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主人翁”

悲惨的“主人翁”　　

首先声明：对“主人翁”或“当家作主”的说法，我是一向很不以为然的，并以为是属于“政治谋略”一类，在需要打击知识分子时，对工农大众的一顶廉价高帽而已。　　

不过，我周围有老工人醉心于此，说：“过去工人阶段是领导阶级”此时我便忍不住反唇相讥：“过去你领导什么了，你选的林彪还是江青呀？”对方立刻哑口无言。　　

我绝非言语尖刻之辈，但听不得政治上的糊涂言论。　　

改革开放，价值回归，昔日的“主人翁”“领导阶级”虚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今日的处境又异常凄惨。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的所谓改革，为了较清楚地说明其中的情形，我决定以解剖麻雀式的方法现身说法。当然考虑到这样作是即清楚又方便一些，所以先说我自己吧，我是69届初中生，名为初中，实则小学毕业，中学是在文革中学毛著、学农、学工中度过的，唯独不学文化知识。1969年响应号召下乡到东北农场。80年因接班返回北京并到北京锻压机床厂当一名工人。　　

在国企工作虽然挣得不多，但工作稳定，尤其是有各种劳保待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料在2003年底，企业以搬迁调整为名（并未搬迁，不知为何，故意回避了“改制”一词）我所在的单位一夜之间成了“辅业”（其实几年来一直为大厂生产配件）辅业改制（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要整体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　　

买断工龄的价格，每年2500元。我有35年的工龄，再加上奖励3000元，共计可得九万零五百元。　　

如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那么从2004年始，没有工作岗位，发北京市最低工资至2005年我的合同到期时止。不再给任何补偿，两害相权衡其轻，我被迫同意解除劳动合同。　　

由固定工转合同工的“改革”是在1995年，连会都没开一个，发给你一个合同并被告知最多可签10年，你一签就算完事了。过了好久才知道有关政策。10年以上工龄可签无固定期，但已悔之晚矣。此事可以生动地说明两点：1、权力者和弱势群体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根据自身的利益的需要权力者总是故意突出和屏蔽一些信息。2、在弱势群体身上发生的“改革”从来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完成的。这时我完全是在重压之下，被迅速“自愿”地完成了从国企职工到“社会人员”的身份转变。与企业没有隶属关系了，有几笔钱我是再也领不到了：1、每月的医疗补助56元；2、每月的住房补贴80元；3、每月的住房公积金补助100多元；4、每年的煤火费200元左右。如果是有独生子女还住楼房的年轻人则损失更大，因为还有独生子女费及药费报销、楼房取暖费，统统的都没有了。　　

此外，三险钱每年自己交纳，即便按最低工资交，每年也得3000多元，现在保险钱交的少，到退休时领的退休金也得相应减少，与在单位工作时与单位足额交纳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就我所接触的经过改制的工人，全部按最低标准交纳，更有一些距退休年头较长的人，干脆放弃不交，那么20—30年以后，将会出现大批领很少退休金的或根本就无退休金可领的庞大人群。现在已不再交纳三险的的人是没有住院医疗保险的，一旦他们生大病，将会立即成为贫困人口。这些人不是不知道这些利害，而是现在挣得太少，每月仅挣500—800元，如再减去300元三险。仅剩200—500元。实在没有再交纳三险的这个能力。　　

即使交了保险以后，在医疗方面的待遇是：没有个人医疗账户，其含义是不管门诊看病花多少钱，您自己掏吧！若有病住院超过1300元以后，才可按50%报销超出部分。　　

这些，全是我买断以后慢慢打听出来的，买断时领导对此是只字不提的，和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事情不提不念。在此也包括新闻媒体，电涨几分钱，水涨几毛钱，报纸则反复登，又是论证会，搞的那叫热闹。我看了以后，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太虚伪！　　

我们是经历过医疗、住房改革的，上一次医改是这样：每月发给职工个人50—70元不等，如没病不花此钱归己。如看病花钱超过2000元部分报销50%。房改是取消福利分房，住房货币化，由单位从职工工资中按比例扣除一部分，但职工买房或退休时双倍返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改革的模式，因改革而引起的职工原有利益的损失，是由单位发给货币作为补偿的，那么现在被迫脱离了单位的人，包括在单位过了大半生的老工人，货币补偿这块将永远的没有了，只剩下因改革而筑起的医疗、住房等高门槛。所谓改革对他们不过是留下一枚永久品尝的苦果而已。　　

企业改制以后，我仍在原单位上班，但月工资已降为每月700元，而那些有幸未被改制的同工种工人，月工资已涨到1200元，且还有逢年过节的奖金每天的工作餐。　　

我们现在是有活干就上班，没活则放假，工作稳定性与职工无法可比，企业职工有病可休病假，我们有病则歇自己。　　

买断工龄时给了我9万元，但我需交10年的三险钱，其中街道管三年，自己仍需交7年，7年都按最低标准交也需二万多元，这样我只剩下6万元左右。6万元除以10年120个月，每月合500元。如果改制即失业，我将一下子沦为贫困人口。　　

现在我仍在原单位上班，每月工资700元，现作一最乐观的假设，这种情况能维持到我60岁退休，那么再加上买断的9万元除以120个月，每月700多元，我合每月有1400元的收入。粗看起来，吃亏并不多，但须知这1400元和在职职工的每月1200元含金量不一样，我每年的实际收入仍少于在职职工。　　

