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40天内23亿人次的流动将中国最贫穷落后地区的民众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紧紧联系起来

千里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短短的40天内23亿人次在数千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流动，这种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可以说在现代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节前短短半个月内数以亿计的人从发达地区与大城市向落后地区和偏僻乡镇的流动，节后同样的人口规模从落后地区和偏僻乡镇向发达地区与大城市反向流动。这种流动将最偏僻的乡村与最发达的城市紧密的联系起来，这种流动也将中国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紧密结合起来。

“万民归家”—劳动者为何离乡背井？

    自1980年代中国实施资本主义，特别是1990年代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以来，依靠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使中国出现了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潮”，其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与“白领”工人。根据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全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跨省流动，另有2亿多农民工在所属省内流动，流动方向大致为从西向东，从北到南，也就是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

    大多数的流动工人只能在“血汗工厂”和低端服务行业中极其廉价地出卖劳动力，缺乏基本人权和福利保障，没有休假和家庭生活。而从毛时代的以来逐步为既得利益者所强化的户籍城乡二元化结构更导致他们无法在工作地永久定居，无论是夫妻团聚还是孩子入学都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样一来，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也就成为他们一年中唯一真正意义上的休假，唯一一次可以与老人和孩子团聚的机会，也是唯一一次证明自己生存价值的机会。所以“春节回家”成为了数亿中国流动人口的“朝圣之路”，而数亿人“春节回家”也造就了“春运”奇观。在全国20%-30%人口都在短期内进行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之下，无论何种运输体系都很难维持。纠其根源，只要目前中国这种出口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不改变， 那么“春运潮”所呈现的种种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改变。

“一票难求”—官僚权贵之“福”

    固然中国的铁路建设资源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尚远远不够，铁路里程占全球里程量的6%，中国人均铁路拥有量不足一支烟的长度。但当资源总量固定的情况下，分配方式是决定着资源利用效率的的关键因素。在运力如此紧张，部分普通“绿皮客车”超员甚至达400%的情况下，铁路方面为了确保利益，却积极上票价昂贵而运量有限的动车，甚至如北京到上海的卧铺动车其价格已经超过打折飞机票价。一辆普通车的座位是118个且可以售站票，在不拥挤的情况下可以有180-200人乘坐，而动车二等舱的车票价格一般是普通车的4倍，且100人的座位不能站人。

    而中国“春运”顽疾的另一个重要表症是“买票难”和坐车难，纠其根源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上下官僚利用垄断的行政权力为个人赎买经济利益而导致“怪象频频”。一面是，普通乘客彻夜排队，排在售票窗口外第一的人却买不到所需要的车票，甚至有疲劳过度为之丧命的；同时另一面却是饭店街头，到处有黄牛无忌地销售车票，大把紧缺车票控制手中。一面是硬座车厢里拥挤不堪到需要穿成人“尿不湿”，为一张卧铺车票，需加价乃至200%才能购得；而另一面却是临发车卧铺车厢里仍然空空荡荡。

    无论是“黄牛”的“定票保证”还是“网友”的“真情告白”早已显露无疑，重要和紧俏的车票从来先为官僚机构和上层官僚个人所控制，而负责售票的垄断性工作人员也与“黄牛”勾结从中谋利，成为他们一年一次的“发财机会”。而这样一条“完整的生产链”从上到下，从局长、站长、计划、售票员、警察、大小黄牛，十数个环节俨然分工有序，据说即使最底层的“黄牛”和售票员在“春运”期间也可以赚取数万元的额外收入。

    综上所述，所谓的“春运”紧张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在一个向工业化转化的初级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出口导向为目标进行野蛮原始积累带来的必然结果。“春运”的种种怪象其实质是少数资本家追逐利润而盘剥广大民众基本需求的集中体现，是权贵官僚为谋取私利而牺牲最底层百姓的必然结果。只要民众没有能真正掌握政治权利，没有能真正民主地控制社会生产，那么“春运”之难将永远是“民众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