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这又是一篇仓促的时评，在昨日，日本自民党执政联盟获得了超过2/3的议席。很多人以一种犬儒主义的姿态发出感慨，“愚昧”的日本人民选择了试图挑起战争的右翼，他们并不关心真正的经济议题。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每一次政治行动的背后都暗藏着更本质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资产阶级代议制无法体现这一变动，因为在代议制下，原子化的选民根本无法代表总体性的意志，仅仅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情绪宣泄。这也告诉我们，仅仅靠所谓的民主、共和、法制等“制度胜利”，寄希望于体制来约束权力的幻想，必然会在一次背叛中所幻灭。
“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我们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角度去考虑当下的逆全球化趋势，也就不难发现，这与在经济危机下选择贮存货币的“理性经济人”类似。流通领域无法产生剩余价值，而仅仅是剩余价值的分配，那么个别资本为了资本积累也就必然选择回流到自身的生产领域，特别是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且某些个别资本获得了超额利润的背景下。正如这篇文章所发问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并未因契约而克服，而是以个别资本相互竞争的样态复活了过来。当然，代表活劳动绝对发展的总体性无产阶级受到“资本一般”剥削的事实并未改变，我们也更应该思考，如何设计一个更合理的国际关系制度，才能让生产力的发展惠及全球人民，而非某个国家的资产阶级。
2025年6月，最高法院就2013年起持续推进的生活保护费削减一事作出判决，认定该削减违法。当时外界普遍期待，这一判决将推动政府就不当减额进行道歉与补偿，并重新审议生活保护标准。
然而，在这一判决之后实际推进的却是生活保护费的再度削减。国家避开了在最高法院被认定违宪的削减方式 —— 即 “通缩调整”，转而采用其他手段再次降低生活保护费用;既不对生活保护受领者、也不对原告方提供充分补偿，试图就此草草了结问题。
生活保护制度，是保障在日本生活者最低生活限度的制度。在物价持续高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若仍坚持下调生活保护标准，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生活底线正在不断崩塌。
但面对这一状况，社会上多数人却漠不关心。相反，甚至出现这样一种氛围——抨击要求自身权利的生活保护受领者，并积极支持削减福利。可以说，正是这类舆论的存在，才让国家得以轻视司法判决。伴随物价高涨而来的全社会贫困化，并未推动人们提出涨薪、充实社会保障的要求，反而似乎在扩散一种意识：为了守护自己的生活，可以牺牲他人。
这在当前选举中各政党竞相打出的“减税大战”中得到了体现。诚然，减税或许能让民众的实际收入略有增加。可一旦因此导致社会保障被削减，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自我责任被进一步强化的社会。
近来的选举中，一些论调获得不少民众共鸣与支持：例如声称外国人 “搭便车” 享受社会保障、掠夺日本人缴纳的税金;或是声称高龄人群的医疗费用负担正在压迫年轻人的生活。
难道我们只能这样一路走下去，走向一个为了自保便不惜牺牲他人、冷漠无情的社会吗? 本文将分析生活保护削减、减税大战所带来的现实状况，并探讨从中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物价持续上涨，夏天甚至难以生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现状。
如今，在我担任代表的 NPO 法人 POSSE 等支援团体举办的生活咨询会上，来自生活保护受领者的咨询量正在急剧增加。全国支援团体与律师联手、每年举办三次的 “万事咨询会” 埼玉会场，每次都会发放食物，但近两年来，依靠生活保护的民众为领取食物而排队的情况越来越多。
例如，2025 年春季的咨询会上，一对靠生活保护费与养老金生活的八旬夫妇一早就赶来了。两人因生活保护费不足、无法保证充足饮食而日渐消瘦。他们说，最难熬的是需要开空调的夏天：电费一交，饭钱就不够了。于是只能一天只吃一顿，买便宜的仙贝泡在水里充饥，或是把一个小餐包分成三份勉强果腹。妻子一个夏天体重掉了四公斤，丈夫更是虚弱到连生菜都咬不动。如今甚至出现了疑似因生活保护费不足而离世的人。在反对生活保护费削减、主张其违宪的诉讼相关集会上，仅去年一年，我就两次听到生活保护受领者的哭诉：“因为用不起空调，一起领生活保护的同伴中暑身亡了。” 其中一位是住在东京的女性，另一位是曾在神奈川参与生活保护诉讼支援工作的男性。
大约五年前，即便失业、因病无法工作，只要申请到生活保护，基本还能勉强维持生命。因此，咨询会的一大目标，就是帮求助者 “接入生活保护”。可如今，生活保护费维持削减状态，物价却持续上涨，即便领取生活保护，也越来越难以保障基本生存。
减税真的能让我们变得富足吗?
