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5日，马克·吕布、本文作者(中)
与摄影家吴家林(右) 一起在马克家看照片
赵小芹女士是利(玛窦)氏学社会员、作家，原为“四月影会”核心创始人之一，现居法国。文章原载于《中国摄影》2007年6月刊，由本文作者授权发布。
编者：今年(2007年)是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拍摄中国50周年。作为对中国摄影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摄影家，50年的时间应该让我们把对他的阅读延伸到照片和简单的访谈之外。为此，本刊特约既与中国摄影界颇有渊源、又是马克的朋友的赵小芹女士撰写此文，文章谈到了马克关于摄影的内心最深入的观念、仓促的访谈所难以触及的微妙而动人的摄影体验、马克的宗教信仰、家世和日常生活——还有我们特别关注的——他对中国文化的真实态度。这些都来自于作者与马克的日常聊天，感谢作者把这些都细腻地呈现出来，我们得以在照片之外看到了有丰富“背景”的马克·吕布。
一本辗转的赠书
敝舍藏书中有一本《中国的三面红旗》，是外交界朋友不知辗转几手的遗赠。扉页中有作者四十年前的亲笔题辞：感谢屈利齐吕先生与夫人1957年给予作者的帮助与建议……签名乃笔者认识而至今不变的——马克·吕布(MarcRiboud)。
此书为1966年麦克米仑公司出版、荷兰印刷。
开篇引用了保尔·克洛岱勒(1868—1955)一句话：
“事物不因我们将之弃置于身后，便停止其存在。”
保尔·克洛岱勒乃二十世纪法国达到顶峰的诗人、思想家、外交官，到中国作过福州领事，翻译过唐诗;曾前往丹麦、巴西作为外交官常驻，在东京、华盛顿、布鲁塞尔等地曾任大使，外交生涯也达到一等地位。
他还是雕塑家卡米耶·克洛岱勒——被称作“罗丹情人”最亲近的弟弟。
看到这句话，便不能不想到保尔·克洛岱勒从十八岁就虔信天主教的精神背景。难免进而想到：引用此话的马克·吕布，是否也是天主教信徒呢?
尽管我们帮助王志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到法国，就曾拜访过马克，不久韩素音又告诉王志平：1956年马克·吕布第一次去中国，还是她的建议……但九十年代初王志平举家南迁，没有跟马克进一步交往。
《中国的三面红旗》是马克·吕布从哈尔滨到南宁——行程超过两万五千公里、两次旅行合计九个多月深入中国腹地、作为摄影家的集成：五十年代北京城在雾霭中那层叠的四合院屋顶、四川不荒废寸土的梯田、广西江沚间人迹罕至的小庙、悬挂毛主席像的人民公社社员之家、补丁摞补丁的村妇甚至城乡干部、带红领巾的南方赤足小学生、挑扁担的工农兵、抡锄头的妇女、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全民皆兵的民兵训练……离婚法庭的现场见证。尤其有正举杯饮酒的一幅毛主席正面照片、开怀大笑的周恩来总理形象。不少照片已在海内外各报刊上反复介绍过，毋庸笔者再赘言。
不知有多久，此书安睡在地下室的书架上，似乎默默负载着或大或小的使命，等待着某种缘份——事实上，直至2004年10月份，方由“四月影会”核心创始人王志平介绍，笔者开始进一步认识马克·吕布。
第一段
致屈利齐吕先生和夫人，1957年他们的帮助和建议对本书中某些照片的拍摄弥足珍贵。以我忠诚的纪念。马克·吕布
第二段：
48年后，屈利齐吕家族——致芭芭拉和大卫——我再次欣然签名，这次是为一位中国女性朋友小芹和她的法国先生。世界很小，岁月飞逝。后会有期。马克·吕布，2005年5月6日
云南来客——初始的话题
也是通过王志平，2004年11月，云南摄影家吴家林伉俪，被原艾克斯大学硕士生刘明霞从火车站接来，到拉德芳斯陂拓寒舍小住。王志平打电话叮咛马克·吕布夫人：一定要跟我们见面。吕布夫人卡特荷茵打来电话，向外子欧明华解释了他们接待吴家林的困难，感谢我们代为接待云南摄影家。接下来为巴黎两年一度的“国际摄影月”，马克·吕布十三日在家举行晚餐会，招待世界各地来的摄影界朋友。
十三日傍晚，我们刚从诺曼底乡下返回陂拓家中，卡特荷茵便打来电话，邀我们到他家参加此一摄影晚餐会：“打了几次电话了，总算找到你们，吴家林夫妇早已到了，但愿你们来得越快越好，何况还需要你们来帮忙作翻译呢!”
