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宁：2010财经风尚大猜想：中国真话元年！

2008年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说真话的中国才是大有希望的中国。其后，在各种场合我也反复表达了这样的主张，并将其列为侯宁“社会主张”的标志性口号。原因便是想通过强调“说真话”的重要性，在全社会，在中国财经圈，在中国股市，塑造一种求真务实的新风尚。而实际上，这样的“新风尚”只是保持我们中国人社会良知的底线。

底线即最低要求、最基本的要求，之所以能将如此的“低要求”提升为一种“社会主张”，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假大空”太多，太泛滥，太猖獗，就如同如今人们痛恨至极但有不得已参与的所谓“全民腐败”一样。

众所周知，两千年来“中国社会流行病”有很多，但虽未千夫所指但又畅行不衰的主要病症之一便是流行“假大空”，流行堂而皇之地讲各种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古有“强秦”赵高“指鹿为马”，后有“大宋”秦侩的“莫须有”，再有“康乾盛世”的“文字狱”，还有“文革”时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高大全”……如此等等，假大空历史悠久，说真话动辄得咎，轻则流放坐牢，重则砍头株连，似要把中国人说真话的勇气阉割完毕、泯灭殆尽了。

但好在，中华民族德业根深，良知未泯，每每忍到“最危险的时候”，还总是能“发出最后的吼声”，所以才有屈原的天问，才有司马迁的铁笔，才有魏征的死谏，才有文天祥的直书，才有鲁迅的哀愤，才有闻一多的抗争，才有巴金老人在文革后马上提出的“讲真话”的道德诉求。这些，都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骨子里对“独尊某术”的不屑，对百花齐放的追求，对真理和自由的渴望。

如今，中国股市诞生了，中国有了自己的资本市场，有了自己初成体系的市场经济，就更需要说真话了。因为在文艺领域的假大空还可娱人于一时，在教育领域的假大空尚需时间验证，但财经领域的假大空则可在不长的时间里陷国民经济于破产，陷民族田地于荒芜，更可在数月数日内陷投资者于血本无归的境地。

拿近年来的事实而言，在一片假大空的繁荣大忽悠之后，股市暴涨，房价飙升，但结果呢？2008一年股灾过后，媒体报道说，人均亏掉数十万，中国的中产阶级被消灭了；2009一年房潮过后，媒体又报道说，副部级干部买不起房，一套房消灭中国的一个中产阶级！试问，如此“消灭”下去，中国会有中产阶级么?如此忽悠下去，中国有几代“中国阶级”可供消灭？中国的橄榄型社会能建立起来么？中国社会能像美国、日本当年一样以自己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制度培育出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么？

再以今年的保八为例，经过了一场“非常4+10”的财政信贷大跃进之后，保八的“经济统计数据革命”倒是成功了，但经济真的V型反转了么？中国经济三级马车严重瘸腿的经济结构改变了么？中国占人口99.6%的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到底享有了多大比例的改革成果？他们为何总是抱怨自己“被统计”……所有这一切带有严重毒瘤的“虚假繁荣”背后只写着三个字：假大空！否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怎会在“繁荣”的2009年末便罕见地提出“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否则，总爱以涨跌道“真情”的中国股市怎会在2010年初便确立反转向下趋势，跌得如此狼狈不堪！

近日，据媒体报道社保基金理事长项怀诚的话说：“中国为保八付出的代价很大，千万不要感觉太好”。无论报道的是否确切，但能表达类似的意思，这才算得上是说了一句真话，一句官场传来的真话了。其意义自然和薄熙来重庆打黑打出一窝硕鼠、和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说自己买不起房、和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道出高房价的贪腐秘密等等一样可贵，一样重大！

也就是说，中国官场里有不少人开始真正摆脱官腔说真话了。他们没有为保八歌功颂德，而是切实指出了保八背后的代价，点出了保八带来的问题。而这个代价，或许太惨重了——我们有“后发优势”，本可以不去重蹈日本泡沫的覆辙，但现在若不矫枉过正，便是很可能覆水难收了。笔者早撰文数次批评过“信贷大跃进”的可怕，也早写过“中国经济已到了“不变不活”的险境”等文章，更质疑过“月攘一鸡的改革观”。但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才有人对所谓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经验”说出“千万不要感觉太好”的真言。

岂不知，别人夸我们可能是真心，可能是捧杀，尚需认真甄别，而我们自己竟然也要本着“报喜不报忧”的“传统”进行自我捧杀，而且是反复捧杀。如此好大喜功下去，泡沫越吹越大，问题越积越多，养痈遗患，又怎能在全球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真正做到率先复苏？单单一个外贸大战、汇率大战，便能让我们钟爱的GDP暴跌，如此脆弱的经济体，又焉能成为一个崛起大国的真正支柱？又焉能成为经济危机之海中的中国方舟？

2010年已经开始，虎年即将到来，让我们将其设为“中国真话元年”吧。一个说真话的中国才能真正激发出真正的强基固本、开疆拓土之大智慧，才可能真正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虎啸龙腾，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底线，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国民道德底线，舍此，便只有在“腾云驾雾”的刺激性快感中迷失方向，丢掉我们该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