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进入2009年，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多年的时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局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羡慕着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中国似乎迎来了空前盛世，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然而，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群众也都看到，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和危机，需要中国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和警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和危机已是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继续发展进步的根本关键，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所在。　　

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矛盾、问题和危机，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郑重向全党警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一、当今中国的矛盾、问题和危机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危机主要包括三农问题、贫穷与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与资源紧张问题、官僚腐败问题和民主政治问题等。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损害已经对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和危机提出了现实要求，只有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克服和解决，我们的社会才有和谐、富裕、文明的可能和希望。　　

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经济的稳步发展、劳动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人民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来尽可能缓解而无法彻底解决，从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抱有某种消极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不深、掌握不够的结果。社会主义本身是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和存在的，只要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就应该可以迅速有效的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任何轻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忽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对人民利益的藐视，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消极怠工的反应。　　

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09年4月29日做客人民网时说得好：“对待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轻视，更不能否定，而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这就是说，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并非一片光明，还存在着广泛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也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需要我们更加认真地去解决。”　　

中国有13亿人口，如何让这么多的人民都有工作可干，有饭可吃，能够安居乐业，最好能富裕起来，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人民生产与生活问题不解决，国家和社会就没有办法继续良好的发展下去，中国就是没有前途的，也是不可能“崛起”的。　　

经济发展迅速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模式科学，也不能避免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即使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暂缓矛盾和危机的爆发，但存在问题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迅速。经济问题不解决，经济发展总有放缓的一天，矛盾和危机总有爆发的时刻，而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危机一旦爆发将会危险和严重得多。　　

有人把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等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遇到的问题，说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处理得好，社会能够顺利发展，经济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并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　　

其实，中国的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历史上，在这阶段发展好的，只是些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在这阶段发展良好的原因更多是由于各种特殊的因素。比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欧美等，都有其特殊的成长因素，它们的经验并不具有一种普遍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中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本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的情况要比那些国家复杂、严重的多，只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一种成长期，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因劳动力廉价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引发规模宏大的经济扩展而使矛盾和危机没有表现得那么强烈，没有爆发而已。这种所谓国际经验本身也表明，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特征的所谓现代经济制度是不稳定的，是存在问题，容易出现矛盾和危机的制度。　　

时代进入21世纪，中国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已达到一种必须予以解决的程度。2005年3月中国《瞭望》周刊刊登文章就指出：“中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归纳起来，这个阶段特点有两个：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如果“政策失误，不但会使经济停滞不前，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作出的贡献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这些群体主要指农民和工人，到目前为止，农民的人均收入还很低，负担还很重。改革开放26年取得的成果，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的阶级，由于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作出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显然是不对等的。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是当前社会情绪一个重要诱发因素”。中国众多的专家和学者们早已在谈论中国何时会爆发社会危机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　丁元竹　先生2004年8月份主持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大部分专家就预测中国2010年前可能发生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危机。　　

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事情不会这样悲观，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良好领导之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国可以发展成一种像美国那样的社会，是可以保持一种和谐发展的稳定局面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抱有一定希望，似乎社会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会富裕起来，中国社会慢慢就会进入一种像美国那样的发达“中产阶级”社会，社会各阶级就会和谐相处，实现一种长久的稳定和繁荣。　　

而其实，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在中国只能是一种幻想。这种“中产阶级”社会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可以实现，在中国却是不可能的。中国和美国、香港、欧洲、日本等发达的“中产阶级”社会不能相比。这些地区和国家有多年的特殊发展历程，而且其发展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贫穷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经过了长期的经济技术发展，有了深入的国际化分工，在其他国家的贫穷基础之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磨合才有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今日的发达，才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存在，才形成其所谓“中产阶级”社会。是其他贫穷国家的“输血”，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这些国家才会有如此众多的“中产阶级”存在。　　

显然，中国要想以同样的方式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有多达13亿人口，由于国际环境和世界资源等等条件的限制，中国将很难再从其他国家吸取更多资源，中国本身只能是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也就是说，13亿中国人口中的大部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而不会是高收入的“中产阶级”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快速，也不可能使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阶层多到像美国和香港那样足以保证社会稳定的程度。　　