那是一个大约有五六十人出席的晚餐会，人实在太多，尽管跟马克同桌共餐，却只能容他过来向我们问好的时间，无暇多叙。
无疑，惟其笔者坐在吴家林与马克·吕布之间的那一刻，作为二者沟通的语言中介，人际关照、相互沟通、理解之细微，方才初露端倪。
艺术“教父”
就是在此拉丁区卢森堡公园附近，王子先生街马克·吕布主宅，大约三十平方米的朴素工作室内——十三日那晚，曾把拼接在一起的四张工作台改为一张大餐桌，麇集了各国摄影家、各大报刊摄影部负责人、外交官、出版社编辑、摄影画廊经纪人……如今马克拉过一把椅子，把小芹安置在自己和吴家林之间——开始工作，目标是把吴家林带给他的照片，大致作出个评定分类。
“一幅照片，只须百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秒就拍摄下来了，但一个摄影家一生中，不仅要旅行，其实更多时间是用来装信封、写信封、写信、跑邮局排队为寄信、发邮件……您没发现吗?摄影家拍出来照片，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了给自己的作品找出路，还得写信、打电话、约会，然后出去见人，跟人家谈，不断地活动，都为了发表您的作品!”老头边看他为吴家林冲洗的片子小样，分别摆放在不同的系列中，边自言自语。
“这不，您把这些底片寄给了我，就得靠我花费时间仔细看，先选出好的片子再拿去印出照片。然后把它们一张一张装在塑料透明封套里，再装订成册。接着是我要携带这册照片到处跑，拿去给人家看，问人家是否有兴趣?有无可能展出?可不可能发表……?”
尽管云南摄影家偶尔也提一两个问题，但此刻却几乎只有恭听。笔者则行使翻译的职责，只是尽量把马克相当直率的训导，翻译得柔和、婉转。
“即便一个好的摄影家，也并非每幅照片都可取，只有靠勤奋、不停地干活——不断旅行、到处拍摄，拍出大量的片子;拿回来再慢慢看、仔细思考、遴选，必须分门别类、确定不同的主题，各个集中在一起，以待适当时机好派用场。”马克讲了一个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某一主题，后突然出现一个机会，别人措手不及，而他则“捷足先登”的事例，“摄影家应该有足够的机灵和头脑，为自己的作品捕捉时机。”
如此披露职业生涯的经验、甚至秘诀，令人想到十一月初，法国一家左派报刊上报道吴家林，曾使用了“教父(法文parrain)”这一词汇。的确，马克此时履行的正是“教父”职责——艺术上的教父。
尽管，未必人人喜欢“教父”此一语汇，但马克却反复对笔者确认本身对云南摄影家的“教父”或“保护人”作用。
老人诲人不倦之细微，以至到公开场合还为云南摄影家选择衣着——十三日那晚，吕布竟把以前吴家林送给自己的一件红色土布少数民族上衣拿出来，命云南摄影家穿上。结果呢?“云南山里人”的面孔，顿时被照映得红彤彤的，莫论满屋子欧美客人如何看法，即便外子——法国人欧明华看在眼里，也不由得悄悄对笔者赞叹：“穿上这件红衣服，吴家林真是好帅气(handsome)!”
何故中国有若许有才能的摄影家，马克·吕布偏偏却选择了云南摄影家?把他当作教导的对象?又如此肯下功夫，把他引入国际摄影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恐怕此类问题，不止笔者会想到并提出罢?
“‘保持距离’在我便成为恰如其分的原则”
1923年6月24日，马克·吕布出生在里昂郊区，幼年时随父母搬到当时里昂唯一的大学附近，在霍讷河畔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作为七位子女中的第五个，从小“在家里发言的时机都被几个年长的孩子毫不留情地霸占了，‘容我可做的只有观看与倾听’。可能正因如此，方使我的眼睛得以消遣并受到训练。”在此应顺便带上一笔——马克所说几位年长的哥哥、姐姐中，便有比他大五岁的著名企业家昂湍·吕布，在中国也不无影响的“达能”、“庞扎尼”等奶制品或食品公司的奠基人。昂湍1996年退休，由其子弗杭克·吕布接任总裁。
沉默的童年加少年时代，使马克形成过分怕羞的性情，如他自述所说：“怕见人，面对生活总有一种腼腆。”
少年马克沉溺於梦想、喜欢爬山……而读书并不怎么广，有时阅读一点儒勒·凡尔纳作品，还不如阅读父亲1910年的旅行日记更多。还有一位战死在1914年的伯父，曾在世纪初到过非洲摩洛哥、刚果等地;沿着斯坦利足迹的这位伯父的旅行日记，他也反复地阅读了，以至有些段落他几乎能够背诵下来——他梦想远游，也许由此，使他萌生了周游世界的愿望……
假使接受帮助路人拍照也算作摄影，那末马克第一次摄影便可上溯到1931年。马克骑自行车出去遛弯，路遇一对骑摩托车的恋人，朝马克打招呼，提出用他们自带的照相机为之留影。接着二人便当着马克的面，紧紧相拥相抱，当时只有八岁的男孩，根本不敢仔细看自己拍摄的对象，就按下了快门。交还了人家的照相机，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赶紧登上自行车跑了。当然此幅“最早的照片”，马克从来不曾见到过，但此幕场景摄影家却终生不忘，说那幅画面的回忆，往往震慑了自己的姿势，而且隐隐约约总感觉那幅照片“一准不会好”。
