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做政治学理论探讨，无不良引导，请勿无端联系、过度解读)
当一个人掌握了他人所需要的东西时，这个人就对他人产生了权力。
一个商人掌握了我们需要的商品，我们可以支付金钱进行交换——这时候我们和他还是平等的，因为我们也掌握着他所需要的东西即金钱，以此可以对冲他对于我们的权力。
但是倘若一个人掌握的东西我们特别需要，甚至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而同时我们手中又没有他特别需要的东西，那时会怎么样呢?
那时这个人可以轻易地用权力来支配我们，因为我们为了他手中那个我们需要的东西，必须服从他，而同时他又不依赖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那时就出现了权力不对等的现象——他的权力已不受监督、约束。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
上述的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可能出现在各种领域：职场、学术等。现实中的体制肯定比上述的抽象模型要复杂得多：对于自己下属掌握了不对等的权力的人，他们上面还会有人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具体表现为晋升及其所需的绩效考核等;而为了得到这些就要去满足上一级的要求，接着他们就会把这带来的工作压力转移给手下人;如果下面还有人的话，这份压力还会继续转移传导，以此类推，最终压到这套体制中，最下层的人那里。最下层者由于不对任何人有权，不得不承担来自上层的所有压力，以至于不堪重负、跳江轻生。
以上就是所谓“压力型体制”运作的基本逻辑(现实会更加复杂)。
那么，要怎样打破这种权力体制的困境，防止处于下层者被不受限制的权力压迫呢?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命题那里，我们就能推出答案，我们也要掌握居于上位者所需要的东西，形成也能针对他的权力，予以制衡，让下位者和上位者的关系变成文章开头提到的商人和消费者那般平等的契约关系。
资本家可以对一个工人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但倘若所有工人都不干了呢?那时资本家面对团结起来的人所形成的权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互联网不能失去记忆。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两年前的一个事情，或许正佐证了本文的结论：
也不禁感叹：大学乃至整个学术圈本应该是追寻真理、以知识为人民服务的纯洁之地，如今竟被畸形的权力体制沾污，导致近年来总能曝出这样的新闻。“霍金来了也得站起来敬酒”虽然是互联网上流传的一句夸张的调侃，但却也和历史上一切民谣一样揭露了社会的某处伤疤。
当然，仔细想想也不用意外，比较学术圈也存在着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我们要否定旧学校，只从这种学校中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
要想让学术圈回归追寻真理、服务人民的正轨，而不是学阀、学术官僚谋取特权的遮羞布，就还得让我们手中掌握些什么来形成一个与后者抗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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