改制就是吃亏就是利益被损害，如此改制，人们无不畏之如虎。像我工龄较长，买断时补偿金较多，我仍有一种很深的被剥夺感。何况那些补偿金给的很少的单位。每年只补800—1000元，北京这样的单位就非常多。至于很多外地的国企，那就更惨了。如我所知道的张家口市的情况：张家口不少生产军工的国企。男55岁，女40岁以下一律买断，不管工龄多少都是给1.5万元，够岁数可以不买断，但需要内退，每月只给200多元。已正式退休的职工每月的医疗补助只有区区16元，如再看门诊，不管花多少钱一律自付。至于那些在企业当头的，谁当头谁一阵狂捞。　　

现在的张家口市已到了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的程度。　　

工人、农民为数众多，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但在改革中，他们总是输家，利益屡屡被严重损害，这必然招致他们的严重不满，那么这个国家还会有什么长治久安吗？　　

与工农利益率被损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公务员，社会和企业管理者阶层的状况，众所周知，现在一般的公务员年薪已达四五万元，至于企业的管理者收入更高，如我原单位的企业老总（北人集团）（1994年锻压机床厂并入北人集团）2003年公开的年薪是22万，据传年底又分奖金20万（是否违规私分奖金不祥，其实《南方都市报》总编郁华丰因违规私分奖金10万元一事事发，被判6年，原来违规私分奖金也可被法律制裁，据此我向市检察院举报此事，后来得到的答复是：向上级纪检部门反映），他们不仅平日工资很高，退休时还可拿一大笔钱8万—10万不等（廉政金？）仅仅是这笔钱，就是张家口市工人买断工龄钱的好几倍！　　

现在再看一下改制后工人们的生存状况，像我还是幸运的，还能暂时在原单位干，每月开几百元钱，但我一点稳定感也没有，因为所谓改制，就是改变所有制，国有变私有，私人老板总是追求利润的 最大化。像我年过50岁，又没有技术专长，目前可以说开的是“高工资”是企业由国有变私有的过渡阶段，是出于社会稳定考虑的一种暂时安抚，是“剥离性补偿”这种补偿能维持多久上面没有任何说法。更多的人远没有我这么幸运，他们改制即失业，昔日众多的“主人翁”被赶出企业，成了私有化的看客。请看前不久《工人日报》报载：北京市某出租车司机原是国有企业，资产达几个亿，在“改制”中经过几个律师三二次变戏法式的运作，这几个亿的资产变成了几个人的私产，而众多的出租车司机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没有节假日，每月仅可挣一、二千元，在北京市在岗职工中收入属中下等，如每天只工作8小时，节假日不工作，收入仅够交“车份钱”至于巨额的“车份钱”是如何开销分配的，干了什么，老板们不愿谈也就可以不谈。（此时应该政府介入，所谓“守夜人”）　　

此报道是在谈到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况时，顺便纯客观的叙述了几句“改制”的情况，绝没有一句抨击或指责的话，我们的新闻媒体抨击的的矛头常常指向那些人的丑恶现象，而对那些丑恶现象一言不发，常看报纸的人自然心中有数，难道这就是那句常说的“正确的舆论导向吗”？　　

不过我还是感谢《工人日报》它毕竟告诉了我身边一些真实的情况，须知这类报道是根本不入众多媒体法眼的。　　

如此“改制”把众多的“主人翁”赶跑，极少数人鲸吞国有资产形同抢劫，一夜暴富，此“权贵资本主义”是也。　　

前苏联是如何“私有化”的书我早已看过一些，是“突变”，是“休克疗法”。我国则是“渐变”不过结果没什么区别，可以说殊途同归，这些经过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官员们怎么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光想个人暴富，完全不顾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呢？我们享有多年“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怎么就没有对他们恶劣的行为起到丝毫的抑制作用呢？甚至你听不到任何利益被损害者发出的声音。“稳定压倒一切”难道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虽然我是一个工人，但我喜欢看书、看报、思想活跃、自信不是观念守旧的人，对于改革，我是双手赞成的，不仅如此还主动热情的参与其中。如1980年在农场时对本队干部公款吃喝当面批评。（详见1999.2.14北京广播电台播音段）在我看来，中国应该改革的事情多着呢，如每年何以总是出很多的贪污犯，他们大肆鲸吞国家财产，动辄以千万元人民币计，是不是制度设计不科学，漏洞太多，所谓的监督形同虚设，公款吃喝何以在最初的一片反对声中愈演愈烈。由1987年的每年17亿升至近些年的每年二千亿之多，还有公车私用，公款旅游，那一项不是一笔巨款，不是纳税人的钱。面对种种严重的状况是不是也应有改革举措呢？　　

这些年，我最期望的改革没有发生，情况反而每况愈下，我一个穷工人（爱人无工作）利益愈来愈少，这样的“改革”倒是屡屡发生，这多少有些始料不及，且这样的“改革”总是在重压之下，一下子便告成功，你连个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总是“交易成本为零”。　　

中国强势集团太强，他们总是扩张自身利益，弱势群体太弱，一盘散沙，因而他们的利益不断被损害，古人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今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用这话今日中国的情景依然极为贴切。　　

我相信所有利益被损害的人心中都蕴藏着愤怒，不过目前缺少发泄的机会而已。所有宣泄的机会都被堵的死死的。比如我今天将我的心情，对事物的看法诉之笔墨，并将之邮给新闻单位，之后它的下场就是被扔进纸萎。明知如此结果，我还是要说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严重的信号。一个老实人，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工人（2003年被所在单位党支部推荐为“职工职业道德标兵”）发出了他愤怒的呐喊。　　

“改革就是要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的利益”说这话的“经济学家”被有的文章斥之为给政府出馊主意，说得好，对这样缺少良知的“经济学家”我也很想问他们一问，我在此文中所抨击的“权贵丑恶现象”，我一个没有学历的工人都知道的事，你们怎么就不作一声呢？　　

买断工龄一周年，仅作此文，以作纪念      刘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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