马克自认长久地体验着“双重压力”的困扰：“既害怕靠近拍摄目标以至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意欲尽可能近地看到自己不敢看的场景，以便拍照。”
“注视乃是相互交流、交换的一种信号或者导火索。摄影方面此一交流之礼节却并不存在;人们只取不予、不回报。应当眼光不经交叉而进行拍照。我总是憎恶瞄准某人。于是‘保持距离’在我便成为恰如其分的原则。”
马克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父母家，独立生活;战争年代他投身於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身历过维尔考尔高地的游击队战役。1945年他通过竞考、进入属於法国工业部的里昂中央工程学校;1948年毕业后，在里昂郊区维勒班一家工厂工作。
法国高等教育属于特殊体制：即高中毕业考之前，学生根据高中三年成绩单、与各教师评语，申请进入高等学校预科班。直至笔者九十年代任教高中与高等预科班教师，方才发现仅有3%高中学生能被筛选进入不同水准的预科班，进行两至三年的强化培训，再通过不同学校的分别考试，进入高等学校。鉴于马克考入的是里昂中央工程学校，属法国工业部治下，学费由工业部支付，毕业则属于国家公职人员。
以后几年，在工程师的职业生涯之馀，马克从事一些摄影活动;直到1952年，在连续一周假日专注于拍摄一个戏剧艺术节之后，他竟然“忘记了再返回工厂去上班”——从此便彻底切断了工程师生涯之船舶的缆绳。马克忘了其维勒班工厂工程师的工作位置，即等于自动放弃了国家公职身份。
“复兴时代大师们用同样的方式……”
接近三十岁，马克方才在摄影专业领域迈出第一步。
见到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Cartier-Bresson)，毋庸长篇大论，年长的摄影家首先说服年轻的工程师使用一种奇怪的老镜头——取景器中看到的景物均为颠倒的。“有很大
的好处，”卡蒂埃-布勒松跟后学者说，“復兴时期的大师们用同样的方式，就是通过一面镜子来看，以便校验他们的画面结构。”
于是这位老实巴交的外省人，带着卡蒂埃-布勒松建议用的这种正象棱镜装置、带着唯一的一个胶卷，来到巴黎艾菲尔铁塔转悠。正巧，赶上铁塔重新油漆。
爬上盘旋状的小楼梯，马克感受到执油漆刷子的人们正在演出一种真正的杂技，腼腆的里昂人此刻根本不敢招呼人家，只是拿携带的正象取景器把其中一个人框进来——赫然只见镜头里那人竟掉头朝下，不假思索就按下了快门——随之倒抽一口冷气：幸亏有此头朝下的取景画面，方保证了摄影家身体的平衡，否则马克自嘲：恐怕自身就要失去平衡了……失去平衡的后果，又怎能继续想象呢?
之后，马克把此次成果送给卡蒂埃-布勒松看，他选择了一幅照片，约翰·莫瑞斯(JohnMorris，时任玛格南图片社编辑)拿去卖给了《生活》杂志，此乃马克·吕布平生发表的第一幅照片——带给摄影家重大自豪的代表作。
那末此幅使马克世界闻名的摄影作品，是否还应称道有赖於卡蒂埃-布勒松的“復兴时期大师”级的建议呢?抑或归功於使用他那绝妙古老的正象取景器之成果呢?
“谁的意见你也别听……”
《铁塔上的油漆工》一幅照片，于是成为马克进入玛格南图片社的通行证。玛格南图片社乃是在战后充满希望的形势下创立的，是个群雄荟萃的所在——其中四位乃杰出的创始人。其一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跟马克说：“不要太多听西摩(指大卫·西摩，DavidSeymour，1911—1956，波兰裔美国摄影家)的意见”;西摩说：“别太多听卡帕(指罗伯特·卡帕，1913—1954，匈牙利裔美国摄影家——编辑注)的意见”;而美国摄影家卡帕则说：“别听亨利的意见”。
初入道者的马克于是困惑起来，他就找审慎有分寸的英国人乔治·罗杰(GeorgeRoger,1908—1995)去请教，只听罗杰说：“谁的意见你也别听……可是好好听我说：‘玛格南是一个家庭’。”
马克明白了罗杰的意思。事实上，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也不断证明：玛格南乃是一个由极强的分别有其个性的人合伙组成的，其中每一个人物都必须保持各自本身固有的特点。
在玛格南生机勃勃的环境里，马克开始真正的职业培训，这里如同一个值得景仰的学院会所。可是此间人们几乎不谈摄影、不提自己的作品。他们慷慨地教你如何穿越一大群簇拥的阿拉伯人众;如何从以色列到埃及之间换一个护照;怎样做方才不会在拿坡利被强盗拦路打劫;须得学会带着铺盖在印度旅行;懂得感谢接受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礼物之同时，还应问他这件礼物的价格;如何在普拉卡到雅典之间找一个好餐馆……尤其不计其数地联系接触人，是更好地在各大陆探索一些国家和城市的秘诀。某些人有点学究式，甚至有训导人的架势，但马克还是欣赏他们、敬重他们，接受他们的影响，并无遗憾。
