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偶像幻灭之后，中国金融的第三条道路
来源:《中国企业家》 文/王春梅 2008-11-26
[导读]
重视民间智慧、民间金融创新，应该是构建中国金融独立道路最可靠的起点
“两国银行业改革殊途同归，中国的银行上市搞私有化，美国的银行被政府入股搞国有化。”不久前，中国工商银行(3.96,0.00,0.00%,吧)董事长姜建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小型演讲上如是说。
“他好像带着‘美国你也有今天’这样的情绪，嘲笑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是多么缓慢颠簸，称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列车是多么快速便捷。”转述者这样描写听姜演讲的感受，“姜说‘工行市值世界第一，是英国最大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10倍，很多人没想到中国的商业银行这么快就赶上了世界。上次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的银行提高了风险控制’。”
而10年后的这一次金融风暴，华尔街群雄瞬间灰飞烟灭的教训，则让中国重新反思自己的“老师”——美国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模式，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最近提出，中国的金融改革，既不能盲目照搬美国以市场为主导来融资的金融模式、停止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创新，也不能像日本那样走银企高度结合的道路。他说，“理在太极一圈内，道存中庸两字间”，中国应该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打造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控股集团。
更有一些学者尖锐指出，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大量中小企业、乡镇企业以及8亿农民催生出的民间金融组织正生生不息地绽放，尽管他们仍停留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中，但毋庸置疑，中国未来不同于美日的、“混搭”的“多元金融模式”将从此孕育。
幻灭的美国偶像
这听起来有些荒唐。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放弃到底特律从事CAD软件设计，却受高薪诱惑到华尔街从事CDO——华尔街进入投资银行时代的魅惑即在于此。金融工程师用极其复杂的数学推导在设计产品，并在衍生产品的基础上又做N次衍生，最终导致“创新”过度。
高度市场化的美国金融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功能强大，并成为金融活动的主导力量；金融的杠杆效应被应用到极致，以获取极长的金融产品线。
几周前，在华盛顿举办的“世界银行业论坛”上，与会者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4个G：Greenspan(格林斯潘)、Leverage(杠杆作用被无限放大)、Greed(贪婪)、Government(政府监管不够)。
“金融创新的目的越来越模糊，最终变成可能只是为了投资银行自己的某种交易的需要而开发产品，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基本需求。”吴晓求认为。美国模式显示出了投资银行风险-收益的不匹配，在从合伙制向公司制的转变过程中，投行作为上市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其分红却保持了合伙制的方式，这种制度设计内在地推动了风险的放大。只要有利可图，投资银行家们就极端地创造新产品，获得高收益，从而使得风险无限蔓延。
一般来讲，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11-12倍，投行的杠杆率通常在30倍以上，已经破产的雷曼兄弟甚至达到40倍。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和高回报前景的引诱，除了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以外，投资银行也乐于变成交易商，参与有巨大风险资产的设计和交易。
当“皇帝的新衣”被扯下时，陷入流动性窒息的投资银行又因缺乏商业银行的“输血”而遭遇致命打击，这正是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悲剧所在。危机之中，华尔街想到了，只有商业银行充足的现金流支撑，才是防范投行流动性风险的有力保障。美国银行收购美林，使其成为美国银行集团的下属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变为银行控股集团，亦遵循同一思路。
只不过，以上做法只是对美国金融体系漏洞的一种事后修补。高度市场化主导的金融体系，正好构成了美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而中国的金融改革，恰恰以美国为师。它的危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袭击下，暴露无遗。
民间模仿日本模式？
伴随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演进，日本金融机构开始重拳出击，“抄底华尔街”，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金融模式是否存在一定的先进性。与美国模式不同，今天，日韩和德国等亚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银行主导的金融模式。强有力的关系银行支持着大企业集团，日本的产业走到哪儿，银行的服务就会跟到哪儿。
日本的银行叫做“主办银行”，即由企业主办。在初级阶段，企业都靠主办银行放贷，是一种内部服务体系，慢慢才进化到不完全依赖主办银行，也从外部的其它金融机构获得资本。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曾就职于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12年的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的作者）认为，在日本的金融体系中，主办银行起了纽带作用，相当于是个父亲，商社是个母亲，孩子就是实业。父亲管钱、母亲照顾孩子、伺候丈夫，这样一个家庭的存在，使得日本的整个产业成长得比较好。白益民认为，日本的银行此次出手投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正是为了帮助自己进行产业扩张，因为这两大投行在实体经济中已有很多投资。
据白益民讲，现在浙江有很多企业都在模仿日本的模式，例如浙江的最大企业浙江物产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目前正在明确地学习三井物产。浙江物产的老总甚至请三井的高管给自己的管理层讲课。但白益民并不看好这种模式，他认为浙江物产更多的是从细节的角度，比如怎么用人、物流怎么搞等方面学习三井，而没有从制度的角度思考，没有想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比如向地方政府寻求一些条件支持。因而只能在贸易和实业的层面模仿，缺失了金融这一块的支撑。
