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8-3 中国经济导报
本报记者 张粼粼
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在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中，大豆一直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2001年我国加入WTO。此后，3%的低关税、不设过渡期、没有进口数量限制，使国外低价转基因大豆蜂拥而入。此后，东北黑土地上频现豆农卖豆难，主产区大豆加工企业经营困难。而与此同时，我国大豆及制品的年进口量却连创新高。
站在编制“十二五”规划的角度，眺望今后5年发展，该如何看待我国的大豆产业？为此，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刘登高。
重视就业因素
如何看待我国自己的大豆生产，一直以来，有一种声音颇具影响力，即“认为进口外国的大豆就等于进口了国外的水和土地等资源，主张依赖进口满足国内市场，放弃中国的大豆生产。”
对此，刘登高告诉本报记者，放弃国内大豆生产的背后，是放弃我国大豆主产区4000多万农民的就业。
“大豆不是可以任意替代的产业。黑龙江、内蒙古北部是大豆的适生区域，这里生长期短、积温少，适宜种植大豆，如果用玉米、土豆、小麦等替代大豆，不仅产量低而且自然风险很大。另外，大豆是少有的以根瘤菌固氮满足自身营养需要的作物，它不需要中耕追施氮肥，是最适合间作套种的低碳农作物。近些年，我国农民精耕细作提高效益，南方间作套种大豆面积不断扩大。”刘登高说。
非转基因优势
还有一种声音也流传甚广，“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与国外的转基因大豆相比不具优势，主张放弃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依靠转基因大豆取代中国大豆品种。”
对这种观点，刘登高把本报记者领到中国大豆产业协会的一间办公室。推开门，200多种不同品种的大豆映入眼帘。刘登高告诉本报记者，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大豆品种，有适合发豆芽的，有适合做豆腐的……“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是非转基因的高蛋白大豆。”刘登高特别强调说。
刘登高认为，转基因是生物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对转基因产品要严格鉴别，依法实施严格的监管。他认为，近些年关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一直存在争论，这是有利于安全利用转基因技术的好事。
他告诉本报记者，最近，美国政府认为，转基因大豆对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存在潜在危害，决定以“尊重自然”替代过去“挑战自然”的政策。前不久，美国大豆协会的专家建议：正因为有了转基因大豆，才彰显出中国非转基因的食品安全优势。中国只有1.5亿亩大豆，不应该跟风搞转基因，要知道，在美国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的成本很高。
“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是安全的。”对此，刘登高形象地用农村老太太家的土鸡蛋来比喻国产大豆。
刘登高告诉本报记者，在非转基因大豆的生产上，中国是具有优势的。目前，美国非转基因大豆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中国出口的非转基因大豆价格只有4300元/吨，竞争力高于美国。目前，中国大豆每年的出口只有50万吨左右，而1988年中国大豆出口曾经达到418万吨，可见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发展潜力巨大。
重新定位大豆产业
在刘登高看来，国内大豆产业之所面临今天的困境，首先缘于对大豆认识的混乱。
刘登高告诉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已然发生变化，人们对蛋白质的需求增加。此时不应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以吃饱为目标的数量指标上，而应该在考虑数量指标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指标。如果我们把大豆只看作无足轻重的低产作物，甚至不惜放弃，这将会犯“历史性错误”。
“实践证明，中国大豆含有蛋白质高，而且是非转基因安全可靠，更适合于直接食用。看来，国产大豆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直接食用和食品加工。我们应该重新定位国产大豆的发展目标。”刘登高对本报记者说。
帮助大豆“过渡”
2009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达4255万吨，比2008年净增加500万吨。
如何看待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的关系？刘登高告诉记者，进口一部分大豆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放松对进口贸易的宏观调控，以免过量进口大豆，造成对国内大豆产业的冲击。
刘登高表示，我国在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在谈判时把大豆作为“砝码”，做出让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对做出牺牲的大豆产业做哪些补偿，如何帮助大豆产业适应过渡期，却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
“‘进口大豆等于进口水，进口土地’，听上去很美。但是不要忘记，这种所谓的‘水’和‘土地’不仅不能解决国内农民就业，而且如果无限量进口，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民就业。”刘登高说。
目前，我国大豆主产区的豆农有4000多万人。在主产区以外，轮作、间作、套种的大豆面积不断在扩大，占到全国大豆播种面积50%左右，涉及农民3000万人以上。在我国，以国产大豆为原料的大豆食品加工企业有4000多家，在大豆食品加工企业就业的职工有数百万人。
刘登高建议，国家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应当对这些实际情况给予充分考虑。
规划“敏感农产品”
刘登高认为，振兴中国的大豆产业不是反对进口，而是要着力种好国内1.5亿亩大豆，使每一寸土地都能获得高产量，使每一粒大豆都能卖个好价钱。
对于“十二五”规划，刘登高建议，应该适应农业国际化形势，改革编制规划的方式和内容。鉴于大豆在国际贸易中的敏感处境，在国民食品营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以及国产大豆在产业安全、农民就业方面的重要地位，建议国家从大豆产业入手，探索制定“敏感农产品”的5年发展规划。
他说，不仅是大豆，像油菜、棉花、玉米等作物也正面临与大豆产业相似的处境。探索大豆产业发展规划，也有利于将来应对其他产业的潜在危机。
要打“组合拳”
在刘登高看来，要实现中国大豆产业的自强，必须从认识和发展思路、贸易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入手，打出“组合拳”。
首先，要统一对大豆产业的认识。
要反思我国大豆产业陷入困境的教训。应当明确，进口大豆应该以不危害国内大豆生产，不危及我国农民和职工的就业为前提。要看到过量进口的现实损害与威胁。
其次，要制定有效的宏观政策。
刘登高说，6月份进口大豆620万吨，环比增加41.87%，这种增速很不正常，已经达到了WTO规定的启动保障措施的界限。由于进口大豆是转基因大豆，所以有关部门要严格监督管理流通加工过程，防止非法种植。
在国内政策上，关键是要把大豆纳入粮食、营养发展规划，从生产基础设施、产品质量安全、供应链建设等多方面扶持大豆生产。
第三，实现大豆产业体制与机制创新。
刘登高认为，影响中国大豆产业竞争能力的主要是传统的“农户一盘散沙，加工企业孤军奋战”的松散产业体系。
他告诉记者，我国农户之间缺乏互相协作，本来一个农户种植一个品种，经过小商贩的走村串户收购，混收混存造成了农户之间产品的混杂，降低了大豆品质，也丧失了农户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权利。解决问题的现实办法是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鼓励豆农组建大豆专业合作社。
刘登高介绍了2009年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开展的大豆产业发展机制创新的试点工作。在试点合作社里，大豆的每亩成本降低10%左右，亩产则提高10%以上。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振兴大豆产业的新路。
刘登高建议，我国要借鉴美国大豆协会的经验，由政府设立大豆产业发展基金，从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各方面引导我国主产区大豆加工企业联合，构建以农户为基础，以合作社为纽带，以加工企业为龙头的现代大豆产业体系，并增强中国大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第四，集中力量完成新品种、新技术攻关。
他告诉记者，我国大豆专家已经研究创造出了杂交大豆育种技术，并且获得了高产品种。目前黑龙江农业科研部门总结出来的“垄三栽培”技术，已在国营农场推广，亩产比农户产量高出50公斤。扶持常规、杂交育种和栽培新技术是振兴中国大豆产业的现实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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