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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经济学教授张丹丹指出，西方OECD国家的工作时长为每周30多个小时，中国平均是40多，农民工群体是50多，有一部分平台的劳动者，比如外卖小哥、制造业零工，平均都在60多个小时。
超长劳动时间不仅挤压消费空间，也挤占育儿、家庭生活时间，拖累生育意愿。
张丹丹提出，减负不能以降低收入为代价，最优政策抓手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很多平台，它背后可能很大程度上参考的是最低工资去制定小时工资，如果提高最低工资的话，是不是可以使零工时长的工价会有一点点提升。”
每周30多个小时我们不敢想，40多也不多见吧。
那么问题来了，工时越来越长，工人越来越忙，但工资越来越低，而且公司也越来越难盈利。既然老板和员工都挣不到钱，那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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