然而，在此间毫无有关摄影方面的建议，根本不提他们拍到了什么好照片。这些大摄影家见面，总是充满激情地谈论他们刚刚游历过的国家、当地的文化。
1954年，进入玛格南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应该出发到东方去两年。1955年，马克出发常驻印度。在印度，他结识了法国驻华使节，通过此一关系，获得当时在印度的周恩来总理前秘书之帮助;于1956年底获得前往中国的签证。
摄影家——“沉默的职业、孤独的工作”
阿尔及利亚战争，马克开始发现：记者之间疯狂的竞争，都是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为了拍摄正面照片，总要站在最近的方位。“假如你的照片不好，是你站得不够近。”卡帕如是说。
“耳朵被口号的呼喊声振聋发聩，满眼的尘埃与阳光，身体被人群的波涛冲击不由自主地涌动着……图片堆积而互相排挤，我们不再是观众或观察员，而我们想象感觉加入到世界另一头的浩瀚震动。尼赫鲁的葬礼、尼泊尔王加冕、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巴黎学运、德黑兰……”
马克不喜欢跟其他记者去抢最好的位置和角度去拍摄照片，遇到行使暴力、血腥、折磨人的场面，他宁可闭上眼睛、盖上相机的镜头……。他叙述了在印度军队解放孟加拉国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胜利者在一个大运动场进行演说之后，把一小撮比哈尔邦叛徒交给狂热的群众，对他们进行肉体折磨、用刀刺穿他们的躯体直至把他们活活折磨致死，凄厉的哀号、鲜血淋漓……记者、摄影家蜂拥而上抢着拍照……。而马克，当时却只感觉恶心、目不忍睹，更毋论面对如此的暴力惨状，如何还能权衡选择一个好的位置、合适的角度进行拍照了!于是，他赶快跑开去找印军官方，想要他们立刻制止如此一种人间惨剧。然而，这天其他摄影记者拍下的照片，已经在全世界公布，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从此便没再发生同类的暴力事件。
显然，政治记者式的摄影，并不适合马克的真性情，即便到中国或越南的行动，与其说是受到“参与政治”的那种法国知识分子时髦所驱动，毋宁说源自马克对东方文明的迷恋——从1955年到印度生活一年后，按照摄影家自己的话便“感染上的一种病毒”。
难怪在传媒多年渲染之下，以至马克不得不声明：“其实我行使的摄影，更经常地是孤独的工作、一种沉默的职业，伴随长久的步行、徜徉着、等待着。……”
“灵魂在皮肤上漫步”
“我不懈地守候着意想不到的事物、准确的色调，离奇的或动人心弦的事物。美是无所不在的……”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马克发现很可能被哪位游人遗忘的一个白色塑料袋，造型如同一只迷失的小白兔。于是怀有童趣地拍摄下来，“我也宁愿拍摄一些细节、普通生活中微末的事物。”
“我既非哲学家、也非社会学家，我看事物的表面。希腊人说‘灵魂在皮肤上漫步’，如是，它并非如基督教徒所认为得那样，是存在人体内里的。摄影家是‘一个耽于感官之乐的快活人，因为是用眼睛，而非理念来操纵其感觉。’”
壁炉边一只猫，腹部朝着火，侧躺在地板上;旁有一面有裂隙的镜子，反映出一位裸体女人的形象。此幅照片，被一位美国记者朱尔斯·法博收入《大摄影家看到的猫》。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马克在布拉格拍摄的一幅照片。摄影家给予文字如下：
“这是第一次我拍摄一只猫靠近一位裸体女人。我想提醒人注意不是那女人吸引了这只猫，亦非我的在场，而是壁炉中的火在暖着猫的肚子。
“面对裸体，我总有某种羞耻感，在此照旧也一样。这位年轻的布拉格女子脱光了衣服，而我在一面破碎的镜子里照见了她。此时又一次地，我拉开了距离……
“有一点我敢说出来吗?我不太喜欢猫。可是怎么能不喜欢它们呢?它们漂亮、不吵，而且不妨害任何人。导演克伊斯·马凯特意为之拍摄了一部电影，断言说：‘上帝创造人乃是为了照管猫的。’往往，一只猫悄悄地进入我拍摄目标的视野，并没要求我的允可。假使它会写字，肯定还会要求偿还其肖像拍摄权呢。”马克这段图片解说，既调侃了并不喜欢猫的一个怕羞、腼腆的自我，又可谓充溢着一种细腻的幽默。
“如同沃克·伊文思(WalkerEvens,1903—1975)说，“他是一个窥视隐秘场面的人，一个干零活的要人和一个小侦探。”
摄影对于马克，乃是面对眼前相互混淆的杂乱无章的形状，为了找到或孤立提炼出一种范畴秩序，于是一切必须删减……“我们不能像绘画那样从一张白纸开始创作，但我们的目标乃是共同的，使之简化以便达到可读性、便于诠释。”
如是，灵魂是否通过摄影家的劳作，便浮上到图像表面而漫步了呢?