也有人说其他国家也存在和中国一样的矛盾和问题，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危机和动乱。他们认为中国化解矛盾和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所谓“公平正义”。而这些人所谓的“公平正义”其实指的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他们认为只要中国实现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对社会不满的贫穷者就可以有一个表达不满的渠道，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择自己满意的领导人，进而把自己贫穷的原因归咎于穷人自己，让穷人们认命，从而就可以缓解这些贫穷者的不满情绪，从而实现所谓的社会和谐。　　

这显然只是一种侥幸心里，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不管我们社会是否会发生社会危机，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应努力去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能听任这些问题自由发展和存在。这些矛盾和危机的存在无论如何都是不好的事情，在各个方面影响我们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危机，危机也许真的就会发生。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　　

二、现有生产方式存在弊端是矛盾和危机的产生根源　　

有些人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彻底的结果。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所谓“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进一步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就可以解决经济发展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就可以有效防止腐败与犯罪，就可以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在他们的大力鼓动、宣传和引导之下，似乎民主政治已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似乎中国不马上实行西方多党的所谓民主政治就没办法继续发展和进步一样。　　

其实，民主政治是好事，但民主政治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民主政治也不难，问题在于民主政治之后会怎样。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存在普遍的贫穷与失业现象，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定期的经济危机、严重的官僚腐败、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国内外反动势力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中国民主之日很可能也就是中国社会动乱之时。　　

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是中国民主的现实基础。但“有的地方村民委员会选举竞争行为不规范、贿选现象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和村民的参与热情，有的地方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人民网6月3日报道《通知》的编者按语）。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09年5月31日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扎实做好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严格依法办事，坚决制止拉票贿选行为，确保换届选举公正有序”。单单小小村委会选举都会这样，如果整个中国现在就实行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那将会是个什么局面？　　

中国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政治制度。政治民主虽然有效和重要，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对症之药。在中国的这些主要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所谓民主政治不但没有多大的益处，反而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构成威胁。　　

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出现的问题已经证明，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存在问题，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公权力对人们利益的实现有重大影响情况下，那些有钱有势的既得利益阶层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干预民主政治的正常进程，通过公权力来为个人牟取利益。这就使得民主政治失去应有功能和意义，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副作用。这些通过不正常手段在民主选举中取得相应公权力的人显然不是想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谋利益，否则也不会以非法手段去取得胜选了。这种通过不正常手段谋取私利的现象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的表现和结果。　　

而且，对于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等等问题来说，所谓的民主政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呢？现实情况可以说明一切。　　

我们不能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看上去挺好的，就要把其移植到中国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下的所谓民主政治其实也只是为资产阶级控制一切提供方便而已，根本无法为普通人民群众带来多大实质利益。这是多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证明了的事情。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政治都没有解决人民群众的贫穷与失业等问题，都没有真正体现和实现人民的权利与意志。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所谓民主政治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会过度地关心其他国家的所谓民主政治事业，甚至不惜以反民主、反人权、反人类的战争手段来推行其所谓民主政治。　　

不但如此，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治不但不能解决人民的贫困与失业等问题，反而会为社会动乱创造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从而增加贫穷与失业问题等的解决难度。民主政治无疑放松了对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束缚和管制，并为其发展壮大提供充足空间，使其获得进行政治斗争、争夺国家政权的有效渠道和条件。在人民贫穷而政治民主的条件下，会有各种各样的政客同各地不满现状的贫穷人民结合起来，形成各式各样的政治势力，激烈地争权夺利，争夺国家政权，其所形成的局面和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现实世界中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世界上有很多的所谓民主国家，但大多数都是经常出现动乱现象，而其人民却依然处于贫穷与失业之中。许多政治动乱都是贫穷的人民在民主政治中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利用所致。2005年的吉尔吉斯坦国家爆发的社会危机就是贫穷的人民被别具用心的政治人物利用的结果。这种动乱如果发生在人口众多的中国，那是不堪设想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存在。只有好的生产方式才会有好的民主政治，否则所谓民主政治也只是社会上有钱有势者的玩具而已。　　

在私有雇佣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必然控制着社会经济。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不但会以金钱操控民主政治，而且任何人民选举出的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也都只有首先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才能确保国家经济的稳步运行与发展，才能当好他的国家领导人。而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是以人民的贫穷和失业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人民的贫穷与失业就不会有勤劳刻苦的雇佣工人，从而也就没有雇佣生产的产生和存在，就不会有任何的经济发展。因此，选举出的国家领导人必须迎合资产阶级的权利意志，维护资本主义的固有生产与生活方式，打击任何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所谓民选的国家领导人来解决人民真正关心的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腐败与犯罪等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等问题是人民大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显然，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治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有的只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假象和人民群众永不翻身的贫穷和痛苦，只是资产阶级用来解决自己内部事情，并以民主的假象来麻痹和统治人民的有效工具而已。　　

