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红色孩子”革命前辈们学习、致敬！
涂途
一
在我结识的众多“红色孩子”老前辈中，陈（志昂）老可称是“老中之老”，又可为“少中之少”。他至今已近百岁，却老当益壮，活生生、不折不扣的 “名实相副”的“现实版”志高气昂，；而当年与他一起战斗过的“山东孩子剧团”的一些在京的我熟识的老革命，如丁宁、徐非光等，近年均相继仙逝，恐怕只有他一位“孑遗”了。而如果从参加革命的年龄来看，他10岁即写出一首《宣传救亡》的歌曲，11岁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少年先锋队，12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15岁排练和指挥《黄河大合唱》，被称为“‘娃娃’编辑、‘娃娃’诗人、‘娃娃’作曲家，‘娃娃’歌唱指挥”和“‘娃娃’才子”、“‘娃娃’老师”，1在我所接触的革命老前辈中，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恐怕同样也不多见。
知道“陈志昂”这个名字，是在1949年5月我刚满15岁、湖北武汉解放的前夕。那时我和一批初中的同学，每天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歌，到街头去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武汉三镇。我们一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永不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一边感到家乡即将解放的高兴、欢乐和幸福。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是谁作词、作曲的。一位山东的同学告诉我，为这首歌谱曲的是他们的老乡、音乐家陈志昂。上世纪50年代中，我被派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中国同学一起聚会时，有时也喜欢唱这首歌；有一年暑假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加留学生干部会，我遇到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的瞿维（他是歌剧《白毛女》曲作者之一），特意问他这首歌的作者是谁，他对我说：“这是陈志昂在山东解放区创作的，后来传遍全国。”1这样，陈志昂这位革命音乐家的名字，便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可是，当1959年夏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再次听唱这首歌时，有人告诉我说，它的作者已成为“右派”。按照当时的规定，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大学毕业生，参加正式工作前必须到基层单位劳动锻炼一年；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何其芳）后不久，就带领当年的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前往山东曲阜兖州公社马家桥大队落户，并兼任党支部副书记。有一次到曲阜参加全公社的三级干部会，会议中间忽然又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我问队里的张支书：“不是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右派吗？怎么还在唱呢？”他回答说：“这是俺山东的歌，从解放前唱到现在，没听说作者是啥人！”此时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其中也有观众喜欢的这首歌，不过它的作者却是“佚名”。
由此可见，在与陈（志昂）老相遇、相交之前，几十年间我们都是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天各一方，我只听和只唱他的歌曲，而素未谋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缘在北京相会、相聚。现在已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第一次相见，大约是在徐非光同志的家中吧！因为他的夫人郭值京与我是小老乡（都出生在湖北武穴），我们结识较早也较多。但对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从1989年第1期《文艺理论与批评》上，读到他写的《〈河殇〉之殇》。之所以特别关注，是因为《文艺理论与批评》从创刊开始，我就是该刊的编委之一，同期又发表了我的《艺术反映论的来龙去脉》一文，而从1990年7月起兼任该刊主编。
那几年正是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多变时期，自由化之风愈刮愈烈。中央电视台在某些“大人物”的支持和鼓动下，大张其鼓地连续播出了6集电视政论片《河殇》，而且后来又重点重播。我当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不仅组织全所人员观看，还布置大家学习、讨论。不过我们文艺理论研究室党支部（我是书记），许多人对此片都表示了强烈地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华优秀文明的歪曲和亵渎，是宣扬“全盘西化”的典型谬论之集大成。陈老当时是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指导”，他在台内是少数派。