂奔列车的火车头，它竟然以1000多倍的速度发展，曾几何时，这头疯牛竟玩上了太空，成了中国航天员专用奶，“它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速度”。试想，牛如果跑出了火箭的速度，那还是牛吗？蒙牛违背自然规律的“闪电战”式的扩张，是一切罪恶和灾难产生的根源！“从犯”田文华虽然已经锒铛入狱，但“首犯”牛根生却依然逍遥法外；该判无期的被判了死刑，该判死刑的却仅仅赔偿了事！难道，打开中国乳业潘多拉盒子的牛根生却可以安然无恙吗？
三鹿破产，罪在蒙牛
三鹿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幸福乳业合作社，在1964年以前，三鹿的产品几乎都是鲜奶，到1983年 11月，三鹿开始生产母乳化奶粉。当年一个只有32头奶牛和170只奶羊的合作社，在50年后已发展成为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主要经济指标年均递增率达30%以上。
从1983年开始生产母乳化奶粉到2008年被检出掺有三聚氰胺，整整25年的时间，四分之一个世纪，难道三鹿集团掺了25年的假吗？这样的说法任谁也不能够信服，因为事件爆发之前的三鹿，一直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骄傲，它连续6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先后荣获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中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中国优秀诚信企业等省以上荣誉称号二百余项，三鹿品牌也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2006年位居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这样一个被包裹在光环之下的明星企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了被万人唾骂的罪人？
根本原因就在于，蒙牛的疯狂扩张严重威胁到三鹿的生存，致使三鹿被迫参战，它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
蒙牛的迅速扩张，先是挑起了恶性竞争的事端。从数据来看，蒙牛和伊利两大巨头已经占据市场上50%以上的份额，形成了绝对的垄断，不断的对奶农压质压价，逼良为娼；不断的对同行业者挑起恶性竞争，欺行霸市；不断的通过媒体虚假宣传，对消费者欺诈误导；这种垄断，已经达到干扰行政部门决策、对行业发展形成严重冲击、威胁社会稳定的地步。
“先有市场、再有工厂，奶源全靠抢”、“先发展、后规范”这是蒙牛的经营理念。他们在全国高价抢奶，扰乱奶源市场；在此过程中，不惜动用黑社会暴力抢奶，逐步培养了一批专业奶贩子，抢来的奶不够，质量又不好，就想办法造假。假奶到了企业后，质差味劣，没办法，只能增稠、调香，却声称“来自大草原”，让广大消费者误认为来自大草原的牛奶很特殊，又浓又香，殊不知“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诗写于几百年前，这种景象也是几百年前的美景。现在的内蒙古沙化极为严重。
统计表明：我国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包括沙化、碱化）的草地达1.3亿公倾。而明显退化的草原以每年2000~3000万亩的速度不断扩大。
在我国各大草原中，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问题尤其突出。内蒙古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占内蒙古土地总面积近十分之七。但据调查，内蒙古草原总面积由70年代的8800万公顷减少到现在7000万公顷，草原的载畜能力由50年代的8700万羊单位，减少到现在的4600万羊单位，降低达50%左右，牧区每年缺草约50亿公斤。
伴随着草原面积的缩小，沙漠面积的扩大，草原地区降水逐渐稀少，气候日益干燥，灾害增多，不少动植物灭绝，草原生产力较50年代普遍下降了30%~50%。象这样的恶劣环境，试问能托起巨大的奶牛经济吗？
从我国乳业持续发展的高度看，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草原，牧草量少质杂，只能承担起退耕还草、退牧还草的生态责任，而不是奶牛的生产责任。面对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养牛业，中国奶业只能重新选择。
近年来，随着乳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乳业大战的烽火在大江南北燃起，奶源之争是乳品巨头争夺的焦点。但无论几个乳业巨头在广告中怎么炒“草原概念”，也都无一例外的来到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建厂和抢夺社会散奶，这无疑是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企业来到新的区域市场，必须面对的是解决奶源问题。一条路是靠“抢”——就要靠挖别人家的墙角。奶牛数量增加缓慢，则通过抬高原奶的收购价格。另一条路是兴建自己的奶源基地，不过，这又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而且建设国际标准的牧场门槛极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产业体系，需要高技术、高资本投入和非常专业的人才。多数企业选择了“抢”，当抢奶提高了成本时，自然想到了造假。
恶性竞争，不但破坏了行业形成已久的秩序，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奶贩子。在销售市场，他们靠着强大的国际资本市场支持，疯狂的投入广告宣传、促销、买赠，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奶源被瓜分了，市场被垄断了，这致使传统的乳品企业无法存活，有的走向败落，有的“奋起追牛”，有的不惜造假，以至于造成中国乳业的怪现象——那就是养一头牛不如奶贩子收一吨奶的利润多、一吨奶的销售费用比加工费用多。
溯本求源，三鹿的破产，是牛根生造成的，可以这么说，三鹿半个世纪的辉煌就是牛根生断送的！
蒙牛“疯速”扩张，导致了中国乳业的灾难
很多消费者在问，蒙牛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问不明白宁可不喝！其实，蒙牛造假的这层窗户纸早晚要被捅破，因为乳业经不起来回折腾，消费者更受不了反复被骗。
随着国际资本、国际包装设备的涌入，中国乳业从此一步步走入深渊。国际资本炒家为了追求超额回报、国际包材设备生产厂家为了套牢中国乳业，背后资助“奶业爆发户”。但无论如何，奶源建设总是跟不上利令智昏巨头们的快速扩张的步伐。而为了争夺奶源，少数乳业巨头不是考虑如何更大规模建设自己的奶牛场，而是只把奶农当作了食物链的下端，并由此而滋生出了奶贩子。奶制品生产环节的增多意味着企业对质量监控更加无力，从而必然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而由于奶农的分散化经营以及奶贩子的流动性，必然导致其中的疯狂造假行为的泛滥。
过去的10余年是中国乳业的“黄金时代”。有关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中国牛奶产量近10年间增长10倍，达到3000万吨。而在9月7日，蒙牛乳业副总裁姚海涛还大言不惭地说，过去的10年，世界乳业年增长1.5％，而中国乳业则保持20％左右的增长水平。一个行业的快速膨胀必然意味着弊病丛生，出现各种问题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这并不是全部。蒙牛乳业的真相在于，它们选择了快速扩张的商业模式，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狂奔。玩“先有品牌 后有工厂”的空手道，是蒙牛“引领”中国众多乳业走上了超速扩张的之路，同时违背了国际乳业的发展规律。乳品加工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其上游是奶源、是奶牛饲养业。30%的发展速度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奶牛的自然增长速度是10%左右，即便是黄牛改奶牛、进口奶牛、胚胎移植，也无法达到30%的增长速度，用网友的话说，“就算把水管子插到牛嘴里顶奶都没那么快”。
乳业不是饮料，健康发展要有完整的产业链支持。其余的缺口怎么办，只能靠抢，抢不来怎么办，动用黑社会暴力抢奶、培养奶贩子职业贩奶，还不够怎么办，只能加三聚氰胺造假奶。
任由中国乳业在快速扩张的道路上狂奔，无异于用劣币驱逐良币。所以，三聚氰胺这样的国难，更确切地说，引发的只是一种不良商业模式的崩盘。从这个意义上讲，牛根生绝对是近年来中国乳业之灾的罪魁祸首，田文华只是跟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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