里昂人的缘份
笔者的丈夫欧明华也是里昂人，在马克成年的地区出生、长大。马克一知道这一家庭背景，就非常关注欧明华在里昂生活的家人，听说我公公九十五岁，仍独立生活，就更加有兴趣，询问所有日常生活的细节——明言：你公公目前的生活，即将成为我面临的现实……
马克的妻子名卡特荷茵·申讷，本身为记者。当看到她的姓氏，欧明华立刻反应：“那你问问她，是否她认识一个埃赫维·申讷的?”申讷毕竟并非一个常见姓氏，很可能源自同一个家族，马克·吕布夫人的答复证实了：
“当然认识，埃赫维是我堂兄，比我大两岁。他也是我们家族中最成功的一位，是里昂路桥工程负责人。今年五月，他要在里昂召集一个大型家庭聚会，我们准备要去参加呢!”卡特荷茵回答。此刻，笔者方才注意到：卡特荷茵其实跟欧明华同庚，银白色剪短的头发，衬托其面容如同一尊大理石雕像，她举止典雅、庄重……但不知何故，待人接物，总透着一种淡漠。有朋友告诉笔者：感觉每到马克·吕布家，其夫人总好像是盼着客人赶快离开似的……
提及埃赫维，欧明华就谈到自己的少年往事。1963至1965年间，在凡尔赛吉奈特高等理工预科班时，他跟埃赫维同时负责学生会工作;因二人均为里昂人，虽然不在一班，却每天下课之后都约在校园里，一起散步、谈工作、谈共同感兴趣的哲学、神学等等问题。
1965年欧明华考进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创建、1796年拿破仑命名;并在1804年将其划归国防部军工——每届仅三百名额的高等综合理工学校，埃赫维考进路桥高等工程学校——
名次仅次于巴黎军工坡利泰克尼克。由此分头忙碌在各自的领域，至今未得机会再见。然而当年朝夕相处的友情，并不能忘却。
发现埃赫维跟卡特荷茵有此亲缘，欧明华就对笔者说：“那末可以断定，申讷家族属于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因为近几个世纪，法国在数度打击耶稣会影响的冲击之后，凡尔赛吉奈特高等预科，已成为法国境内最后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高等学校，遵循圣伊尼阿斯·罗耀拉的精神办学。名额极少，上世纪六十年代，惟有传统天主教家庭背景的优等生，方才可能筛选进得去：“我早就听说他们这所学校了……”卡特荷茵流露出知情。
马克听说埃赫维是欧明华的好友，就对笔者说：
“其实我属于上一代人，跟埃赫维不熟，但跟他的父亲，是好朋友。我到巴黎，自然就认识了他的家族成员，他的堂兄弟——卡特荷茵的父亲。这也是一位跟我父亲差不多的非天主教信徒，可惜我跟其父见面并不多……。卡特荷茵并非我第一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叫芭芭哈，是美国黑人——怎么?你有很吃惊的神色?是的，难道你不知道?芭芭哈是黑人，她还住在巴黎，上星期我们还见过面!1964年我们结婚的，大儿子达卫德1964年就出生了，刚刚还来过，老二阿莱克西，两个小伙子都很漂亮……”笔者方才想起，未曾留意曾在马克家徘徊过至少一位黑人小伙……
的确，笔者只顾注意卡特荷茵的背景了，忘记了曾经跟马克关系密切的前妻芭芭哈·柴兹-吕布——她一直沿用与马克的婚姓，毕竟是一位写过几部畅销书的美国作家，耶鲁建筑艺术史毕业，还是雕塑艺术家、诗人。其1979年出版的小说《萨莉·海明斯》，出版了八种语言的版本、印数达到三百万册。叙述的故事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跟一位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女奴萨莉·海明斯相恋同居，并养育出一群有黑人血统的后代……此书导致了剧烈、长期的争议，也因作家不仅从阅读的一些史料出发，给人背景真实的震慑，而且大胆地驰骋想象进行创造、甚至虚构了大量当时的日常生活，描绘了十八世纪末美国黑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画卷……直至1999年，小说出版二十年之后，杰弗逊和海明斯的后人方接受了脱氧核糖核酸化验，证实了作家原本创作的神话——总统与黑人血统的女奴相爱，其基本事实乃是不错的。多年帮助马克作翻译的朋友孙国富告诉笔者，当马克听说诉讼获胜，便顺口调侃一句;“看来芭芭哈又要收到一大笔钱了!”
难免不由令人想到：跟马克十几年的共同生活，是否也催生了芭芭哈在小说中生活细节的想象呢?
