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货币化：中国金融的幸运和不幸
作者：钟伟
【南方周末】
虽然中国30年来CPI平均不过4.8%，表象上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极速增长，仍然使货币当局巧妙地、不知不觉地取走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这种进程就是所谓的“货币化”
1980年代初，中国曾经流行过一个词汇，叫做“万元户”，这些当年作为先富裕起来代名词的“万元户”，经过30年的中国金融洗礼，其财富的可能膨胀和缩水状况如何？
我们分别选取1981、1991、2001和2007年这四个时点来考察，看看货币可能的变迁途径。
第一种：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上述四个时点分别为：500元、1700元、6800元和13800元。因此“万元财富”要跟得上人均货币收入增长，30年前的一万元，大体和现在的27-28万元相当。当然也有另外的货币收入变动口径，例如以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看，上述四个时点则分别为780元、2300元、10800元和21200元，这样算下来结果差不多。从业人员的货币工资，在过去的30年间，每10年增长约3-4倍，这实质上就意味着储蓄起来的1万元必然随之贬损。或者说，1981年的1万元，大约相当于当时职工13年的工资，或者家庭人均20年的收入，按照目前工资或收入水平来推算，当年1万元应该大体相当于现在的27万-28万元的水准。
第二种，从居民人均储蓄看，上述四个时点居民储蓄总额分别为：523亿、9200亿、7.4万亿和17.3万亿，考虑人口变化之后的人均储蓄为52元、800元、5900元和1.3万元。这样算来，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
从上面两种很粗糙的计算看，“万元财富”经不起时间的折磨大幅度缩水，假定中国有类似美国一样的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国债（TIPS），那么以1981年为定基，四个时点的CPI指数分别为100、199、390、440，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居民早在30年前就能够购买和CPI指数挂钩的国债，当年的1万元到现在也就仅仅4.4万元而已。假定当年的“万元户”采取五年定期储蓄不断滚动定存，即便考虑到保值贴补，当年存入银行的1万元今天充其量也难超过10万元。
例子可能是粗糙的，但结论显而易见：过去30年，钱本身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不值钱”了！
虽然中国30年来CPI平均不过4.8%，表象上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极速增长，仍然使货币当局巧妙地、不知不觉地取走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这种进程就是所谓的“货币化”。
一国货币化程度以及相关影响的研究，在国际上兴盛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以后显著降温。国内的先驱研究则是易纲在2001-2003年完成的，易纲测定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货币化进程、汇率变动、货币化和价格变动的关系。为了便利起见，我们不妨把事情说得更直白一些。
过去30年，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一个维度是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1980年代初期，可能只有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才用得着钱，并且还得有票证配给，才能派得上用途。当时的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上是公费的。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上述领域大体都货币化了，上学贵、看病贵、商品房更贵。不仅如此，连许多不应该货币化的领域也充分货币化了，举凡行贿受贿、买官卖官，钱都是背后的根本推手。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本身就要求货币当局发行更多的货币，原来“高福利、低工资”的劳动报酬结构，也逐渐向以货币收入为主、以社会保障为辅的结构倾斜了。
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另一个维度是货币发行规模的惊人膨胀。以每年净投放的现金看，1981年为50亿元，2007年则为3300亿元，增长了66倍，流通中现金则从3200亿增长到2.7万亿，这还没有考虑银行卡对现金的巨大渗透和替代效应。以广义货币M2的余额来看，1981年为1.9万亿，2007年则为40.3万亿，增长了21倍，在过去20年，即便在M2增速最低的2000年，也达到了同比增长12%。信贷和广义货币的投放持续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过去10年，中国的M2/GDP比率始终是全球最高的。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截至2009年上半年，M2余额达到了57万亿，同比增速28.5%,信贷余额37.7万亿，同比增速34％,流通中现金余额达3.37万亿，同比增速11.5%。中国经济似乎被宽松的货币供给和同样难以遏制的工业规模膨胀所笼罩，经济运行类似于被过度润滑的车轮，快速向前。但是很遗憾，劳动力要素分配在GDP中的占比、职工货币收入的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扭曲都已难以掩饰。无论如何，职工收入增长赶不上发钞增长的步伐。
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带来了许多幸运的事情，一是货币化能够使得财力实际上向政府集中，不利于持有银行储蓄或中长期国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二是货币化能够使得银行体系的总资产不断膨胀，快速扩张不利于银行维持稳健的资本充足率，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稀释甚至掩盖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周小川曾指出，在2003年之前，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化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产规模的扩张，然后才是治理结构的改善。从过去的30年看，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是政府得以统领经济改革不断向前的很重要的幸运因素。
经济金融运行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这往往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博弈过程。就1980年代的万元户而言，如果他沉湎于消费，在当时购入还十分希罕的彩电、冰箱和磁带录像机，那么到今天这些资产的残值接近于零；如果他前瞻于保值，在当时购入黄金并持有至今，我记得1980年代金价每克大约60-70元，目前大约270元，增值不到5倍；如果他当时买入大米并假定大米可长期不变质，那么30年间，每公斤大米的价格已从约0.5元上升到约3.5元。即便选择储蓄或者国债，在货币化的侵蚀下，30年来币值仍然会被消蚀2/3。
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几乎等同于奢侈的挥霍。
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虽然已经持续了30年，但很难想象它还能再持续30年，金融体系的过度银行化以及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过于显赫的地位，都可能使技术创新迟缓、结构调整不畅、收入分配改革难以得到真正关注。更令人关注的是，地方政府、企业甚至居民都已经在三十多年的切身体会中，注意到了运用“长期金融负债”去对抗甚至去利用快速货币化，其基本理念无非就是今日之财不是财，明日之债不是债。
在我看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归，向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回归，使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货币供应保持相对稳定合理的关系，货币政策工具也应不拘泥于所谓间接调控，而应该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并举，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兼顾，并关注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异常变动的可能风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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