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0/05/content_12182732.htm
“最不愿意来，却坚持到最后”——张芬用这句话来描述她在一个偏远贫困山村４０年坚守。
她是最后的“知青”之一，犹如一块被政治浪潮远远抛上岸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约１７００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接受农民再教育。
与绝大多数知青不同的是，张芬在“文革”结束后仍然留在农村。来自重庆市中心的她，放弃了舒适的家来到农村，住在一幢紧挨悬崖的破旧木屋里，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
她打算今年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２００３年，重庆的变化让她震惊，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已面目全非。
最后的知青
如今张芬返城一趟需要７个小时。但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当她和另外１１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３５０公里外的黎水公社时，花了２天２夜。
此时距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过了１０个月。时至今日，她依然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地念出那个指示。
１９８０年这项运动宣告终止，但张芬选择继续留守农村。
“我什么活儿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说。
张芬的手满是皱纹，老茧坚硬，手指关节突出，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泥，这些都是长期重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在沟壑纵横的黎水，农业机械没有用武之地。
“过去４０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她说。“累的时候，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张芬生于１９５０年４月。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张芬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时，正念初二的张芬加入全国大串连，去了上海和北京。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毛主席接见了包括她在内的数万名红卫兵。这成为她“这辈子最最难忘的时刻”。尽管革命热情高涨，但张芬还是不愿意离开城市来当知青，不过她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
嫁给农民
张芬依然清楚地记得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极度疲倦的知青们掀开被子，发现被窝里满是虱子和跳蚤。她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她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悖于革命事业，会被人唾弃。很快，张芬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她搬进谭家院。在那里她认识了谭顺发，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鳏夫。谭比她大１４岁，是大队里最穷的农户之一。谭顺发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
于是有人帮忙撮合他们。一开始，张芬不愿意。但慢慢地，她开始认可谭顺发的老实诚恳和热心肠。他也经常帮张芬干农活。尤其让张芬感动的是，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得到谭顺发的细心照顾。
“当时觉得没有回城的希望，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重庆方言，意即谈恋爱）。”张芬说。
但她的决定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两个弟弟甚至威胁要打断她的腿。
张芬的决心更让人吃惊，她撕掉了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那张表意味着她可以返城工作，而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的梦想。
家人被她的做法激怒，断绝了与她的关系，直至１９８９年她婚后第一次回城。
“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我走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贬低我。而且我的行为会给知青抹黑。”她解释说。
１９７２年４月，张芬与谭顺发登记结婚。“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母亲１９７０年病逝前，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我父亲比我母亲大１１岁，我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张芬说。
婚后，张芬拼命干活，希望改善家境。谭顺发说：“结婚后她很快适应了妻子的角色。虽然我是个农民，半文盲，但她从来不嫌弃我。”
“她一直很坚强，很乐观。不管干活有多累，我从没见她哭过。”
贫穷之痛
尽管如此，谭家依然贫穷。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也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谭顺发和张芬所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谭东富于１９９２年离开农村，远赴１５００公里外的浙江省永康市打工，他的月薪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那一年，谭东富１９岁。巧的是，１９岁那年张芬成为知青，从城里到了农村。
１９９５年，张芬当选为拥有８００户人家的靠河村村委会主任。她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并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她估算了一下，黎水镇一万六千多人中，有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打工。
１９９７年，靠河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村通电。也正是在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战”。她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但家里却付不起谭红斌第一学期４５００元左右的学费。
张芬既骄傲又痛苦。骄傲是因为她能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痛苦是因为她承担不起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为了供谭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谭智强把唯一的耕牛卖了，谭东富拿出打工所得。张芬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此外他们还被迫向人借了５００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２５元。这笔钱他们花了８个月才还清。
一家人齐心协力挨了５年，谭红斌终于在２００２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谭东富一直打工赚钱，谭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张芬说。
还是因为贫困，张芬在父亲１９９７年去世前，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没钱，路费都付不起。１９８９年那次回去，是弟弟给我寄来了路费。”
城乡差距
如今，张芬和谭顺发过着“空巢”的日子。老两口耕种着１亩水稻田和半亩玉米地。
“跟４０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已经实现通电、通自来水、通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安装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她说。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张芬说。
她担心自己万一患上重病，掏不起医疗费。
中国政府于２００３年开始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帮助广大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根据规定，一旦农村居民患上重病，新的医疗体系可以为患者报销最多６０％的医疗费。
不过包括张芬在内的广大农民仍然担心，一旦患重病住院治疗，仍然付不起动辄数千元的住院费。
下乡４０年，张芬四次返城，这让她确信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她说。
张芬估计去年黎水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大约３０００元，不到重庆城镇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２００８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１５７０９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度的指标之一，城乡居民收入比去年扩大到３．３６比１。
张芬认为，毛主席非常伟大，但“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原因一是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她坚持认为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罕有的成功者，因为她建起了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并“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张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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