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逼近社会的容忍底线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回答德新社的记者提问时说过这样的话：“前不久，就是为了征求群众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我到离北京只有150公里的滦平县。我看到那里的群众虽然这些年来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变，但依然与北京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村子我已经去了三次了，分别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
十年了，很大的差距。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城市与乡村差别的基本国情。
温总理说的是城乡差距，指向在北京。首都近郊的150公里处都这样，可想，在更为贫困的内陆省份，贫富差距就更加悬殊了。
日前，《经济参考报》登载了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随着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的加大，分配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也就是说，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剧已经达到人们所能容忍的心理底线。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生前提出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时远比“猫论”更具温暖人心的一个口号。但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没能够带动另大部分的人富起来。如果处理的不好，很有可能会最后导致以社会的分裂为告终。这是很多拥护改革开放和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归属和流向。30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先富群体”从无到有。在这个“先富群体”中，有私营企业家、国企的高管、文体界的明星、专家文人、技术精英，以及官商勾结的公务员队伍中的“当权者”。据2009年“胡润百富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825000个千万富豪和51000个亿万富翁。公示排名摆在第一位的当属北京，有143000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翁。第二位是广东，千万富豪人数为137000。第三位是上海有116000千万富豪……中国人向来都有财不外露的传统，相信还有许许多多潜在水中。浩浩荡荡的迎藏獒车队；本山大叔的专机；高干系列里的“陈良宇”代表；公安队伍中的“文强”典型；改革开放30年来逃往海外4000之众的贪官卷走了老百姓的血汗钱高达500多亿美元；仅2009年贪污腐化非法敛财的省部级高官就有13人之多。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过去，而不是现在。
有专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换言之，今天之所以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都是以改革开放30年前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来作基础索取和代价付出的。地方政府炒地，开发商炒银行，投机商炒钞票，说三道四都是国家的，他们就是典型的“三个代表”。正是这种权钱交易利益交换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先富群体”。不难看出，“先富群体”致富的途经是离不开“资本、权力、投机”这三个环节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社会转型期制度的不完善让人有机可乘，是造成目前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然而，放任则是踩着油门失控后冲向红线的加速器。
温家宝总理昨天针对不断发生的“袭童案”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温总理说的一些深层次原因的“社会矛盾”，应该也包括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20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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