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水坝服务于发电效益恰恰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资本主义造成社会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两极分化不断加剧。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资产阶级必然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环境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毛泽东时代围湖造田、修筑水坝是为了解决人民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我们没有权利指责前辈们无私的探索，毕竟环境保护也是近几十年才被全球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苛责毛泽东时代就有这个超前的认识。如果延续毛泽东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路线，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就能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长远的眼光，此时改天换地、治理江河，修筑水坝、调节旱涝，就能更好地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长江水灾：“怨天”更要“尤人”

2010年07月24日08:44新京报蒋高明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如果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十几次自然灾害都是“百年一遇” 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难逃其责。

最近，长江大水再次将国人的心提了起来。提起长江流域的大水，人们很自然记起1998年那场洪水。当时，专家们称1998年大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发生的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而2010年长江大水的程度和危害，显然超过了1998年大水。

对今年的长江水灾，一些专家本能的解释依然是气候异常导致，是“天灾”。我国长江上游地区，天公总是不作美，前段时间连续大旱，西南五省出现了人畜饮水困难；现在长江上游又大涝，奔腾的洪水无处去，袭击脆弱的城市。从客观上看，这肯定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在自然面前，人类还是摸不透老天爷的脾气。其实，关于今后长江会不会发大水，曾有人于去年和前年都预测长江洪水会卷土重来，但一些专家表示不可能，而且非常自信地辟谣。他们仅依据气象数据做出预测，却忽视了人的行为也会加重甚至诱发自然灾害。

且以这场大水为例，分析如下：

第一，长江中上游植被破坏，从根本上动摇山体植被拦蓄功能。云南砍伐热带森林种植橡胶、转基因桉树，湖北一带放火烧山，种植纸浆林。经济效益有了，水的涵养功能却消失了。西南山地由于山高、坡陡、土壤抗蚀性差，加上降水量大，其生态系统实际上很脆弱，但这种脆弱性在未受人类干扰的前提下不会表现出来。一旦将天然植被砍伐，普通暴雨就造成洪涝灾害。虽然经济林、人工纯林都属于森林，但它们的水源涵养能力比起天然林来，要差很多。

第二，将奔腾的河流拦腰截断，建大小发电站，挡住了洪水的去路。高峡出平湖，发电效益提高了，但抗旱防洪的功能可能就会下降。这是因为，没有水的时候，为了发电效益，水库是守住水不放的，这就加重了下游干旱；当水太多的时候，就开闸放水以自保，这就加重了下游的洪灾。中国建造大型水坝2.2万个，占全世界大型水坝总数的45%。从旱涝发生频次增加来看，人类无休止地“改河建库”，可能是导致长江流域水灾和旱灾的“人祸”重要原因。

第三，围湖造田，大面积湿地消失，蓄洪能力降低。湖北素称“千湖之省”，上世纪50年代，湖北面积百亩以上湖泊1332个，其中面积5000亩以上的湖泊322个。然而，由于“围湖造田”，加上上游拦水，近几十年来湖北每年消失15个百亩以上湖泊。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以南，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原为古云梦大泽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塞、围垦造田，完整的洞庭湖现已分割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目平湖和七里湖等几部分。当天然湿地变成陆地后，洪水没地方去，只好袭击城市和农村。城市里的水泥地面，没有蓄水的功能，城市雨水系统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大量“客水”在短期内涌入。

第四，拉直海岸线，填海造田，将近海湿地填为平地。即使到了长江入海口，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也没有停止，甚至变本加厉，“围海造田”就是明显的例子。或许有人会说，这对洪水的作用不大，但人类对大自然改造引起的负面作用是逐步积累的。陆地上水分通过大气环流得以与海洋交换。如果陆地上湿地减少，则云就很难形成，即使有云，因地表干燥，这样，上气(云)不接下气(湿地)，降水格局就可能发生改变。“围海造田”增加的是陆地，但消失的是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近海湿地。

痛定思痛，我们必须接受数次长江洪水教训。只有保护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搞好关系，才能有效抵御各种自然灾害。我们不能总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怨天”不“尤人”，用“百年一遇”、“千年一遇”回避人类的责任。如果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十几次自然灾害都是“百年一遇”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难逃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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