因此，如果中国要建立一种稳定繁荣、和谐文明的富裕社会，就不能把民主政治建立在雇佣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民主政治虽然好，却只有首先解决好人民生产方式上的问题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对人民有好处。否则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也会变为侵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现在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在于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问题，是人民内部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有矛盾，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中国的问题，既不是生产力不发达，也不是什么民主或教育的落后。当然，生产力不发达、政治不民主、科技和教育落后也是问题之一。但这些既不是根本问题，也不是产生问题的根源。生产关系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生产关系上的问题不解决，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就不可能协调和平衡，生产力发展也会受到严重的束缚和影响。而经济基础则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一切，经济关系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政治民主也没有实质意义，即使科技和教育发达了，问题也不会有多大的解决。　　

云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张巨成　先生在其文章《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就说，中国现存的社会矛盾“仍然属于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明显也属于一种雇佣经济的发展模式，无论是私有企业、股份制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通过雇佣工人的方式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经济要依靠私人或国家的投资才能形成和发展，而雇佣的经济模式却只能使少数投资者或高级职员得到高额收入，广大的普通工人和失业者收入低微。这就决定了贫富差距、三农问题、工人就业、贫穷和失业、经济危机、劳资纠纷等等问题的产生和不可避免。可以说，只要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那么中国社会的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大部分的中国人民都将不得不处于贫穷困苦之中。私有雇佣经济方式相对于国有经济方式对生产力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生产关系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民的贫穷与失业，定期发生产的经济危机，人、财、物等资源的巨大浪费等等无不表明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束缚和破坏作用。　　

马克思早已证明了私有雇佣生产方式的这种本质和结果。私有雇佣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产生、存在与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其缺点和弊端至今明显依然存在。中国30年来的私有经济发展虽然迅速，人民生活也得到一定改善，但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三农问题、贫困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劳资纠纷、阶级对立等等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无不证明私有化不但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反而是有严重毒副作用的假药。中国只有彻底改变雇佣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这些矛盾和危机，实现社会的继续发展进步，进一并促进生产力发展。　　

其实，雇佣生产方式完全是一种因特殊原因而畸形发展起来的变态事物。其产生的特殊性在于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即强权者对自然资源等公共物品的霸占。自然资源是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根本基础，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资源以及其他重要公共物品的私有化必然导致人民生产竞争上的不公平、不合理，从而必然导致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的贫穷。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缺点弊端，如经济危机、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阶级斗争、腐败与犯罪、战争与动乱等等其实无不根源于这种变态的生产方式。　　

扬弃私有雇佣生产方式，建立一种可以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缺点弊端，由劳动者占有和管理自己生产劳动的新的联合生产方式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在。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为寻求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弊端，摆脱自身贫穷与失业的命运，实现自身更好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理论科学与现实运动。　　

因此，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显得不够民主，却远比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更符合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追求和目标的，在日常政治、经济决策中自会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目标和决定，也难以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所挟持，而且一旦明白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马上予以实践；而资产阶级掌控下的民主政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的。因此，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是当前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尽快解决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以没有雇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解决一系列的贫穷与失业、经济危机、阶级分化等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要求。　　

三、以扬弃雇佣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今日中国的矛盾和危机主要是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等等。显然，这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弊端。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弊端正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追求。正是为了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这种缺点和弊端人类社会才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20世纪初爆发了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最终在占世界五分之三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许多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　　

但是，无产阶级大革命是成功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基本上却是失败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以国有计划经济为基础和特点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不但无法解决贫穷与失业等社会问题，甚至无法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正常需要。它带给无产阶级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普遍贫穷；不是人和生产力的解放，而是对人和生产力的严重束缚和压制。特别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左倾错误的发生，给人民造成的伤害不仅是人民身心和财产上的，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　　

现在，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片面宣传与恶毒的造谣、诬蔑，现在的人民群众一提起社会主义，已不再是无限美好的憧憬，而是充满了嘲弄、怀疑与不满。人民现在似乎宁愿选择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也不要过去那种泛泛而谈、内容空洞、不切实际，却恐怖贫穷的所谓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没有回头路的！　　

