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国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加大，尤其是美联储3月份宣布打算购买美国国债以来，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开始加剧。但是另一方面，全球的需求萎缩依然在继续，经济危机依然在继续，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层面是支持通缩的。一边厢是通胀，一边厢是通缩，到底会通胀还是会通缩？也许是为了两边都不得罪，现在有一些人走了一个折衷主义，提出需求萎缩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存在，未来会出现“滞胀”。殊不知，“滞胀”只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发生的特定现象，而非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不顾时间和环境的变换而滥用这个词汇，会误人误己。
“滞胀”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个经济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恶化；另一方面，价格水平却又在上升，出现通货膨胀。凯因斯主义经济理论无法对此进行解释。
要弄明白“滞胀”的根源，需要注意两个大背景，一是在滞胀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历经了一个长达40年的“左倾路线”时期（事实上全球世界都是左倾的，苏联和中国更甚）；二是石油危机的爆发。1930年初的“大萧条”刺激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左转”，逐渐开始将“罗斯福新政”和凯因斯主义奉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开始以保障普通民众的权益和改善总需求为中心进行重构，整个社会对公平分配的强调终于生产效率。具体的措施包括：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保障基本生存的社会福利；工会势力开始强大；对企业和富人的高税率；企业国有化等等。历经40年的积累，到1970年代，“左倾路线”给资本主义世界制造了新的问题，对劳工权益的保障出现过度化倾向，二是企业成本高涨，而效率低下。进而这又导致两种现象得以出现:一是社会总产能的增长落后于总需求的增长，形成短缺经济局面，为通胀构成强力支持；二是，由于工会有强大的势力，工人的工资可以很快地随物价的上涨而上涨，工资和物价相互促进，螺旋上涨的局面得以形成。而石油危机的出现导致油价暴涨，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成本压力，经营状况也更加艰难。
要而言之，“滞胀”的问题出在生产供给上，生产相对消费出现不足，这是滞胀和一般的经济危机的根本不同。一般的经济危机问题出在消费需求上，需求相对生产出现不足。而目前我们眼前的这场经济危机属于一般经济危机范畴，也是是需求不足的。
另外，把央行的货币增发等同于通胀的“货币主义思维”也过于简单。正如凯因斯所讲，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这里水就是货币，马就是实体经济。在水量小于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马可以喝多少水固然取决于可以得到多少水；但是在水量大于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则是取决于马是否口渴，以及有有多渴。货币主义的观点就是坚定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马能够喝多少水取决于它能够得到多少水，哪怕身处大海之中。日本的经验证明货币主义的错误。弗里德曼坚称货币骤然紧缩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充要条件，而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股市楼市崩溃后，一直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经济却陷入漫长的衰退。事实上，经济学界目前正对日本问题进行一个再认识，克鲁格曼已经正式道歉了。
央行的货币增发能够引起通胀，取决于货币传到机制的效率有多高。所谓的货币传到机制，就是将中央银行增发的货币以及宽松的政策转化为最终购买力的机制。在滞胀时期，对劳工权益的的强大制度暴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高效的货币传导机制，使得央行的增发货币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劳工的收入，提高名义消费购买力。这就是上面述及的工资和物件螺旋上涨的机制，也为经济理论界所普遍认可。只是，目前的理论界只是注意到了工资和物件螺旋上涨机制的本身，而没有思考这一机制得以产生的深层制度根源。
这一货币传导机制在滞胀时期可以存在，但在现在却无法出现，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滞胀时期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自19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又开始走“右倾路线”，整个世界开始去“罗斯福新政”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去“国家化”、去“社会福利化”、去“工会化”、去“富人高税收化”等等。滞胀时期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有点过度，而现在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则是严重不足。
谢国忠 先生就是一位“滞胀论”者，他的理由也是工资和物价螺旋上涨会再次出现。显然他没有注意到这这30多年来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
结论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只会“滞”，不会“涨”。当然还要加一个前提：政府不存在通胀的“恶意”、“蓄意”。
（共道战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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