浙商银行由浙江一些大型民营企业投资，股东都来自企业，对产业有一定的把握能力，但仍然缺乏一个像日本商社那么高的平台，这也是江浙民间金融财团与日本财团的最大差别。
日本的商社是联系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很重要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金融和产业之间就是割裂的，无法让积累的钱运转起来、产生效益，为实体经济服务。
另一个案例是奇瑞，它最近成立了一家公司，欲参照丰田集团的丰田通商做成商社。
“奇瑞在学，但是做不到，差得还远。”白益民认为，日本模式的成功先天需要政府的支持，并不一定是投钱，首先是政策上的支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第二，政府把不良资产置换到有能力的财团里，而不是让他们被海外机构收购。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建立大生产体系，使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运作，情报共享；中小企业的需求也能及时得到满足。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分工合作的状态。
白益民表示，中国目前模仿日本财团的企业总体上缺乏舆论和政策支持，很难做起来。国家从政策上限制他们的发展，金融、产业等各个方面都不允许他们进入。白益民比较看好万向的模式，“万向的投资部门以后可能进一步演化，最终使得万向成为日本式的财团。”
“混搭模式”：中国的选择？
“中国的银行业，包括大的国有商业银行、甚至那些在世界上排名已经非常靠前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实创新的能力仍然是非常薄弱的。”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金融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说。和很多金融界人士的看法一致，美国模式遭遇挑战，并不等于中国金融改革要就此抛弃创新。
“我们对于金融创新的理解还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些地方特批了金融创新特区，创新怎么需要批准呢？创新就像是一种本能，像饥饿一样是不能被命令、被批准的。这显然是把创新和绕过某些监管的限制混淆在一起了。”王君说。
日美模式的利弊权衡，似乎带有创新与保守的碰撞。与投资银行完全靠债权人的钱放大资产、获取收益相比，以商业银行为主的混业模式，虽然相对保守一点，但因为有资本金和其它存款以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保障，相对来说结构更稳定。
而事实上，对计划经济体制脱胎的中国而言，选择日本还是美国模式，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决然分野。
2001年8月26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和时任巴克莱资本大中华区研究组负责人的黄海洲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名为《加入世贸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的论文。该论文除总结了日美的金融模式外，将台湾模式称为第三种可行的金融模式，即自我融资和非正式融资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中，美国式的金融市场和日本式的大银行主导都不重要。
他们提出，在第三种模式下，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是通过自留利润和储蓄进行自我融资、通过亲朋好友关系非正式借款以及由出口订单和其它抵押物担保向银行进行有限的贷款。这种模式通常也是中小企业现实可行的选择。
在该论文中，他们亦阐述，把这三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搬到中国，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模式，都是有局限性的。
《中国企业家》在采访中发现，在美国模式偶像幻灭、日本模式仍不被重视的背景下，中国到底该打造怎样一种金融模式、是否存在区别于日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业界目前仍处在提出问题阶段，尚未有清晰的路径可供选择。
比如，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至今仍是中国金融改革一个扯不清的焦点议题。
在吴晓求描绘的“第三条道路”架构中，混业经营的方向不容怀疑。但他认为，处于金融控股集团最顶端的应该是商业银行或者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的存在形式应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如果像工行这样的大银行变身为金融集团，下设投资银行为控股子公司，它抗御风险的能力肯定是最强的。当然，需要把中间的防火墙做得非常严密，实现很好的制度保障。”
吴晓求不看好的是平安金融控股集团的模式。它将之容为“外形很美丽，实际上却是各个公司孤军奋战，彼此缺乏合作”。平安集团拥有保险、银行、资产管理、信托四大业务，但集团最上端是一个空壳，下属上述四个平行的金融机构。
根据王君的观察，中国金融服务的一体化已经到了相当深入、相当高的程度。比如，现在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内部设有投资银行部，“这种做法出人意料”，这样做的银行实际上已经是类似于日本的“全能银行”模式了。他指出，中国另一个有别于全球其它国家的特色是，存在一种由非金融机构主导的新型金融集团，“非常危险”，比如原来的中信集团(国有)、鲁能(私有和半私有的股份制)、已经倒闭的德隆等。
争论和挫折之下，中国金融体系设计者的苍白显露无遗。实践出真知。重视民间智慧、民间金融创新，似乎应该是构建中国金融第三条道路最可靠的起点。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许小年就更看好“民间智慧”。他认为，中国目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服务于大型制造业的金融，不能满足分散的、创新的、多样化的企业主体的需要——这主要是政府过度“管制”造成的。
“浙江、东南沿海地下钱庄那么多，别老用‘非法集资’的名义去打压他们。这么多年，这些金融机构发挥了商业银行无法替代的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承认它、使之合法化、规范地操作。”许说，“小额贷款公司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它是从办公室出来的，而非来源于实践。”
历史证明，所有脱离实践的决策十有八九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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