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四化：三十年最深刻之变迁

工农四化：三十年最深刻之变迁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9-10-08　　

（本文大意：观察工农民众及其他底层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是观察一个社会，一种制度，一个人最根本的方法。产业工人贫民化，集体农民流民化，工农民众边缘化，工农底层劳动者驯服工具化，是三十年来最深刻的社会变迁。这是与无论冠以什么名堂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格格不入的。工农底层劳动者的“四化”，是在迎风飘扬的“五面红旗”下发生并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化改制而成形的。无论什么力量什么方法也无以阻挡占人口90%以上的工农民众底层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　　

       三十年来，最深刻的社会变迁是工农“四化”。　　

       一，产业工人贫民化。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全国一盘棋式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私有化改制，数千万产业工人被改变身份，被剥夺了生存资料稳定来源，沦为平日里只能依靠扫大街、看大门、摆地摊的零打碎敲，或开黑车、玩碰瓷、拉皮条的歪门邪道生存，关键时求得官家一点施舍救急的城市贫民。都市中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西装革履、洋房别墅，与他们毫不相干。　　

二，集体农民流民化。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被全国一盘棋式解散，公社社员沦为分田单干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土地经济”大规模发展以来，他们又成为失地农民，也就是贫农或雇家，并以每年近千万规模增加着。他们随着“经营城市”“外向型经济”浪潮在全国范围内颠波流离，数十亿人次的“农民工大迁移”，一年一度，规模愈来愈大，“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绝无仅有。他们无产无业，做工与生存均无定所，上不能瞻养双老，下不能呵护子女，本人受伤患病或力衰年长，即陷入无以赖生存的绝境。　　

三，工人农民边缘化。贫民化的原产业工人与流民化的原集体农民，按有劳动能力者计算，大约在3.5亿左右，如果连他们父母子女也计算在内，恐怕要有接近8亿之巨。如果按官方认定的“新阶层”有1.5亿的数据来推算（据新华网 《统战部：新的社会阶层指6种人约1.5亿 尚需健康发展》  2007年02月16日 ），“新阶层”之外的工人农民加上城市贫民、城镇店员、中小学教员、乡村医生等， “旧阶层”则可佔到总人口的90%以上。而这接近90%的工人农民，“政协”里没有他们的委员，“人大”里没有他们的代表，党委里没有他们的书记，海外华人里没有他们的亲戚。最近的全国人大会议，最撑门面的数字也就是出现了农民工的三个代表。60年国庆游行彩车上的演员，据说只有一个农民工。观礼台上到底有没有，官方新闻中则连提及仿佛也没有提及。至于在这三十年的文艺作品中，尤其是传播量最大的影视作品，其主人翁、讴歌形象，除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外，就是地主财主豪门恶少，几乎没有一个工人农民，还不如上个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笑星”以糟蹋农民起家，“你个臭农民！”成为新潮国骂。以工人农民为基本载体的社会风气，如崇尚劳动，赞美简朴，节约惜物，诚以待人，已经荡然无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圈子中，极难找到工人农民底层劳动者的身影，他们被远远地边缘化了。　　

四，工农民众驯服工具化。工农民众，包括还有点沾沾自喜的“小白领”，在教化成“会说话而不准说话”的驯服生产工具。政府官员在彻底清算他们的“国有情结”。法学家热衷讨论他们的“恶意讨薪”。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是“自杀作秀”。“外向型经济”破产，改革家要他们“返乡创业”，为“产业转型”让路。多“退税”换来了新订单，“企业家”又要他们“离乡就业”，为“民工荒”补缺。中央政法委在教导工农民众：“越级上访、边打官司边上访不利于解决问题”，并出台了“进京挂号”“恶意挂号”“违法闹访”三个新罪名。各地各级政府机构相继设立了“维稳办”，北京周边六省市挖深拓宽了“护城河”。“群体事件”后，应当承担根源责任的官员被“严重警告”或“撤销职务”，“信谣”“传谣”“偏激”“参与打砸抢烧”的“不明真相群众”，轻则给予“法制教育”，重则“依法”送进班房。虽然经济建设是中心，但“维稳”却是硬任务，对“恶意讨薪”“自杀作秀”“违法闹访”几种人惩治力度越来越大。在国家政策、主流舆论、属地政府的多重教化下，已经贫民化、流民化、边缘化的工农民众，绝大多数成为“新阶层”的驯服生产工具。　　

