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我国的城市化

直面我国的城市化　　

蔡金安　　

一、城市化非强拆化　　

城市化，几乎成为现代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共同选择，自然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拆迁，但拆迁不等于强拆。如果把所有“拆”字前面都加上一个“强”字，对发展城市化将有害无益。　　

事实上，“强拆”已成为众多地方政府在拆迁问题上当仁不让的首选，由此造成的被拆迁户自焚、杀人和被杀惨案时有发生，还曝出政府动用防暴警察铐人和推出“株连拆迁”措施的奇闻。　　

就在“宜黄强拆导致自焚”风波尚未平息之际，“广西警察协迁竟如‘鬼子进村’”的报道令人们大惑不解。2010年10月8日，为了拆迁几个村庄，广西北海市有关部门不惜动用防暴警察等，于凌晨5点将睡梦中的村民铐上拖出家门，然后搬东西、拆房。北海市政府还强行推出了“株连拆迁”措施，意为拆迁户若未签署协议，家属工作就会被暂停，彻底使强拆后的村民失去生计。　　　　　

面对民间对强制拆迁的挞伐之声，10月12日，一个署名“慧昌”的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为强拆辩护，抛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惊人论调。该官员的如此怪论遭到了包括《人民日报》等媒体和广大网民的炮轰。我们非常震惊的是：人们尚未从宜黄刚刚发生的被强拆户因自焚而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中缓过神来，也还尚未从当地官员对拆迁户钟家姐妹的围追堵截和对死者的抢尸大战的记忆中褪去时，这位官员就迫不及待地“直抒胸臆”，可见地方官员对“强拆”的理念该有多么牢固。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是“一个强盗逻辑”，“把过去对反动派的打压用到对自己的人民身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霞辉则认为，如果说只有强拆才能推进城市化步伐，那么现有的中国城市化之路即将迈进“死胡同”。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警告说：“如果政府不退出土地拆迁的环节，那么自焚悲剧即便颁布新拆迁条例也难以消退。”　　

二、城市化与农村失地　　

在城市用地有限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却一路“凯歌”，其原因就是大量占用农村土地。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用地出现了三次大规模扩张，以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过度扩张最为严重。1991年——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则增加了300多万亩；部分沿海地区城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　　

而过去10年间，各类建设滥占耕地现象愈演愈烈。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但往往不急于建房，使一些优质耕地被圈定为建设用地后长期闲置。　　

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的卫星地图上，9个主要乡镇呈现一片灰白。当地居民称，万顷良田被铲平闲置5年后，才建成一座座商业区和别墅。而直到今日，温江还有两块未被利用的荒地。另在河南省商城县西城区，数十栋风格相同的小别墅错落有致地在路边排成一排，组成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豪华别墅群”。“别墅群”的用地，也是当地“最好的田”。这些农民的责任田，被强制以低价征收，政府随后又将其卖给了开发商，价格至少翻了10倍。　　

近来媒体频频曝光的山东、河北、安徽等地掀起的大规模“灭村运动”，更是触目惊心。这些地方政府拿出国土部2008年6月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的尚方宝剑，组建“增减挂钩”专班，打着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旗号，雷厉风行地投身其中。一场让农民“上楼”的大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据报道，山东诸城“一刀切除”村庄，全市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万人社区；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政府预计每年土地收益两三亿元。还有安徽允许用地指标跨市买卖，河北拆村圈地面积超指标数十倍等惊人报道。　　

三、城市化非面子化　　

中国社科院7月发表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到2015年将超过50%，城镇人口也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当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捆绑到一起后，与地方财政收入和政绩挂钩的城市发展就充满了商业的喧嚣和自我膨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对国内掀起的“造城”潮进行过详细调研。从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就是直辖市和各省省会。2003年至2004年，“大规划”曾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市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纷纷上马。　　

今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以古城西安为例，这里计划10年内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预计到2020年，都市区人口由现在的965万增长到1280万。　　

“中国得到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183个准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地级市’，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不客气地批评道。　　

而当“大跃进”之风刮到贫困县，“造城”盛宴更发人深省。今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历时10年“建新城”计划被曝光：这个财力只有3000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结果留下了一堆“烂尾楼”……　　

四、城市化面临四大障碍　　

在不断挤压和占据农村土地的城市，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病”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等正在蔓延，城市化还面临四大障碍。　　

户籍制度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等发布研究报告认为，由于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现有的城市化只是一种“半城市化”或者“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也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中国城乡之间的鸿沟就难以逾越。　　

资源分配　　

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和资源分配中，农业始终没成为名副其实的重中之重。其结果是，农业被现代化浪潮越抛越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表示，从城乡资源分配的众多不合理可以归纳出：过去30年中，我国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付出昂贵代价。　　

高房价　　

有人说，“80后”好几代人要倒在高房价面前。如今，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二、三线城市房价也正在崛起，且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是在食用城市“未来的午餐”。“高房价”已是伪城市化的“杀手”之一，因为现在靠土地财政的发展的所谓城市，城市本身现代化尚且遥远，但房价却“一枝独秀”，所以改变不了目前的这种高房价格局。　　

环境污染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113个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以上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城市化不等于污染扩大化，城市化的初衷就包括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污染的最小化。　　

五、对策　　

综上可见，我国在发展城市化的道路上，问题多多，许多地方政府在操作上常常陷入误区。其中，强制拆迁、圈地灭村运动、盲目追求面子工程等，危害不浅，而贯穿其中的症结，就是盲目狭隘追求土地财政和GDP崇拜，以及隐藏在背后的腐败。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等城市病和户籍制度、资源分配、高房价、环境污染等障碍，也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压力。　　

各地官员必须根除“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错误理念，杜绝强拆歪风和圈地灭村的错误行为，循序渐进地推动城市化进程。要改革地方财税制度，更换政绩指标，把地方官员从追求土地财政和GDP崇拜的怪圈中拖拽出来。严惩在土地买卖和拆迁建房中的腐败行为。对城市病和四大障碍要综合治理，制定利国利民的决策，给农民工优先提供住房和福利，给广大市民创造祥和安宁清洁卫生的环境，努力走出一条健康、幸福的城市化之路。　　

　　20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