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公司已获批在北京、天津和成都率先挂牌上岗，美其名曰金融创新和扩大内需。从逻辑上说，通过为商业银行和信用卡等顾及不到的客户提供服务，使低收入群体能提前半年或一年购买家用电器或外出旅游，同时刺激了国内消费，制度的初衷表面上是说得过去的，但本质上，这只是诱导穷人寅吃卯粮，泛滥化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有害无益。
中国的内需瓶颈并不在于金融的滞后，而在于保障体系的残缺，从而导致底层民众消费乏力。富豪自然不需要靠金融消费公司促进消费，中等收入和接近中等收入的家庭也不需要靠借钱买彩电和出游，刚参加工作的小白领有信用卡，预支两三万元问题不大，还是不需要金融消费公司帮忙，如此，这种模式只不过是让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提前消费，由于伴随着较高的利息，因而同样的产品，该穷人花了更多的钱，反而不利于这个迫切需要改善经济状况的群体。
中国不应该在金融创新上动太多的脑筋。我一直非常反感“金融衍生产品”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对“产品”的解释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农～│畜～│～出厂都要经过检查”。分明就是资本集团的圈钱“项目”，怎么冠上了“产品”称号？“金融衍生产品”只能浅尝辄止，千万别走太远，要不然就是祸国殃民。金融消费公司的业务是不是“金融衍生产品”我不太了解，但称之为“金融创新”是不会错的，可问题是：中国很需要这种“创新”吗？“创新”的意义有多大？不会是为民间富豪钱生钱开辟新途径吧？国际金融危机不就是金融创新过头的结果吗？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多而好的产品以及强大的购买力，金融只能通过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提供优质服务而获取利润。在“产品＋购买力”与“金融服务”中，谁居主导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常态应该是前者，如果是后者常居主导地位，那就成了资本的游戏，要是走得太远，则会远离价值创造这个实质，进而祸害社会，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样来的。资本自身具有强大的能量，不但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也具有润滑刹车皮的功能，前者是正相关，应该强化，后者是负相关，应限制资本杀鸡取卵的贪婪。
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大，有赖于经济总量和分配制度，这两项才是内需的瓶颈。我国经济总量即将位居世界第二，算很大了，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因为除以１３亿后数值很小，因此，中国最为紧迫的还是抓生产。生产出来后还得卖出去，否则无以为继。卖，不是卖给外国人就是卖给中国人，暂时还卖不到别的星球上去。地球上的人有个弱点：自私。个体的人还有一些绝对的利他主义者，国家，尤其是有些发言权的国家，绝对是利己放在首位，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炸药奖中除和平奖以外，其余都还算“高尚”，但积极倡导全球化的美国，诺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正在高分贝鼓吹贸易保护主义，他所效力的国家也已经在踏踏实实付诸实施。
对一个规模很大的国家而言，粗放出口只能是国家发展的先导，少而精才是目标。中国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永久地对外生产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费品是没有前途的。有些看起来类似道德的规则，其实不是道德，而是利益使然，自由贸易就是其中的一个概念。中国加入ＷＴＯ比较晚，但现在最坚持自由贸易的却是中国，“全球化”喊得最响的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反而带头搞贸易保护。这也就是中央将调结构作为眼下重要工作的原因。主要靠出口拉动的生产，很大一部分价值是被外人剥削走了的，尤其是美元主导的今天，但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很重要。
倘若中国只有甲乙丙３个人，甲为乙丙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乙为甲丙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丙为甲乙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则这３个中国人都享受到优质产品与服务，没有被外人剥削到１分钱，这是最理想的，但客观上不可能，因为哪个国家也做不到全能，比如中国能源储量不足，需要进口石油天然气，有些外国产品的费效比更高，也需要进口，而进口的前提是出口，要不然没有钱购买。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当初也是靠实物出口炼成的，今天的疲软是过度利用印钞权的结果，如果能谨慎使用印钞权不会像今天这样，但历史没有假设，远离价值创造用钱直接生钱永远是资本梦寐以求的模式。
中国一方面在提高经济总量，另一方面也在资本集团的挟持下步入资本的困境——贫富急剧分化，直到难以为继。极少数人一个月纯收入５０万元，大部分人一个月纯收入只有５００元，城镇职工人均２０００元，刨去维持再生产的“成本”也就是这个样子，如果算上房子支出，其实还不到５００元的纯利。中国２００９年的亿万富翁比２００８年的２４人增加２倍以上，达到７９人。富翁增加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问题所在，因为另外两个国家印度和印尼，富翁的财富增加也很快。去年印度的亿万富翁达到５２人，比前一年的２７人增加近１倍，印度首富穆科什-阿姆巴尼的家是一栋２７层大厦，仅建筑费用就高达２０亿美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住宅；印尼４０岁以上的富豪财产从前年的２１０亿美元，猛增到去年的４２０亿美元，翻了一番。中国显然不打算以印度和印尼为发展榜样，但两极分化的速度比这两个穷国更快，这是需要警惕的。
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有利于百万富翁人数的快速增加，１０万“富翁”的快速减少，以及“万元户”的快速消失，亿万富翁的增加应该是个十百这３个群体人数改变的结果而不是先导。亿万富翁的意义是组织社会生产，其个人消费不具有社会意义，最底层民众钱太少，增加他们的收入比掏光他们口袋更有意义，引诱底层民众透支不利于社会良性发展，说难听一些就是不道德。新加坡之所以是发达国家，是因为以美元计的百万富翁比例高，而不是其他。
百万富翁的快速增加会带动亿万富翁增加和“万元户”减少，中国只有在以人民币计的百万富翁（不含供基本生活用的房产）数量快速增加时，才算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亿万富翁和万元户不是中国的消费主体，国家大政方针不要将重点放在前者的财富增加与后者的消费支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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