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于开放校园的争论当中，反对的一方提出了一种‘保护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宣称，打开围墙会加剧社会公众对于女性学生群体的凝视，偏见与物化。为此，校园封闭意味着一种保护措施——它使其免于受到凝视，骚扰乃至侵害。
姑且不论这里的论述逻辑与支持女性穿着罩袍的逻辑的一致性(二者都强调通过视觉和物理上的隔离实施保护)，更关键的是，反对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围绕着‘女学生’这一概念而建构起的一整套厌女话语，其背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借助民国时期的‘女学生’话语建构，来一窥当前的困境。
情欲百年
正如滨田麻矢在《少女中国：‘女学生’的一百年》一书当中所展现的，从民国初年一百年来关于女学生的文学话语建构，几乎完全是围绕‘情爱经验’展开的。即便是在进步作家笔下，女学生所实践的五四思想也不外乎是自由恋爱等等，其‘革命事业’总是以‘浪漫关系’告终。就此而言，女学生的大众形象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与情欲等等特质紧密相连的。
类似地，尖团音不分的说话方式(营造出咬着舌头娇滴滴的说话效果)被视为是女学生独有的‘女国音’，‘熏青豆’(强调其身体形态与着装)被用作女学生的代称等等，都反映出民国时期对待女学生的相当流行的客体化观念——女学生被普遍认为是花瓶式的，带有身体诱惑性的。
即便在革命话语较为强势的年代里(辛亥革命初期)，女学生也未能摆脱‘摩登’‘时尚’‘衣着前卫’的想象(曾越，2014)——这种气质与传统社会涂脂抹粉的‘妖妇’相当不同，但是同样难以逃离性化和被凝视的命运。对于大众而言，女学生象征着一种更加大胆的，非传统的关系的可能。这引起了社会的迷恋。
总而言之，正如王鼎钧在其书中所写的，
‘那年代，在我们家乡，“女学生”一词的含义比现在复杂。读小学读初中的女孩只能是“女生”，不是女学生。带职进修或退休后再读大学的白发女学士从来没有，至少是没人见过。所谓“女学生”，通常是泛指由高中到大学，十七八到二十出头。那时女子能受高等教育，必定是家里有钱，家长的思想也开明，有这种背景的女孩子多半漂亮。那时读大学同时是一种享受，有音乐、有体育、有社交，这些女孩子多半明朗可爱。那时候，“女学生”一词中有什么样的形象，可以想见。’
女学生一词在近代中国乃至今日，的确承担着十分特殊的意味。
女校内部与同性之爱
围绕女学生的情欲想象通常发生于女校内部。正如李世鹏(2017)指出的，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界和文化界，女学生之间的‘同性之爱’一直是热门的话题，其关注度和所占篇幅甚至远远超过了男性的同性之爱。
原因或许在于，女学生之间的‘同性之爱’是作为情欲书写而不是性别书写而存在的。以男性为主的书写者和观察者往往并不把这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性取向，而看作是一种临时性的情欲表达。同样如滨田麻矢在《少女中国：‘女学生’的一百年》一书当中所指出的，‘即便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要各自回归家庭’。女学生之间的‘同性之爱’书写，为此，不仅不是对于父权制度和观念的冲击，而且还固化了其对于女性情绪化，欲望化和‘渴望被爱’的刻板观念，在书写当中，多了几分玩味和猎奇的色彩。李世鹏(2017)曾在其文章当中提到陶思瑾案——‘1932年2月11日，著名作家许钦文的家中发生一桩凶杀案，女学生陶思瑾受伤，另一位女学生刘梦莹死亡。案情发展几经波折，初则因陶思瑾与刘梦莹皆昏迷不醒，因此媒体将杀人嫌疑指向屋主许钦文。但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陶思瑾假装昏迷的行径被发现，又经办案人员调查发现陶、刘的同性恋人关系，最终，陶思瑾承认她杀害同学刘梦莹的事实。’此事一出，媒体便全力跟进，《申报》《时报》等沪上大报，乃至远在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成都的《新新新闻》、青岛的《民报》等均大力报道。在过程当中，这些媒体更是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香艳风流’作为卖点。与此案当事人有关的许钦文甚至都变得急不可耐，主动投书至《时报》，刊出小说《爱的突变》，大吃人血馒头。
由男性来主导女性的情爱书写之所以可能，一个关键要素就在于女校和女学生生活的神秘与封闭。除极少数教员外，社会公众对女学生始终抱有极大的神秘感，加剧了其偷窥其生活的意愿——一有风吹草动，便蜂拥而至。新式教育一方面使得女性在大众面前变得‘可见’，但是这种可见性又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为社会平添许多谈资与遐想。可以说，正是这种半敞开与半封闭性，不断驱动着社会的客体化观念生产。
阶级和民众
社会对女学生概念的复杂化，也与这一群体的阶级地位特殊相关。滨田麻矢提到，在沈从文的笔下，经常出现‘农村人’与‘女学生’的二元对立。在这种叙事当中，‘女学生’被看作是搅动乡土社会的‘沉静’和‘安宁’的因素。
研究者指出，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部分乡土文人对‘女学生’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受到社会主流观念的影响，女学生对于他们极具诱惑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阶级出身(例如沈从文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学历的‘地道的中国农人’)又让这一群体感到深度自卑与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变本加厉地来刻画女学生的诱惑力——以此让自己获得安宁。譬如说在沈从文笔下，身为农村童养媳的萧萧本不谙男女之事，但是见到了下乡来的女学生，听到了她们的歌声后，竟由此点燃了情欲之火。这种描写之诡异，只能源于沈从文自己的内心写照：越是将女学生性客体化，他也就越感到自己没有‘僭越’，自己仍然安全。
类似地，在西北地区的‘根-据-地’里，对于女学生的客体化不仅极为严重(组织‘安排’‘分配’)，而且带有很强的‘阶级复仇’色彩(如白马调等等)。据曾在中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的王云说，延安时期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的25位女青年中，有24位都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一位出身富农。出身在审查阶级敌人时，与为领-导-干-部‘择偶’时，无疑发挥着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作用。
从区隔到对抗
我们在上文当中已经谈到了几种不同的区隔(La Distinction)，包括地理或空间的区隔，阶级的区隔，以及更进一步，更难消除的，文化的区隔——每一种都加剧了对女学生这一概念的扭曲。
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的，‘非常清楚的是，分析的困难来自这个事实，即分析工具本身指出的事物的表象——如教育水平或社会出身划分，在一些斗争中起作用，而源自这些斗争的分析对象即艺术和与艺术作品的关系就是现实中的赌注：这些斗争使两种人互相对立。’或者说，区隔本身就生产对抗，这种对抗建立在对对方的彻底贬低之上。布尔迪厄强调，‘但是，更深入地，这些反智主义的表现不过是一种对抗的维度，这种维度远远超出了身体或修养的合法用途问题，触及存在的一切维度：统治阶层总是倾向于通过男人与女人、严肃与肤浅、有用与无用、负责与不负责、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对立来思考他们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
为此，如果说是什么驱动了围绕在‘女学生’这一概念周围的，带有本土特色形态的厌女症，就不能不从最关键的问题出发——女学生本身所处的区隔。固然，区隔并不是解释这种厌女症的特殊形态的唯一根据，但它却是最重要的一个。一百年来，凝视的目光一直围绕着高墙，希望能够穿透它而窥见什么——透过屏幕，透过缝隙——但是，直到围墙彻底倒塌的那一天，人们才终于有机会知道，里面其实空无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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