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高官减刑调查
来源：《文摘周报》2009年6月16日第一版
《文摘周报》编者按：中国大陆目前在押犯每年有20%—30%可获减刑，因贪腐而获减刑的高官获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比例要更高。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决定修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司法解释，于年内公布实施。江必新指出，要“防止区别对待，防止出现对原是领导干部罪犯减刑幅度偏大、减刑偏快问题”。
免 死 之 后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新查落马副省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这些官员由于位高权重，平时的贪腐行为不易被查处，一旦落马，被查实的涉案金额动辄在数百万元以上，导致重刑判决。其中，对于贪污数额巨大，远远超出刑法规定的死刑判决金额的高官，死缓判决成为一个突出现象。
10年过去，除了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官员，有多少已获减刑，有多少获得保释或保外就医待遇，目前有多少尚在狱中，只有零星的个案披露，比如邱晓华的出狱就任中海油研究员，以及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的保外就医。根据相关信息，这些官员实际服刑的期限比宣判的死缓、无期或者10至15年以上有期徒刑短得多，已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
而即使在狱中或下台之后，高官身份的部分待遇仍然得到保留和体现。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是，副省部级以上获罪官员，通常关押在地处北京市的公安部直属秦城监狱。这里是省部级高官服刑的集中去处，狱中生活待遇和管理，都比一般司法系统的监狱要优越和宽松。消息人士说，服刑高官除了受到最安全的保护，以及疾病治疗外，据说有一笔专门的基金，使他们可以按原来的级别享受医保。
减 刑 之 惑
原首都机场董事长李培英、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均为受贿过亿元，一审被判死刑，二审表示愿意检举揭发更多贪官希望立功减刑，这两个案子近期备受关注。有媒体认为，李培英和姜人杰二审判死缓可能性极大。如李、姜二人改为死缓，两年后转为无期自是必然，逐渐获得减刑亦没有悬念。
高官被判死刑和死缓之间的差别广受关注的背景，有一个“死缓等于12年”的谚语背景。这条俗语指的是，按照现行《刑法》减刑规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后可依照《刑法》规定继续获得减刑。对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后又被减刑的，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2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两年）。
这是一条针对所有已决犯的规定，而高官受到特别关注，原因则在于高官贪腐金额通常巨大，远超法定可判死刑的贪腐起点金额。由于贪腐一般属经济犯罪，不属《刑法》规定的抢劫、强奸、杀人、绑架等恶性暴力犯罪范畴，在“严控死刑”的背景下，免死现象就显得突出，容易引发民众对于权利庇护和重罪轻判“潜规则”的想象。
查询媒体报道，目前披露出来的高官或重大案件、重要罪犯的判刑个案寥寥，且均非当局正式披露，唯一的例外是2006年福建省高级法院公布远华大案中3名案犯因有立功表现由死缓判决减为无期，其中包括原福建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这次有限的披露并未涉及远华案其余案犯包括原副省部级官员李纪周、石兆彬等人的减刑情况。过程的“不透明”激发了人们对于高官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内情的猜想。
宽 严 之 变
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曾为陈良宇等高官辩护的高子程认为，执法弊端造成减刑过多过快的现象存在，与减刑、假释比例失调、减刑一股独大有关系。据学者杜永浩论文披露，眼下在押犯每年有20%—30%以上获得减刑。
保外就医是另一条出狱的捷径，高子程介绍，虽然保外就医规定病情好转应该继续服刑，现实情况却是一旦保外就医就很少回去。高官们大多年老体弱，容易通过就医的途径获得狱外执行。
减刑制度宽严度的掌握，近20年来曾经起伏。最高院曾在1991年和1997年两次下发有关减刑的司法解释，后者在尺度上放得更宽。学界认为，这和抓得太多，造成司法系统负担大有关系。制度放宽的背景之下，减刑过滥过快，且发生各种非法操作的情形。上海富商周正毅第一次入狱，4名干警非法为其操作减刑而落马。辽源打黑第一案的黑老大刘文义，一审获判20年，最后改判5年，因“技术革新”，服刑3年出狱，此后刘再次被抓，牵扯出4名吉林高法的法官。
“他只是普通职工，犯的是刑事案，判了十几年，刚开始跑动时，听说这个监狱不能减刑，那个监狱能减的，后来发现，都能减，主要看有没‘关系’，如何‘跑动’；你说‘改造好不好’，咋讲呢，只要你不在里边犯事，谁知道你到底改造好没；在里边闹点小事，关系够硬，有东西塞，减刑时也能糊弄过去。”一位曾经为入狱亲戚“跑动”过的人这样评价。此次最高院要求收紧减刑，意味着一个从紧周期的到来。
（据《凤凰周刊》段宇宏 饶智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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