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底层劳动者，这个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四化”，是与无论冠以什么名堂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格格不入的。看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伟人还是小人；看一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奋斗还是折腾；看一个制度是民主还是专制，是进步还是倒退，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底层劳动者有还是没有最受统治集团崇尚、保证、保护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崇尚、保证、保护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底层劳动者这样一种地位的，如果是人，他就是好人、伟人；如果是事，它就是好事，是奋斗；如果是制度，它就是进步制度、民主制度。他今天崇尚、保证、保护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底层劳动者了，他今天是好人，是伟人，他明天反其道而行之了，他就是坏人、小人。他昨天这样做了，他就是做了好事，是在为民奋斗，他今天反其道而行之了，他就是在做坏事，是在折腾。以前有这种制度，那个社会就是进步的，民主的，今天没有了，这个社会就是倒退的，专制的。有的人，嘴上说的；有的事，表面办的；有的制度，自我标榜的，那是不算数的，得看这个人底下的工人农民，得看这个事后面的底层劳动者，得看这制度给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底层劳动者带来了什么。所以，高楼再高，我未必以为其高；盛典再盛，我未必以其为盛；口号再响，我未必以其为响。我要看工农底层劳动者“四化”能不能消失，消失得如何。　　

工农底层劳动者的“四化”要得以消失，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五面红旗迎风飘扬，改制歌声多么嘹亮”，工人农民底层劳动者的贫民化、流民化、边缘化、驯服工具化，就是在迎风飘扬的五面红旗下发生的，就是在深化改革的歌声中，在反腐打黑的枪声中形成的。工农民众底层劳动者的“四化”将一些人与事的脉络映衬得缕丝毕现。“实践标准”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为“不分社资”“不分公私”的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铺平了道路。这是为什么不断地纪念“实践标准大讨论”的一个根本原因。连续三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非正常更替之后，必然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南巡讲话”。现在更名为“南方讲话”则别有一番滋味。“三个代表”之所以乏于“准确解读”，无非是因为执政党所想代表的与它所能代表的并不一致，纵然巧舌如簧也无济于事，它在普通民众与改革精英中同时遭遇“冷场”。装备精良的武装警察“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义形于色的黑衣法官宣判“恶意讨薪”“违法闹访”，则表明曾经的国家机器发生了怎样的变异。在工农底层劳动者贫民化、流民化、边缘化、驯服生产工具化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被全面私有化“改制”。在私有制成为“官制”的制度下，工农底层劳动者必然如此沦落，绝不会有另外一种地位。所以，我觉得，不能以为举一举红旗，唱一唱红歌，反一反贪官，打一打黑帮，或者搞一搞“减租减息”，工农底层劳动者的“四化”就会跟着消失了，不可能的。王进喜只能产生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庆油田里，“非公经济”实体老板、工头手下的“农民工”“合同制”，朝不保夕，时刻准备着“返乡创业”，怎么会成为“铁人”？“践行着科学发展观”县委书记们，正在一心一意流转土地、买卖山林，心无旁鹜迎接“民间资本”大举下乡，永远也成不了焦裕禄。所以，举旗，唱歌，反腐打黑，只要没有工农底层劳动者并肩其间，或者只听到他们的感恩戴德，那么，这一切，大约只能算是执政者的自我调整。国庆盛典的四个方阵作前后走，看似和谐，其实却貌合神离，走的并不是一条道。　　

但是，工人农民这些最底层劳动者的贫民化、流民化、边缘化、驯服工具化，是一定要终结的。毛泽东去世了，学习实践他的思想的人在。学习实践他思想的“老头老太太”死完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唱歌呀，跳舞呀，旅游呀，圣诞呀，谈情说爱呀，埋头学问呀，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尤其是年青人。谁也知道享乐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对中国事情感兴趣的内外势力正在用享乐来争取他们。然而，这不仅需要欲望，还需要金钱，而金钱并不会凭空光顾所有年青人，“老头老太太”死完了，他们“啃老”的嘴巴就得闭上。到了年青人只剩下享乐欲望而没有了金钱垫底的时候，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烦躁，现在的社会就在天天发着无名火，将欢乐的场子限定在护城河之内。看看城乡到处都是的游来荡去的“学子”，有良心的社会学家未免仰天长叹，无良心的社会学家就要一跑了之。信心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但官家、商家、艺术家的信心加起来有几成金？据媒体透露，单是“官娘子”“高衙内”先跑为快的，至少也有一百万。反腐打黑之余，还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老头老太太”总是要死的，但也并非所有的年青人都有幸活成“老头老太太”。 《法制晚报》披露，“自杀已经成为我国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在这个时分，那就什么力量，什么方法，也阻挡不住“四化”了的工农底层劳动者，以及在自杀门口徘徊的年青人，想一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应当怎么办。什么样的上层盛典也阻不住这种底层地火的运行。那时，烦躁社会就会寻到出路，无名业火就会烧毁腐朽，“老头老太太”死光了，中国却会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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