在一次小型的内部座谈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部政论片要害是“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信心，急于用西方学者的种种说法去修改和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结果它对许多问题的论断就往往是牵强附会、自相矛盾、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又说：“从方法论上说，其主要失误是：1、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素质和文明类型的决定作用，陷于机械决定论；2、片面夸大了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消极性，并且过分夸大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消极作用，因而陷入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我认为，这是作者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同年7月11日和12日，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和《作品与争鸣》编辑部联合发起和举办的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在北海公园内的静心斋召开，共70余人出席会议。陈志昂老在会上向大家细数和揭露《河殇》电视片出笼的经过及部分内幕，并进一步用公式概括这部作品的错误倾向是：“封闭的地理环境——狭隘保守的民族性格——落后的经济类型，唯一的出路是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他的发言有理有据、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一语破的，引起与会者的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会后，他又在《北京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河殇〉与新闻中立》、《〈河殇〉之争》等等，我和周围的志同道合友人都争相传阅。从此，陈志昂和一大批老革命文艺家的形象，如同泰山上的松柏，经年累月迎着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巍然挺立，不亢不卑、不矜不伐，成为我心目中终身学习和追随的榜样。
1990年的新年到来，首都的报刊亭上，展示出仅有3个印张40余页的一份全新的杂志：《中流》，主编是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林默涵和魏巍。创刊号宣告：“《中流》将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研究、探讨、反映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创作和事业，促进文化艺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基础上的团结。提倡内容、形式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争鸣；倡导一种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新鲜活拨的文风。”3月10日，在前门饭店召开了《中流》杂志创刊座谈会，我和文学所的蔡仪、敏泽、马良春等都被邀参加这次盛会，而陈志昂此时已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担任这个刊物的特约编委（不久即为副主编）。我俩从此相互见面和聚会的机会越来越多，许多首都文艺界的重要会议都一起参加。《志昂存稿选编》第7卷《风雨兼程——生命进行曲》中第566页和567页刊有两幅照片，一幅是“三星杯诗歌评委及工作人员合影”，另一幅则为“《中流》百期座谈会”，使我感到高兴和荣幸的是，照片里我们俩都站在同一排。
迎来21世纪不久，我就收到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陈志昂的长篇叙事诗《春雷》，过去我对空军体裁的文艺作品读得很少，但关于抗美援朝的许多创作都极感兴趣，因为当初我也报名想进军事院校。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极其深远。《春雷》的作者于1951率领文工团到朝鲜前线慰问空军部队，并以副政委的身份，前往首次击落美国战斗机的志愿军空军第28队体验生活。不久，他即写出了这部长诗的手稿。可是，这部同样是反映抗美援朝、反映中国人民空军的英雄形象的长篇叙事诗，由于作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磨难，近半个世纪却一直未能出版，成为深埋地下的“长剑”。2000年11月16日，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了《春雷》座谈会，贺敬之、魏巍、朱子奇、黄河、丁宁、徐非光、马蓥伯、林虎及作者出席并发言。贺敬之读了两遍《春雷》，他说：这部两千行的长诗“不仅在题材范围上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在艺术上也取得显著成就。”而著名前辈诗人朱子奇则赞赏说：“漫天风雪喜听春雷滚滚/痛歼兀鹰神鹰捷报频频/长歌一曲高唱凯歌回还/赞雷汉天空最可爱的人/今朝天海飞军群张网/五十年前预见美梦成真/保准叫兀鹰们有来无归/春雷醒世人间天上同庆/降妖斩霸来和平繁荣/决胜节日不忘春雷诗人。”陈志昂老在座谈会上答谢说：“我听着大家热情的发言、心里想起俄罗斯音乐家格林卡的一句话，他说：创造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是把它编成曲子。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时候长篇叙事诗《春雷》公开发表，正如我们熟悉的音乐家瞿维所说：“这把长剑是刺向兀鹰的利器。在崇美、恐美、直到惧美的恶浊气氛中出版，真是大快人心，大长人民的志气！”
2003年 9月11日下午，正逢中秋佳节，我提前吃过午饭，便立即从北京北四环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赶往西南面的五颗松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参加“陈志昂艺术创怍60年及《解放之歌——陈志昂声乐作品选集》、《胶东解放区歌曲选》出版座谈会”。那时我们住地的附近尚未通地铁，要转乘好几条共交车，路上花了一个半小时。到达会场时前面的座位已坐满了人，于是静静地坐到最后边，刚好与陈老并排坐在一起。场上高挂着著名老戏剧家马少波书写的巨幅立轴——“歌正气”和海军上将李耀文的题词——“战斗歌声 鼓舞军民”，集中表达了与会者共同的心声。会议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央电视台分会秘书长王甫主持，贺敬之、郑伯农、徐非光、傅庚辰、汪毓和、姚恒璐、唐功文等均在会上发言，一致高度评价《解放之歌》和《胶东解放区歌曲选》的思想性、史料性、艺术性、现实性和针对性。中央电视台的美术家刘文宣则当场赠送给陈志昂老一副条幅，上面用东巴文书写了两句纳西族的歌谣：“又闻布谷鸟，定有好消息”，表示对会议的祝贺。最后，陈老在致答谢词时，则引用了自己《十四行诗节二首》的末两行：“至于我，将为真理而斗争，/一直到雷电把我击倒在地。”诗为心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全场无不为老革命艺术家们的赤胆忠心、铁中铮铮而感动、感怀。