《我宁愿跟你一起怕》
2004年5月，卡特荷茵曾出过一本新书《我宁愿跟你一起怕》。当笔者问起，卡特荷茵当即签名给我们赠送了此书。
深绿色封面、不足百页的一本小书，读起来竟如此锥心，令读者的泪水不由得顺着那用词精微的真情表述而流淌……。接着，欧明华把书带到俄罗斯去读，他从国外回家就写了一封信，寄给马克·吕布夫人。
“我宁愿跟你一起怕”，源自格林童话《美人与怪兽》中的一句话，笔者未曾读过童话原文，不知出自哪一版本，据卡特荷茵说乃是故事结尾，美人方对怪兽披露爱情的一句话。
卡特荷茵跟马克1981年养育了第一个孩子——克雷芒丝，不幸为法文所说的“蒙古儿”，携带染色体21，为先天智障。
当母亲第一次从儿科医生获悉“智障判决”的那一刻，是怎样的一种震撼呵?此一孩子，怎会是马克跟自己等待的呢?对才貌俱佳的女人之骄傲、甚至作者不否认的“自恋”情结，乃是霹雳当头的重创!
绝对惟有执拗的抗拒!她通夜不眠、以泪洗面，她曾盼着孩子死，甚至明确要求医生帮助她……而这种痛苦，仅仅方才开始。作者叙述自己如何从医院回家，试图寻回日常生活的节奏：
“我回到家中，腹内空空、两臂空空，被千千万万泪水淹没……”孩子患婴儿黄疸留驻医院。接下来，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卡特荷茵学习接受作母亲，学习“跟其他人不同的”这种儿童的抚养方法，学作他们忠实的护士：
“在她身边，我虽无安慰、却是幸福的，这是一个我愿意抚慰她、而接受不了的残障孩子，我情愿为她的幸福、对她的生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父亲的反应，显然比母亲超然。一天天地看着孩子成长，马克用照相机记录下孩子的每一次进步，并加以评论……
尽管此书写给永远也不可能会读的克雷芒丝，母亲却通过写作，确认了自己对这个无所谓、也不懂事的孩子“并非容易的”母爱。
如今孩子已经二十四岁，看到她如此快活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岂非人生更重要的意义呢?
1983年出生的第二个儿子，被命名“泰欧”，希腊原文意为“神的”，往往这是一个缩写，例如常见的有“泰欧菲尔”——热爱神的、“泰欧多尔”——神赐的……令人想到沈从文在《边城》中，那位“二老”何故被命名“傩送”?曾在彭宁导演的《太阳和人》——白桦《苦戀》中，见过跳傩神的场景。可见天下共同之父母心。泰欧已读大学，想考建筑艺术学校;但在巴黎阿尔萨斯中学读书时，就作为第二外语开始选修汉语，跟笔者能作简单的会话，不止一次去过中国。
去年夏天，卡特荷茵对笔者说：终于找到离家很近的专业智障青年活动中心，同意长期接纳克雷芒丝，从此不必再跑远道，可以更方便地照顾女儿了。否则，作为母亲，难免在书中明确自责：何故自己就不能像跟泰欧一起那样，接受天天都跟克雷芒丝在一起生活呢?
卡特荷茵披露此一消息时，其银白的头发衬得面部线条更精致，小芹顿时想起她说过的：“从克雷芒丝出生后，我的头发就全白了……”
《我宁愿跟你一起怕》中文版名为《有我，你别怕》
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一封珍藏的信
马克·吕布夫人卡特荷茵收到外子欧明华的信后，再见到小芹就说：“我收到了弗杭苏瓦的信，非常感激!我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它珍藏起来……”
此信很短，欧明华曾给我打印过一份，读起来却令人热泪盈眶。其内涵，恐怕笔者很难用另一种语言传达，权且试译如下：
“夫人，
从二十岁左右，我就经常地想到艾玛努约勒·牧尼耶给一位朋友写的一句话，其中涉及震撼他家庭的惨重事件：‘人们说：他们遭逢到重大的厄运了;我们确实遭遇到某位人物、可谓重大，却绝非一种厄运。’
您的作品无疑传达了一种邻近的启示，然而，远非一种常规的表述，它显示了一条仅仅属于您、并惟有您才走过来的漫长途程。您非凡的文笔使您在生活中已然开始的劳作得以延伸——借用您的语汇来说——它允许我们进入您的工作，进入一种人类极限的勘探。我感谢您引领我进入这些疆域之一，在那里有出于自我的另样之异体，由此却使我更多通一点人情。
寄上我对您真挚的感应，对克雷芒丝的，对马克，以及所有您珍爱的人们。
弗杭苏瓦(法文签名)”
艾玛努约勒·牧尼耶(1905—1950)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家，三十年代创办了哲学杂志《精神》，初衷旨在探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团之间的关系，试图深入人类精神领域所面临的危机。
通常人们总是对与自己不同的“异体”感觉恐惧，而通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方能接受“出于自我的另样之异体”呢?