到了20世纪末，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对淘汰这种错误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现实的要求：要么以新的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而代之；要么就恢复私有雇佣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前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种务实求发展的战略，暂时搁置了问题的解决，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各种方式全力发展社会经济。　　

显然，邓小平的做法是正确的。虽然邓小平没有解决问题，但他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客观上拯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使得中国没有发生像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垮台现象。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国有计划经济的弊端而造成的对人民生产与生活上压力，使得中国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毫无疑问，虽然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重大问题，却并不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完美，更不是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失败而行不通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重新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摆脱或解决其自身存在的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等的缺点和弊端。时至今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问题依然在无时不刻地折磨着人民；那些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并没有因恢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得到多大的好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要是能够够解人民的贫穷与失业等问题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高度发达了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等问题早就应该被消除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在　09年4月29日　在人民网上的文章讲得好：“第一，几千年的私有制没有把我们国家引向繁荣富强，而是民不聊生、国运衰退。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丧权辱国，私有制没有挽救中国，所以不是说搞私有制就能把国家搞好，几千年的经验教训能够说明这一点；第二，从世界范围来看，全世界有190多个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发达私有制国家，不到10%。所以，不能说私有制国家就一定会使经济发达，中国实行私有制，不是必然就可以向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看齐；第三，中国如果变成私有化的国家，也只能步苏联的后尘，甚至还不如苏联。因为中国的生产力比苏联还要落后，我们又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搞私有化，原来由社会主义产生的民族的凝聚力就会失效，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就会凸现出来，就会丧失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几十年来的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私有雇佣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但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民仍深陷于广泛的贫穷与失业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开始定期爆发，腐败与犯罪严重，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等等。显然，实践在证明国有计划经济无法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也证明私有经济同样无法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出路，中国只有继续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有前途、有希望。　　

而事实上，中国过去那种以国有计划经济为根本内容的所谓社会主义，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理和要求，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依据社会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弊端根源于雇佣生产方式，只有建立一种新的没有雇佣的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才能唯一地解除这些缺点弊端，并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国有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显然只是以国家代替了资本家，劳动者只有被国家任用或雇用时才能参加社会生产，一切都要在国家的计划安排管理下进行，人民要听党的话，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干得好就拿到一点工资形式的收入，干得不好就被“辞退”。这显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联合劳动，只不过雇主不是私人而是国家而已。国有企业归国家而不是劳动者所有，这本身就表明国有计划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是要解决人民的贫穷与失业等问题，国有计划经济做不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是要实现劳动者的经济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国有计划经济制度在客观上却在压制着人们的经济自由，人们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社会主义是要使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而国有计划经济事实上与此却恰恰相反，使劳动者成为了国家的职工，国家成为了劳动者的主人。这种国有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不知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显得非常苍白，几乎没有任何成就，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都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所采取的措施，大都只是根据150多年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简单设想，没有任何一点的创新和逾越。这种完全依靠150多年前的人们对未来社会极其简单的设想来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做法，怎能会不失败呢？　　

其实即使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彻底解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其所预想的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措施、做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和不足，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切实际、不够科学的成份在内。当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才发现仅凭这些根本就无法成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直到现在，十月革命胜利已有90年时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已经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而恢复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迹象。　　

显然，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被搁置。根本生产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不解决，必然会产生存在一系列的社会弊端。现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弊端明显就是生产方式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长期发展，产生了许多矛盾并积累至今的一种必然后果。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私有雇佣经济的大发展都充分反映了中国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国有经济存在问题，不得不以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等社会弊端的私有雇佣经济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　　

因此，要解决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弊端，必须解决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创新发展出一种新的既能克服国有经济的不足，也能克服私有经济不足的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创立这种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关键和目标基础，也是解决目前已经非常严重和紧迫的矛盾和危机的唯一办法。　　

2009年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党和政府在国内和国外都面临空前巨大压力。爆发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笼罩着中国，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则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开展活动，试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控制中国经济，遏制中国发展，挑拔中国社会矛盾，制造种种社会混乱。而中国国内则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突出，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满情绪增多，群体暴力事件频发。粉碎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阴谋与破坏，解决一系列矛盾、问题和危机已是当前中国最紧迫、最根本和最重大的任务。　　

