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布热津斯基认为，以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为界，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可被大体分为两个30年。而在第二个30年中，中国实现了快速和成功的转型。
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弗朗索瓦·勒姆瓦纳认为，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前30年，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性活动的30年，不能说是完全浪费的。因为在前30年里，中国“在卫生、健康和教育方面取得了进步，大多数年轻人如今得到了基本的教育”。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国分良成认为，简单地看，前30年的中国重视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体制；后30年的中国则以现代化建设为主，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如果分得更细一些，前后两个30年又可分别被分成两个阶段。其中前一个30年可以1957年划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期间，新中国处于立国阶段，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建设国家。1957年同时也是反右斗争开始的年份，中国此后进入了“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中国重视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搞“继续革命”，“文革”是这一阶段的象征性事件。后一个30年，分界点可定在1992年。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成为这一阶段的中心人物。出于对“文革”的反思，中国开始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也结束了领导人的终身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前后两个30年的中国就像两个国家一样。不过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前一个30年对中国的发展没有意义。他说，放眼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不论处于哪个阶段，尽管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中国一直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那就是国家的富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离不开前面的30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30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30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郑永年认为，“继续革命”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历史的主线条。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国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30年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前30年在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成就。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正因为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
应该说，以往国外学者过分强调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模式的差异，带有割裂共和国历史的偏向。目前，国外学者关于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和整理更加理性，仔细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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