翻过《有我，你别怕》之扉页，就可见到作者献辞如下：“给马克，我生活的每一秒钟他都无时不在”。
接下来另有一段引文：
“太凄惨的时刻总是降临在幸福中，人生中此一荒唐而绝妙的信念，使真实还能在人类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路易-费狄南·塞林《桑迈勒维斯》”
《有我，你别怕》，从某种意义上，又倾注了与马克·吕布怎样的夫妻患难与共之情呢?不读原文，是很难领会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欧明华的妹妹知道我们曾被马克邀请，方才又提起笔者不曾注意过的“八卦”——她与马克大姐的几个女儿从私立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小学、直至高中皆闺蜜。每次来巴黎住的单元，其实与马克几个侄女合购，每人各有一间卧室，共用客、餐、厨、卫。在里昂的房子，则从卡特荷茵名下的遗产购得，还是堂兄埃赫维代为签署的合同，埃赫维的父亲本是里昂有名的公证人。
马克·吕布的“宗教”
“《中国的三面红旗》一书，开篇您就引用了保尔·克洛岱勒一句话‘事物不因我们将之弃置于后，便停止其存在’……保尔·克洛岱勒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可不可以提问有关您的宗教信仰问题呢?”小芹为澄清一些问题，专约了马克细谈。
“对于我，宗教并不重要，上一个教皇——那个波兰人，简直是带动了全世界一种盲信宗教的狂潮，居然面对当今世界现实，还禁止避孕节育，禁止人工流产，怎么可能呢?天主教徒在我看，成了眼界极其狭隘的人……”
“有朋友说您是耶稣新教徒，对吗?”笔者想起多年帮助马克作翻译的孙国富等友人曾对马克宗教信仰的说法。
“不，我不是耶稣新教徒，跟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我生在天主教家庭，受天主教洗礼。但如今有几个人还去教堂呵?从我父亲开始，就不再是去教堂的虔诚天主教徒了。保尔·克洛岱勒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更重要他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我这里有他的全套日记……引用这句话，如果我没记错，是他在中国作外交官离任时，写在日记中的。你知道，那个时代，在西方国家，谁也不知道中国，谁也不往中国去，谁也不管中国的存在……”
“那末以为您是耶稣新教徒，看来是误传了?”小芹又盯回到原来的问题上。
“有这样的误传，也不奇怪，一方面我们从来不去教堂，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受父亲影响非常大，一个人一生中，总有几个人对他有重大影响。1910年，我父亲考取了政治学专业学校——当时属于政治家顶尖的学府，相当于如今的高级干部学校‘耶纳’。为了庆贺这一喜讯，他获得出国旅行的家庭奖励。当时与他同行的旅伴，后来也是来往密切的多年朋友：有一位是耶稣新教教徒，另一位是犹太人。可见他是无视宗教的，我反复阅读过他那些旅行日记。既然我父亲非宗教的思想已很强，我家的几个男孩子后来就都上非宗教影响的公立学校，只有女孩子按照我母亲的意见，在私立的天主教学校受教育。”
“因为我丈夫弗杭苏瓦跟卡特荷茵的堂兄埃赫维·申讷是好朋友，1964至65年，他们都在凡尔赛吉奈特——耶稣会办的高等学校读书。”应该说明此校每年在法国各地、国外法语区总共才有360个位置，所以不仅要筛选成绩优异、而且上世纪六十年代只能录取传统天主教家庭的学生。受中国红卫兵运动影响的六八年五月学运以后，方才在七十年代初，开始为女生增加了一百名额……
“……由此是否可以推断：申讷原本是天主教传统的家族呢?”
“卡特荷茵的父亲，是家里的十个孩子之一，孩子多了，有的不信，有的笃信，甚至还有一个叔叔成为耶稣会士呢，跟我年纪差不多，现在已经去世……但卡特荷茵的父亲属于非宗教的，至少并不比我更虔信，卡特荷茵跟我一样，我们都不去教堂……”
后来笔者问欧明华，他才记起在里昂他们学校里，确实有位耶稣会神父姓申讷，但他不曾直接交往。
“应保持自我、忠实于本身文化……”
马克明确到越南或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受“参与政治”理想驱动的那种动机，不如按他自己所说的仅是“先睹为快”，或者“视觉的享乐”罢了，当然是针对异域另一种文化而言的。
马克认为：眼睛如同其它感觉器官一样，具有视觉的快感;当再听到一首熟悉的曲调、品味已尝过的水果，人都会产生快感，事实上重逢再见到所喜欢的几何与艺术匀称，同样也会发生愉悦、快感。
对一位摄影家，靠的是训练有素的眼睛，犹如音乐家善于用耳朵判断错误的音符那样，摄影家须用眼睛辨别视觉的正误。而此一训练乃是日常的、需要不断更新的，否则便要迟钝。摄影家应有敏锐的眼光，方能把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上各种杂乱无序的形态抽出、隔离、并加以提炼、条理化。
曼·瑞(又译曼·雷ManRay，EmmanuelRadnitzky1890-08-27—1976-11-18)说有两种活动：创造与再现。“创造乃是神性的，再现乃是人性的。”究竟摄影属于创造呢?抑或再现?那末马克接着引用曼·瑞补充的一句话：
“我们不是神，再现即诠释，而诠释乃是一种个人行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曾到黄山，每日凌晨两点钟起床，在山颠守候白云的涌现，每两分钟拍摄一幅照片。九十年代初，在巴黎大宫殿，犬子的教父——被称为世界第一策展人的让-保尔·戴浩石，为他举办了《黄山的云》为主题的动态幻灯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参观者，包括笔者在内。
记得展厅中观众林立，屏息瞻仰着：在那变幻莫测的光效应中，人们似乎忘记了究竟置身何处?那壮观的摄影画面是在“师法自然”呢?抑或那云山奇景竟在心甘情愿地接受马克镜头的驾驭，去追求中国古代大师一些绘画效果呢?