在社会保障安全网已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里，人们为了活下去，只能一味靠自己拼命工作，一旦生病、或因高龄难以就业，立刻就要直面死亡的恐惧。我每天在现场，都真切感受到这种残酷。
选举中愈演愈烈的 “减税大战”，正在加剧这一局面。近年来，舆论焦点集中在 “通过减税增加劳动世代到手收入” 上。部分政党将这类主张与削减对外国人、高龄者的社会保障捆绑为竞选公约，以此博取支持。
例如，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均承诺：在减轻劳动世代保险费负担的同时，提高高龄者的医疗费用自付比例。参政党则提出，“临终阶段过度延命治疗产生高额医疗费，是推高全国医疗费用的原因之一”，将 “尊严死” 法制化纳入公约，同时主张停止向外国人发放生活保护。
在要求大幅减税、将高龄者与外国人污蔑为 “挥霍税金” 的排外论调获得支持的背景下，高市政权内部已在讨论进一步削减各类社会保障安全网。厚生劳动省提出修改高额疗养费制度，计划按收入水平，在 2027 年夏季前将个人每月自付上限上调 7%～38%。2025 年 12 月，日本维新会与自民党更达成共识：对成分与市售药相近的约 1100 种医保内 OTC 类药品，将患者自付比例提高 25%。
减税大战越升级，社会就越要面对 “下一个该牺牲谁” 的问题，不断制造排斥与分裂。
这是因为，在不提高法人税、不对富裕阶层增税的前提下，想靠减税来消除贫困，就无法回避 “该削减哪项支出” 的追问。在这种结构下，排斥的界线不断被划向 “外国劳动者”“高龄者”“疑难病症患者” 等群体。
为了停止围绕有限“蛋糕”的恶性竞争
看到当下的格局，我总会想起 2021 年风靡全球的 Netflix 剧集《鱿鱼游戏》。
故事讲述了因各种原因背负巨额债务的穷人被聚集到生死游戏场地，为奖金自相残杀。每多一名死者，幸存者可分得的奖金就越高。参与者为了自保、为了家人，“自愿” 加入游戏，彼此背叛、互相杀戮。顶层的超级富豪在高处冷眼旁观、以此取乐，而游戏参与者对此浑然不觉。
围绕有限的财政负担与分配，人们被迫卷入排挤他人、只为多争得一点自身份额的竞争。如今日本的政治现实，几乎就是《鱿鱼游戏》的现实翻版。
许多人被引导相信，只有通过削减他人福利来实现减税，才是保护自己生活的唯一办法。但这真的是唯一出路吗?《鱿鱼游戏》后期，主角说服其他参与者联手，向游戏主办方发起挑战，试图终结游戏本身。
看看其他国家，现实世界里同样出现广泛尝试：占社会 99% 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向垄断财富的 1% 发起抗争，对贫富同时加剧的社会说 “不”，努力构建人人都能生存的社会。
例如在 2025 年美国纽约市长选举中，身为穆斯林、移民出身的佐兰・马姆达尼当选。他主张对富裕阶层增税，并用相关财源实现幼儿教育免费、市营公交免费、房租涨价冻结等政策，获得陷入贫困的劳动者阶层广泛支持。其背后，是以年轻人为中心、近十万名选举志愿者挨家挨户耐心游说的成果。志愿者们向选民传递：生活困苦的根源，并非 “白人劳动者 vs 移民劳动者”，而是 “99% 的贫困劳动者 vs 垄断财富的 1% 富裕阶层”。
这类动向正全美扩散。2025 年 10 月爆发的 “NO KINGS(不需要国王)” 大游行，以 “NO KINGS NO BILLIONAIRES(不需要国王，不需要亿万富豪)” 为口号，组织者称全美动员规模达 700 万人。组建工会、要求涨薪的斗争也在不断扩大。美国星巴克已有约 1.2 万名员工、覆盖 550 家门店加入工会，他们批判 CEO 薪酬接近普通员工的 6000 倍，强烈要求提高工资。此外，纽约市多家私立医院中，总计约 1.5 万名护士自 2026 年 1 月 12 日起发起罢工。其中一家涉事医院的 CEO 年薪高达约 2630 万美元。护士们要求涨薪、确保人员配置，并迫使管理层将财富用于一线劳动者与当地居民。
在日本，2026 年 2 月 2 日，正值各党派大打 “减税战” 的选战期间，“非正式用工春季斗争” 宣布启动。这一行动继承了全球运动的潮流：劳动者跨越种种差异实现团结，对抗不愿分配利益的企业与富裕阶层。
在今年的非正式用工春季斗争中，组织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 35 家工会，将向 160 家企业、10 个地方政府提出涨薪要求。一方面，日本企业囤积的内部留存收益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支撑社会运转的关键岗位劳动者却被低薪压榨。为对抗这一现状，非正式劳动者们团结起来，要求10% 以上的涨薪，并已开始展开交涉。
记者会上，幼儿园教师、语言教师、餐饮店兼职、出版发行行业劳动者等来自不同企业、不同工种、不同国籍的非正式劳动者齐聚一堂，表达了要共同提升全体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待遇的决心。
在日本社会，贫困群体间的分裂被不断煽动，人人都只被眼前的到手收入牵动注意力。想要与同伴联结、扎实扩大要求涨薪与充实社会保障的团结运动，或许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我坚信，推广这样的行动，正是我们走出这场人人因实际收入下降而恐惧、因经济负担而互相排斥、生活日益困苦的绝望游戏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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