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下午1点40分，肖石红的天塌了。在注定成为我国近年来遇难人数最多的一起煤矿透水事故中，中煤一建第63工程处的三名雇员 – 她的丈夫王吉明、妹夫彭光中和小妹夫小苏 – 全部去世于在建的山西王家岭煤矿。
此间官员表示，初步确认事故发生时当班下井261人，其中138人升井，153人仍困井下。但中煤一建的当地雇员们称，对当日下井人数的统计来自于调度室，而很多工人并没有登记后才下井的习惯。
肖石红直到周一才得知噩耗。她住在山西古交，去年2月28日78名矿工的丧生之地。一赶到王家岭矿上，这名38岁的湖南女子就知道，她的男人没了。
来自山西各地与河南的千余名抢险人员已纷涌而至。一辆辆救援卡车满载着从各地运来的救援物资和水泵，挤在通往矿区的弯窄山路上，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然而，井下被困人员依旧全无生还迹象。
“我老公死了……我不用他们告诉我。”肖石红说。她一直守在矿口，并坚持认为救援人员在媒体面前的“刻意作秀”延缓了救援进度。
为避免冲突，在遇难者家属从身体和心理上都彻底恢复（或按近年流行说法，“情绪稳定”），并得到相应赔偿款前，官方尚未也无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最终的遇难数字。
在许多地方，这已成为应对矿难的常规措施之一。其余惯例包括在矿区周围安排武警站岗（王家岭矿从周二起就是这么做的）、部署大量警力、委派专人昼夜“监督”遇难者家属，而后通过贿赂让他们封口。
似曾相识吗？今朝雾重乡宁路，只因又到矿难时。在连续数年大规模重组其血迹斑斑的煤炭产业后，山西省已让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不再是中国最大的产煤省。但只需一处透水或爆炸事故，人们就会怅然发觉，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截止周二晚，距63处27队工人凿穿井下老窑，发生透水事故已过去60多个小时。救援人员们还在不停地安装大小各异的排水设备，以备抽水之需。
尽管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仍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或其它细节，当地工人纷纷表示，他们在事故前连续三次发出透水预警，但63工程处的负责人充耳未闻。
该处十余名工人在不同场合对中国日报记者透露，本月25日，即事故发生三天前，就有工友向矿方报告了最初的漏水情况，但未得到任何回应。63工程处负责人在透水后迅速逃逸，至今无处可寻。
在三年前一次被称为建国来最大的煤矿水害事件中，责任缺失也是导致山东新泰两矿181人遇难的重要原因。矿方管理人员也在事故前数度接到险情汇报，但未能及时下达停产撤人命令，并在事后试图瞒压不报，以矿内力量进行救援。事发当日的水泵检测员告诉中国日报记者，她在透水前几小时内数次电告矿方，明确表示水位已远超警戒线，但未能引起重视。矿方山东华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灿君在其后对本报记者回应说，这“绝对不可能”。2008年4月，张灿君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
而在乡宁，中煤一建电焊工胡文杰表示，63处负责人也理应下狱。“很多人本来是能救得了的。”他说。
矿难抢险指挥部此前证实，周日透水前三小时左右，调度人员接到了漏水的预警电话，但此人称刚刚起床，并未在意。
按照对死亡30人以上的特大安全事故的应对惯例，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事发当晚即赶赴现场。山西省与安监总局、煤监局多名主官则亦于其时悉数到齐。数百名矿方职工、医疗人员、警察和几十名中外记者也随后赶到。
惨剧的发生让不少中煤一建的雇员们打起了退堂鼓。28岁的郝学忠才加入63处8队未满三个月。但是现在，这个乡宁本地的帅小伙已经在考虑换工作了。
“我老婆一直叫我赶紧回家。我也觉得，唉，不想上班了。以后下井肯定会心里不舒服。”他说。郝学忠平均每日在井下工作12个小时，每月收入三千多块钱。他说自己本来心气正高，要争取过几个月再挣多一些，月入六千元左右。“做煤的都是有风险，这谁都知道。哪个煤矿不出事啊，小事哪都有。但这次事情闹太大了，谁都没听说过这么大的事噢。这几乎能肯定是责任事故。”郝学忠说。
多年来，煤源充足的山西一直受困于接二连三的矿难。2005年，由于约75%的山西矿难发生在证照不全的私营小煤窑，时任山西代省长于幼军力排众议，强力关闭了数千家小煤矿。然而2007年8月，在头一年才全票当选山西省长的于幼军因震惊世界的“黑砖窑”事件去职。其继任者孟学农则在14个月后就因造成277人死亡的临汾铁矿溃坝事故而辞职。
为促进煤炭产业的转型，去年四月，前煤矿工人、安监总局局长、新任山西省长王君开始了省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这项颇具争议的改革力争到今年底，将全省的煤炭企业数量从2200家减少到约100家。而到明年，山西全省的煤炭矿井总数更是将由2598座减少到1000座。
截止去年底，山西省内煤炭企业主体已减少到130家，其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股份制企业的比例是2:3:5。
省政府相信，该项计划将极大减少矿难风险，并为山西带来一个清洁的未来和全新的声誉。中央政府的相关努力已让煤矿安全事故遇难人数从2005年的近6000人剧减至去年的2631人。
尽管如此，在矿难多发地转向国有大矿后，多方惯性仍未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常年把经济发展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直到本世纪初，中央政府才开始转为宣传更注重环境与民生的“科学发展观”。
然而，不少国有企业的内部衡量指标往往仍游离于科学发展观之外。对承建王家岭煤矿的中煤一建63处来说，这个指标意味着保证提前完成工期。
在公司对各工程队、各工程队对各工人的考核体系中，每日进度至为关键。甚至连63处碟子沟项目部会议室，即抢险指挥部现址内，也挂着硕大的金牌匾：“勇争第一”。
山西省副省长、王家岭矿难抢险总指挥陈川平说，“王家岭矿难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他表示，煤矿企业首先应该注重“安全”和“质量”。
根据山西省煤改方案，全省将形成83个年生产能力在300万吨到1000万吨间的大型煤矿企业。预计将提前5个月完工，于今年10月投入运营的王家岭煤矿就是其中之一。该矿设计年生产能力为600万吨，可持续产煤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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