2006年初，由陈志昂、黄大岗、陆华编著的《贺敬之词作歌曲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当陈老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几位熟友时，大家一致表示可以举办一次活动进行研讨。同年9月28日，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中国延安文艺研究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贺敬之词作歌曲集》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会议室召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李舒、首都文艺理论界和音乐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孙慎、刘烽、乔羽、徐非光、吕远、余飘等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长郑伯农主持。陈（志昂）老为这部著作撰写了题为《大树长青》的序，并在会上介绍了编辑这本书的起因和过程。他说：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贺敬之文集》，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文集》的第5卷为歌剧、歌词，但除了《白毛女》其余均未附曲谱，未免美中不足。有鉴于此，我提议仿照孙慎等同志编辑《田汉语作歌曲集》的先例，编一本《贺敬之词作歌曲集》。 贺敬之民志是诗人，同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重要的建树。他在理论活动方面的特点是毫不动摇地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同时又具有丰富的辩证精神，从不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偏执和僵硬。作为题目的这四个字，取自贺敬之同志的抒情长诗——《雷锋之歌》的名句：“青山不老，/红旗不倒，/大树长青”。
会议最后，由我发言，我朗读了头天晚上打印出的《走到那里都唱着您的歌——读〈贺敬之词作歌曲集〉》：“走到那里都唱着您的歌，/悠扬的歌声永远陪伴着我！/从稚童到古稀，/从幼儿园到留学；/从故乡走到天安门，/从北京飞到莫斯科。/跨越新旧世纪，/走过人生坎坷！/一首歌是一片情，/一首歌是一团火。 //走到那里都忘不了您的歌，/美妙的歌声永远缱绻着我！/从童年中的漫漫长夜，/到梦寐以求的理想天国；/从山南海北到天涯海角，/从东欧索菲亚到美国纽约。/记住您的歌就有了信念，/重温您的歌就不会寂寞。/一首歌是一颗心，/一首歌是一堂课！”散会后在院食堂里吃饭时，有几位友人问我：“你怎么用一首诗代替了发言呢？”我回答说：“《贺敬之词作歌曲集》选录了246首歌曲，包括有陈志昂作曲的4首歌，虽然有许多我没有唱过，还不会唱，但首首都喜爱！”这是我的心里话，不过当时没有对陈（志昂）老透露。
还有一件少有人知的事值得一提。2007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等单位准备联合举办一次“纪念《讲话》，学习鲁迅”的活动。陈老知道后立即草拟了一份提纲，提出了他的筹备设计。他编排了一组合唱曲，作为活动的献礼节目。按照他的想法，这组合唱共选6首歌曲，可以分为3组：第1组包括两首古典歌曲，一首是《诗经·魏风》中的《伐檀》，另一首则为元代诗人张养浩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前者“是一首古代劳动人民的歌曲，可以说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杭育杭育派’文艺的鼻祖”；后一首“高度概括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抚今追昔，由历代王朝的兴衰引到人民百姓的苦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封建统治与人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思索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两首歌提醒我们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不要忘记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痛苦。”第2组合唱是两首毛泽东诗词歌曲：《如梦令·元旦》和《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在这两首词中，毛主席以红旗为核心意象，展示了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 “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革命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第3组便是根据贺敬之同志近年创作的新古体诗、由陈志昂谱写的两首歌曲：《百世千劫仍是我》、《百折再看高潮来》，“这些歌曲鼓舞我们，不论发生什么天崩地坼的变故，都要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胜利信心。”我和几位有关的同志看后都觉的创意新颖、主题鲜明，现实性强烈，可以试试，而且也准备联系和组织有关单位合作共同参与实施；可惜，最后终如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起动资金不到位、时间过于紧迫等等）而没有成功。直到现在，我还在翘首盼望，有胆有识、有权有力，有口皆碑、有脚阳春的有志之士，能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场地，来举办这么一场别开生面、极有深意的音乐会呢！
向“红色孩子”革命前辈们学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