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伊始，港媒《南华早报》刊登消息称，中共中央组织部已悄悄收紧对“裸官”的监督和整顿，而且目标对象已经从此前已被关注的“裸官”，扩大到“半裸官”。
追溯起来，“裸官”一词最早诞生在2008年。概念首创者是民盟中央委员、时任安徽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周蓬安在网上发文《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将配偶和子女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形容为“裸体做官”。这个概念迅速走红，继而被简化为“裸官”。“裸官”本质上是中性词，但是“裸官”和贪官之间往往存在相互转化关系，“裸官”更容易变为贪官，也是个事实。
中国官方最早是在2010年和2014年推行过两轮清理“裸官”的密集行动，从人事任命、个人事项报道、预防腐败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裸官”的文件。根据2014年的规定，“裸官”不列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考察对象，也不能担任中共党政机关领导，国企和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涉及军事、外交、国家安全、机要等重要岗位。
到去年，上述对“裸官”的任用限制俨然已扩展到“半裸官”，也就是子女在国外，但是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有人形象形容，这是整治裸官行动3.0。
在《南华早报》上述报道之前，境外观察人士去年11月至12月就指出这场“新裸官风暴”的来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全国政协常委会11月罕见地一口气取消了九名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包括曾担任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和原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但保留他们作为政协常委或委员。九人中，易纲和王荣是正部级，其余为副部级。
全国政协本是高官退休后的二线岗位，委员一般会做满一任，到70岁左右卸任。上述九名副主委都不到70岁，最年轻的仅62岁左右，他们齐刷刷在届中被免去副主委职务，这本身就是官方释放的清晰信号。据说，九人都有子女在国外出生或已经定居国外，但他们的配偶应该是在国内，所以只是“半裸官”，比如易纲夫人就在国内，否则他当初会连“裸官”这一关都过不了。
中组部去年上半年就开始对全国干部与国企高层的海外联系，进行摸底调查，并要求“半裸官”在海外的子女回国。须指出，这些官员不是因为贪腐或犯错被处理(若是就由党纪国法处置)，但因为子女不肯回国，他们必须从关键岗位调离。当局从下半年开始陆续处理，除了上述九名政协副主委外，还有其他约10名中央与地方的省部级官员、国企与智库高层被免职，更多人是辞职。
中国高层严肃对待“裸官”问题并非没有原因。早在2013年，中国《财经》杂志发表“中国‘裸官’报告”，就从当时有据可查的59个“裸官”样本中，计算出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1亿人民币约1800万新元)。2013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警告：“有的(党员干部)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这些情况，都是当年从重要岗位中清除“裸官”的背景。
时至今日，这种清除的力度更强且扩大化。一方面，层出不穷的腐败案，让高层对纪律问题毫不放松。许多曾经涉腐的官员则惶惶不安，因深知即使退休也可能面对“倒查”;去年多达65名中管干部被查的新纪录，加上连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张又侠都落马，都清楚展示什么“保护伞”都没用。这个局面，必定加大官员安排“后路”准备“跳船”的动机，也同步促使上层提前施力堵住这些“后路”。
中外关系趋紧，是“半裸官”空间更受限的另一原因。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引渡外逃官员的司法互助更困难，中国高层对官员的海外联系，难免更为谨慎与多疑，严防高干因家人缘故被海外势力渗透和利用，成为新的课题。
而中国体制内重要岗位用人标准的变化，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翻查过去半年里突然被免职或辞职、又有海外联系的高官简历，可见他们多拥有留美、留欧或留日学历，有的是学者型官员，从大学教授转轨从政;也有的就是高校领导。随着对“半裸官”的任用限制加大，未来将有更多希望保留海外联系的才俊，包括“海归”等，无法或选择不在体制内服务。中国体制内精英的面貌将较为纯洁，人才来源渠道会相对减少，这对于促进中外了解，减少隔阂不是好事。
当然，高层显然并不担心中外隔阂或人才不足，反正即使是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如今已有越来越多人才是由中国本土培养。反之，打击贪腐、保持队伍纯净性、武装精英头脑、杜绝“身在曹营心在汉”，或许才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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