显然，只有解决人民根本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以科学、有效、合理、崭新的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中国这些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两极分化才能消除，人民的不满情绪才能化解，才能粉碎国际政治势力的阴谋与破坏活动。　　

经济危机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因生产关系存在的桎梏和问题而突然停止流动的表现和结果。因此，化解经济危机的根本关键在于解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作用，以新的生产方式充分调动社会的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使之重新结合并流动起来。在雇佣经济方式下，人、财、物的流动取决于资本家阶层的经济预期及其基本投资利润率。在经济危机的环境和条件下，国家和社会根本无法调动起资本家阶层的生产投资热情，从而也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任何有效办法和措施。　　

要想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只有建立和充分发展一种新的没有雇佣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方式。私有雇佣经济下资本家的生产是为了资本的保值和增殖，经济危机时只有停止生产和投资才能确保资产的安全；而没有雇佣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下劳动者的生产则是为劳动者自己创造财富，即使在经济危机中劳动者也要为自己创造物质财富。因此，这种联合经济的确立对解决经济危机来说作用是立竿见影的。当无业的劳动者建立了这种没有雇佣的联合经济，为了劳动者自己的利益，劳动者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也会努力行动起来，租办公室、购买办公用品、购买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经营、销售产品等。显然，这促使社会人、财、物等经济要素充分结合与流动了起来，迅速高效地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大大增加了社会消费，立竿见影地解决了社会经济危机问题。　　

对于两极分化与官僚腐败的问题也是一样。在雇佣生产方式下，社会生产要依靠资产者的投资才能形成和发展，而雇佣的生产方式只能使少数资产者和中产阶级富裕起来，这样社会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由于存在这种两极分化和阶层利益冲突，公权力就成为利益冲突中的一个决胜关键，社会公权力的异化就成为必然，官僚与腐败也不可避免。　　

而在社会主义联合经济下，一切都是平等自由的，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经济权利，都有一样的财富获取渠道和实现方式，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阶级分化、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已然不见。与此同时，在平等和自由的联合经济方式下，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利益已无矛盾，社会公权力对人们相互之间平等自由的、没有矛盾的财富生产影响已然不大，人们没有必要也无法再通过社会公权力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官僚腐败现象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现在的中国，情况其实有点像马克思当年所说德国的情况：“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15页）。　　

现在的中国，不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所有问题都难以解决，也难以避免社会危机的爆发。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是雇佣经济，矛盾和危机主要根源于雇佣经济的内在缺陷。因此，中国唯一实际可能的出路是实现社会主义联合经济，只有没有雇佣关系的，既能克服国有经济的缺陷和不足，又能克服私有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方式，才能唯一地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这种社会主义联合经济的成功建立，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阶级的消亡、共同富裕的实现和人与生产力的解放。　　

社会主义是新事物，需要一个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就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半途而废！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了，但这些国家实践的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失败并不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人类没有理由从此就放弃任何前进的努力与希望。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也只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种因为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对社会主义产生失望情绪，进而迷信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人类除此就别无出路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幼稚和轻率的！　　

在存在弊端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必然会发展到一种没有这些弊端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毫无疑问的将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失败是成功之母，国有计划经济的实践已经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知识和理论空间，我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在国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已。　　

显然，这主要是理论问题。而理论问题是可以很快就解决的，绝不是国内外某些人所故意宣扬的：“对于部分人的贫穷问题，除了经济和教育发展外无法解决”；“共产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思想高度文明、物资产品极大丰富、人民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时才能实现”。　　

四、自由与繁荣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是现实存在的　　

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的矛盾、问题和危机。毫无疑问，扬弃雇佣经济，建立一种没有雇佣、人人平等、自由繁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是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和危机的根本和关键。　　

然而，社会主义联合经济是什么？国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联合经济吗？贫穷、失业、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等等社会问题是可以彻底解决的么？存在一种比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更有效合理、更能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么？　　

对此，许多人都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包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在内。在这些人看来，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贫穷、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等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必然现象，是一种自然的产物，只能尽可能缓解，不可能彻底解决；私有雇佣经济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优秀的经济体系，除此之外人类别无选择。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失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依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取得重大成功的客观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本书不同意这样悲观的宿命论！本书的论证表明，存在一种可以有效替代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模式。本书主要就论证了这样的一种联合经济模式，证明了它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现实可行的，是唯一可以解决现今社会各种问题的方法、出路。这种科学社会主义联合经济模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基础，以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为手段，劳动者真正占有和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科学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了起来，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理想。　　

