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发展“基础性资源”研究问题
——书刊札记之一
马也
《香港传真》2010年第17期（4月2日），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文章，题为《高度重视七个基础性资源可能相对萎缩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文章援引权威性数据，条分缕析，言之凿凿，老成谋国，意义远在所论七个资源之上，尤具方法论价值。
需要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国家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综合诸多方面和无数力的具有广泛内容的概念。文章自“正在编制‘十二五’规划”破题。“规划”过去叫“计划”。无论计划或是规划，仅限于经济，特别是仅限于国内生产总值，应该说是一种缺陷。
第二，“基础性资源”。所列七项，仅为经济领域的主要资源。如果论国家发展的“基础性资源”，还应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一般地说，经济是基础。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同样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三，即以经济领域的七项基础性资源而言，不仅应该看到生产力的、物质方面的内容，而且应该看到生产关系的、社会方面的内容。比如七项中有土地。需要考察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构成，还需要考察土地归谁占有、谁使用。七项中有劳动力资源。需要考察劳动力的年龄、体力、收入状况，还需要考察其社会地位、劳动技能、政治选择、文化取向。
第四，如果把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列入国家发展的“基础性资源”，那就需要考察社会制度、社会阶级构成、内外政策的价值取向即立足于为谁服务、社会成员对政权的信任程度，社会和谐程度、道德状况和国家的科学能力，以及社会成员的文化教养、教育与技术水平。
第五，所有这些，都是动态的。重要的不仅在于目前如何而且在于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不仅在于目前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而且在于是否已经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至少不再制造问题和深化问题。
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应该说，其他基础性资源的状况姑且不论，文中所论七项基础性资源，当前也并非“可能相对萎缩”，而是已经进入绝对萎缩的过程，其所影响，显然也不会限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
国家发展基础性资源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在这样的问题上，采取严谨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是社会科学的职责。
201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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