以至在后来的廿一世纪，陪朋友去圣-米歇尔山顶教堂参观时，居然又看过一次《黄山的云》展览——可见戴浩石之偏爱，用他喜欢的赞叹“Sublime”——“绝美”一词乃福楼拜十九世紀中叶，所定义的最高级别之美，恐怕圓明園的废墟，方可以相媲美!
一次去看马克，刚从中国回来，带回几本中国古代画册，宋代的花鸟、山水，十分陶醉地仔细翻看，喃喃对笔者说：
“中国宋代的绘画，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高度，理解这一点，还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最早给我的启蒙……”
尽管，马克跟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均不懂汉语，站在法国人的角度，对中国问题存在他们不同的见解，但他们所深深迷恋的中国文化，也是超越时代、超越语言、超越国家制度的。
马克镜头所摄取的中国，无处不体现其执着于“保持自我，忠实于本身文化”的原则。
“我的东方死了……”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在马克的眼中，尽管那贫穷“如同浩淼的大洋”却属于“数千年文明的遗产之一”，处处显示讲卫生的清洁环境，城乡孩子都能平等入学、受教育，民风淳朴而知足常乐，断无西方那种巨富或赤贫式的贫富悬殊，因而没有那样为赢得财富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尽管当时被西方舆论宣传为“新中国对外部世界封闭”，毛主席却给人民以中国人的尊严，看不见乞丐，庙宇人迹罕至、见不到修行的信徒、人众……
五十年中国摄影，马克从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平均主义”贫穷，到九十年代末兴起的自由资本主义……无论是含蓄的温情、还是悲悯的现实，在他观看捕捉的生活细节画面中，都显示了他执著的迷恋。一次笔者问他：
“见到您拍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好几幅照片，您什么时间见过他们俩的?跟他们交谈过吗?”
“你提出的问题，事实上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毛泽东，我见过不止一次，离得很近，所以照片也是从很近的位置拍摄下来的，但我没跟他说过话。可是跟周恩来不仅见过几次面，而且曾经交谈过。第一次见到他，是1965年第二趟去中国期间，谈话很长，有三、四个小时罢;1971年阿兰·佩尔菲特率领一个法国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我跟他们在北京汇合，在一起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值此，马克对笔者提及：2006年6月初，北京一次展览中，他拍摄的一幅毛主席影像作品在展示环节引发争议。因背景中出现一位当时仍年幼的宗教界人士形象，展方出于合规考虑对画面做了处理。这件事令马克极为愤怒。
他激动地说：“当年他还是个孩子，并未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你必须替我说句公道话!这是历史!任何人都无权随意改动历史影像。照片中心是毛主席，背景里还有十余人，却偏偏只对其中一位做了删除，这样的处理太粗糙，也缺乏基本的专业判断……”
老人情绪激动，谈话一时很难再回到先前的平静。
马克很喜欢旧地重游，因为对于他，某个地方、某个风景，都如同一位朋友，值得重新探望，看到他的变化。然而自一九九零年代中叶以后，马克从中国是否每每找到的乃是更多的失望呢?
“东方变得跟西方一模一样，变得竟如此相像，人们不由得自问：何必再旅行呢?既然到处都见到一样的麦当劳，一样的牛仔裤，一样的玻璃钢高楼。”1996年当马克举办《中国四十年》回顾展时，接受记者访问，如此沉痛地开始宣泄：
“……毛领导下，广告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污点，而如今布满在城乡的墙壁上。并且在中国像在此地(法国)一样，人们也不再谈中国文化。在那边人们宁唱卡拉OK、看日本连环画、电视连续剧，也不看京剧!
“人们不能对摆脱了四十年缺衣少食的老百姓轻易评价。但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丧失其本来身份，真令人可怖地消沉沮丧，一个国家粉碎了与本身历史的系链，变得像我们这里有的最坏的东西那样——金钱成为人们所有活动的唯一准则。道义与家庭等价值正在崩溃。如同把我们(三、四个世纪)一系列历史进展尽可能短地压缩在一场赛跑中，我们所爱的那个东方，正因其恒久的文化，骤然粗暴地转变为一种极端西方的东西。”
马克的中国与东方，是否像很多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一样呢?它具有那样一种神秘的恒定性?典雅、幽深的东方文明原应是不变的，忘乎所以地不假思索，一味追求西方物质经济的速度，难免就不伦不类地丧失其本源之美。
难怪《新观察家》杂志总编让·达涅勒要撰文，为马克悲叹：“我的东方死了!”
2026年根据2006年八月原稿修订
於法国拉德芳斯陂拓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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