在现在的中国实行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不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相矛盾和冲突。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却实实在在、稳步发展、必然成功的过程，一段时间内都是对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有效补充。过去，中国以私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补充力量；现在中国至少应以这种社会主义联合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补充。一切以实现人民幸福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决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人们的思想一直不自觉的被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逻辑思维占据着，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惯性。人们一直错误地把谁投资企业生产，企业生产就应归谁所有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私有企业的产生和存在是这样，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存在也是这样。　　

私有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国有经济都有一个共同点：通过雇佣工人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生产。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也决定了它们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雇佣本性。这三种经济形式构成了今日中国经济的几乎全部内容，成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基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根源于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也根源于此。也就是说，自建国以来，中国实行的都是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雇佣经济制度，而不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制度。国有经济与纯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相比，实际上只是雇主不同而已。　　

虽然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一直标榜自己的国有计划经济制度是按劳分配的，一直以按劳分配为行事原则，一直在追求按劳分配，但其实人们甚至根本还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还没有形成对按劳分配的科学思想和认识，现实中也还从来没有实现过按劳分配。　　

国有经济的这种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和原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但却是事实，对此我们无需大惊小怪。国有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国有计划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初步的、错误的、不成熟的尝试，它不代表社会主义，它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本书第三章的内容论证了国有计划经济的这种雇佣性质，并指出了国有计划经济思想的产生原因和失误之处，并指出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　　

当人们摆脱这种按资分配的逻辑思维模式，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客观经济的基本原则，认真考察研究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的缺点弊端时，人们就会清醒的认识到：不论企业生产是由谁投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只应归企业劳动者所有！这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当企业的所有权归企业劳动者所有时，市场经济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就必然是一种市场经济。而当人们以此为基础来看待一切社会问题时，一切就变得不那么复杂和困难了。　　

雇佣经济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和阶段。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和变化着的，人类智慧总能克服和解决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只要人类社会现存的经济模式存在缺点和弊端，人类就应该有能力和智慧克服解决这些缺点和弊端，创新出新的符合人类需求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客观上应该存在一种比私有雇佣经济制度更能有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研究和探讨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延续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正如前文所说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解决了社会主义原理问题，揭示了雇佣经济的本质缺点和弊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应用问题，研究探讨出可以科学有效地替代雇佣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从而解决今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　　

解决社会主义理论的应用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人民内部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不能只靠政策倾斜，根本还在于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人民内部之间利益关系的表现，不确立合适的经济制度，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根本就无法协调。中国要解决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成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成功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有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应用问题，才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与希望。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扬弃。为此，本书第一章的内容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缺点和不足，以及它们是如何在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中国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并威胁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缺点和弊端的描述基本都是马克思曾经论述过的，在此以个人的视角和逻辑重新阐述只是揭示问题的产生根源，从而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找到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也明确了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社会仍具有的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论述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缺点和弊端，谈论资本的剥削与压迫本性，探讨扬弃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并不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自由发展。这只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学术性的探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要途径和手段，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必要行为。　　

正如本书所言，科学社会主义是符合包括资本家阶层在内的所有人民的利益的。资本家也是人，赚钱同样只是一种手段，幸福的生活才是一个人应有的合理追求。只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原因，才使有才能的人在生存与发展上被迫依靠剥削的雇佣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正是人们摆脱雇佣生产方式下恶性竞争的最好方式，是实现真正民主与自由的基础，是人民实现自己幸福生活的根本关键！　　

在本书中，社会主义一词的内涵取自于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下的概念。之所以加上“科学”二字，是为了同过去那种脱离马克思主义本意的、存在缺陷的、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这正如马克思于1874年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3卷，290页）。　　

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样，在本书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的，可以相互取代。我们必须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思想极度文明、人们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等所谓共产主义高级目标理想区分开来。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应是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高级理想目标的所谓共产主义。可以作为我们社会实践行动指南的，必须是一种科学，否则将导致社会实践行动的重大失误。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严重左倾错误，如“一大二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基本都是要实现一种不科学的仅仅是一种高级目标理想的所谓共产主义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完整和系统的，是有机地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社会科学学说；这种学说侧重于原理的论证，而不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更不是要人类达到一种什么终极完美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40页）。显然，共产主义不是脱离实际的什么终极完美目标，而是依据现实社会种种缺点与不足所产生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科学。把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从不科学的高级目标理想上回归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看完本书的读者们可能会恍然大悟般清楚地明白，很多事情其实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见到的那样：　　

