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兼“中华文化联谊会”名誉会长蔡武应邀赴台北参加“2010年两岸文化论坛。文化交流、以谈促和本来很正常，不仅很正常，而且还是两岸人民共同热盼的大事，但正常之中不正常的事情却随之发生了——
媒体报道称“蔡武抵台首站直奔胡适故居”、“按照原定计划，蔡武抵达台北后，要先入住宾馆稍事休整，于下午3点半左右前往参观。这也是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然而，多数记者在3点15分前后来到胡适故居还自认为提前赶到的时候，却惊见蔡武已踱步走入胡适的书房……”一个“直奔”,一个“提前”，见证了新中国文化部长参拜胡适的迫不及待性——心急火燎了。
胡适何许人也？居然能让文化部长这样的高官如此牵肠挂肚，以至心急火燎？中国权威辞书《辞海》专门辟有此公的注释：“现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1922年宣扬‘好人政府’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
反马列，结军阀，抗民意，灭共党，谄日倭，搞西化，友美帝，投老蒋，不仅自己不革命，而且教人不革命；不仅自己反革命；而且教人反革命……胡适一路走来，让我们见证了什么是铁血反动，什么是高喊“民主”反民主，什么是不拿刀枪而用嘴与笔残害人民的刽子手，什么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什么是文化流氓和文化汉奸，甚而是文化流氓、文化汉奸的教父。也正因为此，此公被同时代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异口同声地严厉声讨和责骂，乃至鲁迅不点名地称其为“向日本人献上‘攻心菜’的学者”，甚至以他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艺团体“新月社”被国民政府查封了，鲁迅还要冷嘲热讽地骂作贾府的奴才焦大辛辛苦苦地做奴才，却因言语不慎被主子塞了一嘴马粪。
胡适印证了毛泽东的光辉论断——知识越多越反动。作为大知识分子，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具有卓越的领导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反动文人的杰出代表，不影响他成为人民的铁杆敌人，甚至在蒋介石反动势力树倒猢狲散时，还要拒绝毛泽东代表人民不计前嫌挽留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的建议，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追随搞独裁的蒋介石跑到台湾，担负起了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之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重任，以致成为国共内战后期被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之一，甚至还于1956年2月，被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对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公开点评：“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胡适以实际行动与鲁迅唱了反调，一个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主将，代表着反对剥削压迫、倡导民主平等、主张爱国爱民、教化舍己为人、鼓励辛勤劳动、弘扬艰苦奋斗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方向；一个成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老祖，代表了反对民主平等、倡导剥削压迫、推动祸国殃民、教化损人利己、鼓励好逸恶劳、弘扬骄奢淫逸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方向。
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文化教育的方向自然就是毛泽东的名言——“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换言之，也就是倡导民主平等，反对剥削压迫；倡导爱国爱民，反对祸国殃民；倡导舍己为人，反对损人利己；倡导辛勤劳动，反对好逸恶劳；倡导艰苦奋斗，反对骄奢淫逸。这既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更是新中国文化先进性的所在。建设这样的先进文化，自然要敬奉代表无产阶级文化方向的鲁迅，同时鞭笞代表资产阶级文化方向的胡适。这实在是一条浅显到前三十年中国人人所共知的基本道理。
然而，新三十年开始了，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家的主人由工人农民悄然转换成流氓精英，社会的话语权发生了根本性置换，一步步推动着舆论风尚全面转变，倡导民主平等、反对剥削压迫变成了倡导剥削压迫、反对民主平等；倡导爱国爱民、反对祸国殃民变成了倡导祸国殃民、反对爱国爱民；倡导舍己为人、反对损人利己变成了倡导损人利己、反对舍己为人；倡导辛勤劳动、反对好逸恶劳变成了倡导好逸恶劳、反对辛勤劳动；倡导艰苦奋斗、反对骄奢淫逸变成了倡导骄奢淫逸、反对艰苦奋斗。甚而又推动着中国人历史观的转变，昔日的民族英雄骤然变成了今日的独夫民贼，昔日的独夫民贼摇身一变则成为今日的民族英雄，从此，受人尊敬的鲁迅黯然走下中国人敬奉的神坛，不仅著作纷纷被流氓精英从课本中删除，而且被越来越多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汉奸所指责；被人鞭笞的胡适堂皇迈进象牙塔专辟的殿堂，不仅著作纷纷走上图书市场，而且被越来越多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汉奸所热捧，以致蔡武在回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杨翠华称“当时是大陆批胡时代”时，公然说：“现在大陆对胡适的评价也不一样了，也在改变了。”甚而又万分敬仰地说：“胡适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长，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中有很大的影响，现在研究他的人很多。我是北大毕业的，也在北大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次到台湾来看看老校长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看他的故居和遗物，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在工作人员建议他到胡适书房书桌后的椅子上坐下拍照时，蔡武更是变现出了孝子贤孙式的敬畏：“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在北大任教，不能坐，还是站着好了”……
日本有个靖国神社，供奉着二战期间屠杀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屠杀中国人民的众多战犯神位。对于这些战犯，日本人每年都是要去参拜的，参拜者究竟是龟太郎，还是野次郎，我们并不介意，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自由。但是，我们却介意这个参拜者是不是桥本龙太郎，是不是小泉纯一郎，因为他们身份特殊，是日本的首相，其一举一动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还代表着日本政府和整个大和民族，其参拜则意味着政府和民族对战争的持续认同，对全世界受害人民的继续侵害。同样的道理，对于胡适的追捧，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我们也不必苛求一致，对胡适究竟是作揖，还是磕头，那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却不行，因为文化部长是政府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带头遵守国家的宪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要求文化部长必须同胡适这位资产阶级文化的老祖划清根本的界限，并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的师祖。
但是，身为文化部长的蔡武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心急火燎到一下飞机就去参拜了。说明了什么？我们不好张口，但台湾媒体却把这件事与2004年9月，安徽教育出版社耗时10年编辑完成44册的《胡适全集》，并在北京大学举行新书发表会，甚而改由北京大学出面主办，不仅商洽另一个重要学术团体让出预定场地，而且还邀请学界威望极高的胡适学生、时年94岁的季羡林发表主题讲演，与会者大谈胡适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挂起钩来，毫无遮掩地诠释为：“在台湾历史学家眼中，大陆此举等于承认过去对胡适的批评是历史错误。”
噫，胡适竟然成了千年老怪，死了几十年了，却还阴魂不散，乃至成为今日的风向标，见证着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转变，但很可惜，不是进步了，而是霉变了——中国走进了“三俗”时代，大红大紫的不光是胡适，还有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和小月月。
————醒世恒言·杂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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