1、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等来标榜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客观上其实正在阻碍着人们获取自己私有财产的努力，使人民在获取自己私有财产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现象。贫富差距、贫穷与失业、经济危机等社会现象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这一切缺点弊端的最好证明；　　

2、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人民的公共财产权被侵犯和被霸占的基础之上，是少数人霸占了人民应有的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的结果。直接的私有经济的产生和存在，间接的人民的贫穷和失业、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战争与动乱等等都根源于此；　　

3、社会主义与私有财产并不矛盾，反而根本就是为人民能够更好的获取私有财产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就是要人民能够更好的获取私有财产,是使人民更公平、更自由、更民主地实现自己私有财产，最好生存与发展的手段、方式和理论。　　

4、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但不应分离，反而应尽可能的相结合，结合得越好越紧密，企业的效率效益就会越高；国有企业弊端重重的根源正在于因企业的国家所有而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得太离谱了；其实私有企业也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因此也存在缺点弊端；只有把企业所有权交给企业的员工所有，企业生产才能真正合理、有效、科学，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　　

5、国家不可能安排和计划好人民群众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人民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只应由人民自己来占有和决定，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应该怎样做，从而才能解决经济领域中最根本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　　

6、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科学和现实可行的，是现在即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现在就可以消除贫穷与失业，消除阶级分化，杜绝经济危机，实现共同富裕。所谓“按需分配、各尽所能，生产极大丰富，人民极度文明”等等有关共产主义的描述，都只是一种未来社会的可能状态，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本身，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　　

7、科学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应是以员工所有制企业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产生形成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的企业制度。科学社会主义是国家或社会为个人提供什么，而不是个人向国家或社会奉献什么；　　

8、社会生产的联合范围和程度并不是越大越好，一切应由人民在国家的帮助下，根据生产力的要求自己来决定，生产的联合范围应该是越小越好，越专业、越细致越好；　　

9、国有计划经济的失误只是扩大了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范围、程度、功能和意义而已；应把联合劳动的占有和管理权交给人民自己，让联合劳动在企业的范围内进行，由人民自己占有和决定；　　

10、单一国有经济不可能存在有效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同一的国家，就像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一样，相互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行为，也就不会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只有以劳动者个人组成的所有权相互独立的员工所有制企业为社会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　　

总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空话，也不是官话或套话，这是本书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中国只有解决贫富差距、消灭贫穷和失业、克服官僚与腐败现象、杜绝经济危机、消除阶级分化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才能保持持续的繁荣、稳定和发展，才能有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这一切！　　

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灵魂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政党执政的问题，它更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是人类探索更加文明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象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命运。不止是13亿人口的发展和进步，更是人类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历史命运的最终抉择；中国的发展变化既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命运，也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命运；人类是依然要深陷于资本主义的泥潭，还是能成功开拓出崭新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就全看中国如何发展和变化了。　　

为此，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共能否有效领导中国，决定着人类能否有效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空前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中国既能保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不能不钦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与睿智。中国共产党引领全世界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崛起；不这样，中国就只有落后与混乱。这是中国的历史宿命！　　

本书没有回避一些重大的敏感话题，也直言指出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不足。我想这是必要的，也是正常和合情合理的。任何的工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特别是在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伟大而庞大的创新事业上。但追求完美应是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对于中国也应这样。在当今文明时代，中国也有必要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本书论证了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策方针的科学合理性，证明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要求，而更是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民利益上的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于2004年5月28日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入钻研探索，组织协同攻关，努力拿出无愧于时代的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　　

希望本书能够为此做出一点启示性贡献。　　

通往自由与繁荣的联合之路

——探索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　　

前言：中国应如何化解当前的矛盾和危机? 3　　

一、当今中国的矛盾、问题和危机. 3　　

二、现有生产方式存在弊端是矛盾和危机的产生根源. 4　　

三、以扬弃雇佣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5　　

四、自由与繁荣的社会主义联合经济是现实存在的. 7　　

第一章生产的雇佣本性是各种社会弊端的产生根源. 9　　

第一节、贫穷与失业是私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9　　

第二节、剥削和掠夺是私有雇佣生产的本质内容. 14　　

第三节、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本质上是反自由、反民主的.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